翠湖的书桌

决心前往昆明，是我在下班路上听有声书的时候。连续听了几日汪曾祺的《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我忍不住也想要去逛翠湖、吃菌子，然后看看联大的书桌。

北平学生联合会发表《告全国民众书》抗议华北自治，激愤地写道：“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7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迁往长沙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又被迫西迁昆明，同年4月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联大。自此八年间，三千多名师生的书桌就“安放”在这西南偏远之地。

汪曾祺1939年报考联大时，文法学院已经从蒙自迁回昆明，安置在翠湖北岸新建的校舍。如今在云南师范大学内的联大旧址，仍能见到一间保存完好的教室——土坯墙、铁皮顶、长条形的房间里成排地摆着当年上课时用的“火腿椅”。“火腿椅”右侧带一块扶手板，形似宣威火腿，可以放书本和写笔记，权当书桌用。据说当时学生宿舍里没有桌椅，而图书馆的座位实在不多，于是联大学子常常带着书本跑警报、泡茶馆，郊外山坡草地、街巷大小茶馆，处处都是联大学子的书桌。

从联大旧址出来向南，是热闹的文林街，原是茶馆的集中地，如今则酒馆与咖啡馆林立。文林街二十号曾是联大教员的宿舍，沈从文每周在此接待老友小友来访，如今也改为咖啡馆了，门前立着“云南小粒咖啡”的招牌。汪曾祺说他最初几篇小说就是在文林街折入钱局街的一间茶馆里写的，窗口“从翠湖吹来的风里，时时带有水浮莲的气味”。

水浮莲虽然貌美，却是入侵物种，现在翠湖已改种荷花了。翠湖地势北高南低，数条通往湖边的小街都以“坡”为名——丁字坡、小吉坡、先生坡、西仓坡等。

文林街向南走下先生坡，就到翠湖。先生坡铺着青石板，恰逢雨天路滑，眼见一辆小汽车多番冲坡不成功，只好慢慢倒滑回坡底，掉头去走别的路了。

钱局街向西走下西仓坡，也到翠湖。西仓坡闻一多故居门前正是先生殉难处，纪念碑后侧一株红艳的花树在细雨中摇曳低垂，仿佛是一场天然的祭拜。闻一多是领着两百多名学生从长沙徒步走到昆明的，他在这趟“旅行”中画了许多速写，又指导学生刘兆吉采风民歌，编成一本《西南采风录》。他说：“今天我要用我的脚板，去抚摸祖先经历的沧桑。国难当头，我们这些掉书袋的人，应该重新认识中国了。”

翠湖堤岸上柳树仍在，而据说可作为昆明雨季代表的缅桂花，即白兰花，我到蒙自时才见着。南湖边周家宅院曾借作联大女生宿舍，院内一株一百多岁的缅桂花树，十几米高，玉白的花簇在半空盛放，甜香醉人，仿佛是岁月静好的注脚。其实，在乱世它也是这样开着，也是散发着这样浓郁的香。

联大八年，在文史理工法商各个专业都培养出数量惊人的专家。师生都穷困得近乎潦倒，却并不颓丧灰心，一面孜孜不倦地做学问，一面在拍曲打球、写诗作画中自得其乐。真知识分子当如是。他们辗转万里，跋山涉水，不是为了逃避艰难或者贪图安乐，而是为了决不可放弃的教育兴国的责任，正如联大校歌所唱：“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穿过翠湖往东南方向走，有一条文明街，当年是书店的集中地，是联大学子典当辞典换得破酥包与鸡汤米线的地方。如今东方书店在原址重开，门口挂着一副木刻的对联，下联道：“天下第一等好事还是读书。”

我来昆明一趟，仿佛就是为了体会这一句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