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拱之：她在每一个黑夜热爱星辰

危拱之，原名危玉辰，1905年生，河南信阳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2月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参加广州起义。中央苏区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党委委员兼俱乐部主任，在刘伯承的支持下，参与创建了红军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文艺团体——红军八一剧团。1932年夏，任中央苏区工农剧社副社长。1934年，被编入中央军委第一纵队干部团随中央红军长征，任总务科科长。在长征途中与叶剑英结婚。1939年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1949年出席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73年逝世。

桌上放着一本1986年12月出版的小册子《怀念危拱之》。

我捧书细读，30多名革命战友的讲述，恍若一场“危拱之事迹报告会”。故事的主人公，是那么令人扼腕心疼，又是那么令人心潮澎湃：她用缠过的双脚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途，她是中国红色文艺的先驱者和奠基人；她出入枪林弹雨，3次蒙冤被开除党籍而保持初心不变，她是忠于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斗士；她患病卧床20多载，清晨必定要收听新闻广播，午休后爱唱革命歌曲，常常捧读《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等革命读物……屹立在书页间的，不只是危拱之1.72米的飒爽英姿，更有革命战士负重前行、百折不挠的精神丰碑！

《怀念危拱之》的书名是康克清题签的，蔡畅作序，序中写道：“中学毕业，她投考武汉黄埔军校女生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革命征途。”不平凡的一生里，她是危玉辰，她是危拱之，还是林淑英、魏晨……

危玉辰：“我才不相信

什么上帝！”

1905年10月31日，河南信阳县城四级牌楼西街一座建有两排平房的院子里诞生了一个小女孩。女孩的父亲是个秀才，母亲是个勤俭持家的贤内助。女孩出生时，父母已生下了2个哥哥和2个姐姐。

小小人儿名唤“小玉”，宝贝之心由此可见。小玉在私塾认了些字后，又要上小学了。在武昌城里做过官宦人家塾师的父亲想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句子，给小女儿取了“玉辰”这个学名。玉辰跟父亲很亲近，最爱听他讲孙中山和黄兴革命的故事。有一次，父亲跟玉辰讲起秋瑾殉难的经过，她一边不停地流泪，一边握紧拳头，眼神里写满了敬仰。母亲发现，小女儿得了父亲的教化后，脾气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叛逆了：她不爱读四书五经，偏偏爱上体操课。为了上好体操课，她不顾母亲的反对，居然要扯掉裹脚布，坚持要解放双脚，丝毫不怕有失体统。

玉辰10岁那年，家对面“福音堂”的牧师创办了一所教会小学，母亲就把老四和老五送进了这所小学。教会学校的课本全是根据《圣经》编成的教义，牧师夫妇每天带着学生祷告，求上帝赐福，保佑平安，宽恕罪过。牧师对学生说：“你们要相信上帝，死后才可以上天堂，不然，就会下地狱。”玉辰对此很反感，对牧师说：“我才不相信有上帝存在！”读了一年不到，她就和姐姐相约报考了信阳城里的汝阳道立女子小学。在这所新式学校里，有语文、数学、体操、手工、音美各科，玉辰像是来到了一片开阔地，呼吸着新鲜空气，别提多高兴了。不幸的是，父亲在玉辰小学还没毕业的时候因肺痨病故。母亲品性坚忍，依靠家里12石田地的稞租，咬牙继续供老四和老五上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让玉辰的思想更加成熟、更加活跃。汝阳道立女子小学改为汝阳道立女子师范学校后，玉辰也作风大变，大胆泼辣、敢于主持正义的她，常令同龄人刮目相看。一次，学校聘请的地理教员连中国的五大湖泊这么简单的问题都答不上来，玉辰和几个同学找到校长要求换老师，校长不但不答应，而且指责学生无礼，把玉辰等4名学生开除了。消息传开，城内县立师范和讲习所等学校的学生纷纷罢课声援。

1924年夏天，玉辰来到开封，考上了北仓女子中学。这里不少老师是留学归国的学者，热心于宣传新文化，更有共产党人来到学生中间传播革命理论。玉辰尤其喜欢听地理老师的课。地理老师除了课讲得生动，思想也进步。她常常可以从他那儿借阅到《新青年》杂志和鲁迅等人的著作。她剪掉了长长的辫子，姐姐担心她挨骂：“家里来信交代不许我们学洋，更不能剪辫子，咱放假回去咋向长兄交代？”玉辰却不怕，她说：“大哥能怎么样？我看他敢砍我们的头吗？”

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后，玉辰的革命热情日益高涨。1925年“五卅运动”发生后，她立即报名参加了声援沪案救护队。那年暑假，她和一些进步同学几次往返于开封、郑州、信阳之间，在人丛里发动募捐，支持上海受难同胞。

“打倒英、日帝国主义！”

“为死难烈士报仇！”振臂呼喊的口号，迸发出玉辰心中的愤怒，也煮沸了玉辰捍卫正义和真理的热血！

危拱之：红军和白军都不带

武器前来集市看我们表演

接受了新思想的危玉辰改名为“危拱之”，以此纪念人生中新的开端。

1926年，危拱之从中学毕业了。北伐军攻下武汉后，黄埔军校在武汉开办分校，还专门招收女学生。危拱之特意邀请姐姐一起去报考。

1927年春天，瘦高的危拱之被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正式录取，穿上了军装，还配备了武器，英姿飒爽地开始了严格的军事训练。训练时，她被编入女生大队第二区队。一双缠过又放开的脚让这个高个子女孩吃够了苦头，但她性格刚强，咬牙忍着。她学习革命理论的劲头十足，校内外的革命斗争更是积极走在前面。她参加汉口群众反英大示威，帮助汉口妇女协会宣传“放足运动”，多次去汉口“血花剧社”演出文艺节目。同年4月，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久，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提前为危拱之这批女学生颁发了毕业证书。组织安排她到第四军军医院做看护。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危拱之迎着枪林弹雨，在街头的临时包扎所里英勇地救护伤员。起义部队撤出广州后，她又被分配到整编后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政治部办公厅当宣传员。在红四师坚持东江地区游击战争的那段日子里，她除了积极参加打土豪、分田地运动，还发挥特长，和战友一起创办了《红军生活》报和《造反》杂志，丰富部队和当地群众的文化生活。1928年4月，海陆丰地区革命斗争失败。危拱之经香港九龙辗转到上海，于7月赶到开封加入刚组建的河南省委组织部，担任了中共河南省委妇女科科长。

在白色恐怖的凶险环境里，危拱之同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张景曾以夫妇名义为掩护，全身心地投入恢复和开展党的活动。1928年底，河南省委机关被敌人破坏，一批重要干部被捕。为了避免更严重的迫害，党中央决定派危拱之和张景曾前往苏联学习。1929年6月，两人来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危拱之先是在俄文班补习俄文，10月又被编入政治第一班。那时，她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因“托派嫌疑分子”的罪名而被开除出党，之后被安排到莫斯科一家印刷厂参加劳动。

异国的风寒冻不住一颗赤子之心。1931年1月，危拱之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之后她又辗转闽西来到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奉命参加创办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学校。令人高兴的是，她回到国内不久就恢复了党籍。

危拱之在红军学校政治部担任俱乐部主任，负责红军学校的文化宣传工作。那段时间，她干得真带劲啊！在俱乐部开展政治演讲会、科学演讲会，编写墙报，演出话剧，真正践行了毛泽东“红军文艺运动大发展”的指示精神。她于1931年底成立“八一剧团”，第二年5月，又组建了“工农剧社”，担任副社长。

在斯诺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红军剧社”一节里，他专门采访了危拱之。“农民们老远来看我们红军演出。”“有时……红军和白军都不带武器前来集市看我们表演。但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如果知道了是绝不答应的，因为国民党士兵一旦看了我们演出后就不愿再打红军了！”危拱之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红军剧社的作用在于大量传播革命思想，消除群众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争取群众的信任。

“魏晨”：毛主席的一句话

让我回到了党的怀抱

谁会想到《工农剧社章程》草案也会让危拱之获罪，被永远开除出党！危拱之欲哭无泪，但纵然身处暗夜，也要不舍星辰。就是这个被永远开除出党的人，来到高尔基学校培训了一拨拨红军文艺工作者。之后，她又从九堡出发，随红军干部团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路上，她以模范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身上背着数十斤重的枪支、弹药和口粮，一路上拄着棍子走，没有骑过一次牲口。

诚者，成也。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党中央作出决定：“凡是经过长征考验的，不论是马夫、炊事员，都可以入党或重新入党。”针对历史上被误认为有政治问题的人，毛泽东还特别发了话：“他们如果真是坏人，又怎么肯跟着我们过雪山草地而不逃跑呢？”12月，危拱之回到了党的怀抱。她给大家演唱凤阳花鼓调：“红军强，红军强，千难万险无阻挡，行军路上揍老蒋，北上抗日打东洋。”

1937年5月，在延安举行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危拱之听了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后，心潮澎湃。1938年2月，危拱之刚任中共河南省委秘书长不久，就化名林淑英在省委机关刊物上发表了《动员河南的妇女保卫家乡》，呼吁妇女抗日救亡。3月，她又化名魏晨来到开封扶轮小学指导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在那儿，魏晨组建了开封孩子剧团并亲任导演。1945年，危拱之光荣地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9年3月，在抱病参加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危拱之抱憾辞去工作，与病魔做长期斗争，直到1973年2月8日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1985年5月，李先念为亲密战友题词“学习危拱之同志的崇高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