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思维品质

文化积累

中国古建筑的特征

梁思成

至迟在公元前一千四五百年，中国建筑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系统。个别建筑物的结构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即台基、屋身和屋顶。台基多用砖石砌成，但亦偶用木构。屋身立在台基之上，先立木柱，柱上安置梁和枋以承屋顶。屋顶多覆以瓦，但最初是用茅葺的。

在较大较重要的建筑物中，柱与梁相交接处多用斗拱连接。屋身的立柱及梁枋构成房屋的骨架，承托上面的重量；柱与柱之间，可按需要或砌墙壁，或装门窗；或完全开敞（如凉亭），灵活分配。

一所住宅、官署、宫殿或寺院，都是由若干座个别的主要建筑物，如殿堂、厅舍、楼阁等，配合附属建筑物，如厢耳、廊庑、院门、围墙等周绕联系，中留空地而形成的庭院，或若干相连的庭院组合而成。

最初，在建筑内建造庭院是为了防御和保卫。后来它被贯彻到整个城邑。随着政治组织的发展，在城邑之内，统治阶级能通过军队或“警察”对人民进行武力镇压，实行所谓的“法治”，于是在城邑之内，庭院的防御性逐渐减少，只剩下隔别内外、区划公私（敦煌壁画为这发展的步骤提供了演变中的例证）的作用了。例如汉代的未央宫、建章宫等，本身就是一个城，内分若干庭院；至宋以后，“宫”已缩小，相当于小组的庭院，位于皇宫之内，本身不必再有防御设备了；北京的紫禁城，内分若干的“宫”，是宋以后沿革宫内有宫的最典型的例子。在其他古代文化中，也都曾有过防御性的庭院，如在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就都有过。但在中国，我们掌握了庭院部署的优点，扬弃了它的防御性的部署，而保留它的美丽廊庑能给居住者庭内“户外生活”，带来内心宁静的特长，并利用至今。

数千年来，中国建筑的平面部署，除去少数因情形特殊而产生的例外，莫不这样以若干座木构骨架的建筑物联系而成庭院。这个中国建筑的最基本特征同样地应用于宗教建筑和非宗教建筑。我们由于敦煌壁画而得见佛教初期时的情形，可以确切地说宗教的和非宗教的建筑在中国自始就没有根本的区别。

究其所以，大概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功用使然。佛教是供养佛像的，是佛的“住宅”，这与古希腊罗马的神庙相似。二是因为最初的佛寺是由官署或住宅改建的。汉朝的官署多称“寺”。传说佛教初入中国后的第一所佛寺是白马寺，因西域白马驮经而来，初至鸿胪寺，遂将官署的鸿胪寺改名而成宗教的白马寺。以后佛教用的建筑都称寺，就是袭用了汉代官署之名。《洛阳伽蓝记》中，“建中寺本是阉官司空刘腾宅……以前厅为佛殿，后堂为讲室”“愿会寺，中书舍人王翊舍宅所立也”等舍宅建寺的记载不胜枚举。佛寺、官署与住宅的建筑在佛教初入时基本上没有区别，可以互相通用。一直到今天，大致仍然如此。

（节选自《敦煌壁画中的中国古建筑》）

【赏析】

梁思成运用了三种研究古建筑的方法。

1.古籍文献研究：梁思成结合《洛阳伽蓝记》等相关古籍文献记载来佐证“最初的佛寺是由官署或住宅改建的”的观点。

2.比较研究：梁思成将中国传统建筑中的庭院作用和其他古代文化中的建筑庭院的作用进行比较，认为二者都具有防御保护作用。

3.跨学科研究：梁思成从建筑学角度对中国传统建筑进行专业剖析；同时，通过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式，全方位、立体式地呈现中国传统建筑丰富的内涵与特征。

鉴赏创新

人类文明新形态与生态文明

王治河：您如何看待人类文明新形态？您认为这种新文明与现代文明应该有哪些不同？

柯布：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个非常好的表述，它昭示着我们要与旧文明告别。与旧文明膜拜财富不同，新文明应该将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放至首位，优先考虑个体和共同体的共荣与幸福；与旧文明膜拜竞争不同，新文明应该推崇合作，全球人类社会必须纳入更大的生命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就正确地指明了这一方向。长路漫漫，如果人类不想毁灭的话，人类文明新形态无疑是个正确的方向，值得我们为之奋斗。

樊美筠：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提出的“有机过程哲学”与中国文明非常契合，您认为拥有有机过程思维，对中华文明在化解文明冲突方面能形成一定的优势吗？

柯布：答案是肯定的。在有机过程思维看来，正是事物之间的内在关系，包括合作互助关系构成了事物本身。在深层的意义上，任何真实的存在一定是“关系性的存在”。相信对于这种思维，中国一定不陌生。从中国道家思想先驱老子的“齐物论”，到宋代哲学家张载的“民胞物与”，再到明代大哲人王阳明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无不体现了这样一种有机过程思维。我一直认为这种有机过程思维也会给中国的科学家带来优势，使他们有别于西方同行的碎片化研究，得以用一种动态的、整合性的视野指导自己的研究。

王治河：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文明建设十分重要。在您看来，中国式现代化为创建生态文明能作出什么样的独特贡献？

柯布：如果中国式现代化是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那我举双手赞同。在中国人的宇宙观中，人仅仅是宇宙的一个构成要素。这一点在中国的山水画中得到了具体的呈现。在那里，人物居于从属的、次要的地位，美丽的植物、动物和山水则成了主角。这样一种认真看待自然、敬畏自然的传统，在中国一直没有中断，它直接影响着中国向生态文明迈进。这样一种思想上的优势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所不曾具备的。除了思想资源上的优势，中国式现代化在创建生态文明方面还具有一种后发优势，她可以充分吸取西方发达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的沉重教训。当然中国还可以利用高科技特别是绿色科技、绿色能源实现弯道超车。此外，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也为创建生态文明乃至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

（节选自《人类文明新形态与生态文明——世界著名后现代思想家小约翰·柯布访谈录》）

【赏析】

在采访对话中，柯布反复运用比较的手法来强化自己的观点。

1.新旧文明比较：柯布将旧文明与新文明进行比较，突出新文明“将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放至首位”“推崇合作”等特点，强调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

2.两国思维方式比较：柯布将英国碎片化研究与中国人“关系性的存在”的思维方式进行比较，强调了中国传统有机过程思维在化解文明冲突方面的优势。

3.中外创建生态文明的比较：柯布将中国在思想资源、后发优势、制度保障等方面的优势与世界上其他地方进行比较，强调了中国式现代化在创建生态文明方面的独特贡献。

运用表达

古希腊论辩术之集大成者是亚里士多德《工具论》中的《论辩篇》，它与我国先秦后期墨家的《墨经》（又称《墨辩》）、古印度《正理经》一样，涉及论辩术的方方面面。尽管论辩的目的在于“争胜”，但是三部古代经典都不约而同地阐明，要展开“良性”论辩，就要求在论辩中“尊重（合理的）论证”，即要求论辩者不仅要就论证中的论据（前提）达成共识，而且要就论据是否能够推出论题（结论）达成共识；论辩既要“以理服人”，也要“以情动人”，但是合理的“良性”论辩必须将“情”与“理”区别开来，要将“修辞术”与“论证术”区别开来；“良性”论辩应能识别并反驳论证中各种“推不出”的谬误，并拒斥自觉地利用这些谬误的“诡辩术”。这样，就把区分合理论证与不合理论证的研究从论辩术中突出出来，从而把从论据是否能够推出论题的研究突出出来。这就形成了系统反思人类“推理理论”的逻辑学说的三大源头。

请根据材料简要阐释“‘良性’论辩”的内涵。

（参考答案见下期中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