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时师度

在大学教书多年,常从年轻人身上看到自己过去的身影:苦闷的,阳光的,躁动的,浑然不觉的……“青春是一场晦暗的风暴”,我常以法国诗人波德莱尔《仇敌》里的这句诗,描述自己年轻时的情状。我实在庆幸自己没长得太扭曲,跌得太破碎,而长成一个不再以自己为“仇敌”的“正常人”。说实在的,这要感谢我遇见的一众好老师在不同阶段给予我的教导与帮助。

我中学阶段就读于云南的一所县城中学,时间是1993年到1999年。按现在流行的话,我连“小镇做题家”都算不上,从我们家到镇上还有几里地呢。所以,好老师对我而言更为金贵。在众多好老师中,有两位十分特异——我因此按老礼,称他们为先生。

一位是教高中历史的全先生:跛足,上海人,日常都是上海腔普通话,教我们的时候已临近退休。周围老师讲起全老先生,都是满心敬意,说他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学问极好云云。在一个闭塞的小县城里,我第一次感到“复旦大学”就在眼前。他讲课不怎么用课本,随口就讲,但条理清晰,细节丰富,考试前才带我们翻下教材。讲一个我印象极深的细节。那时“股份制”刚进入中学教科书不久,在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料想大部分老师都没来得及亲见这到底是咋回事,但它却是高考的新内容。我突发奇想,去请教全先生。老先生用上海腔带我回到遥远的大上海的资本故事中,娓娓道来,百折千回,为我解开了迷惑。

还有一位是教初中政治的张先生。他是附近山区的彝族人,普通话不好,彝语腔尤其浑厚,说话像瓮里发出来的,每句话都挤得有点变形。然而,张先生是五六十年代的中央民族学院的毕业生,这个学历背景,在我就读的中学是十分罕见的。张先生也以博学而被同事们尊敬,被学生们敬仰。记得那时我喜欢去县城的图书馆借闲书看,一次借了本《爱因斯坦传》,头一回遇到“以太”这个词,看不懂。于是想,博学的张先生一定懂。一次晚自修上,我有些紧张地去请教他。他惊异地看了我一眼,嘴里说了句我没听清的话,就转身匆匆走出教室了。约莫过了一刻钟,这位瘦小的老头怀抱一本巨大的褐色哲学大辞典出现在我的课桌旁,摊开大书里的“以太”词条,逐字逐句给我讲解起来。好奇爱热闹的同学们都围拢过来,一起聆听老先生讲神圣永恒的“以太”。

在躁动的青春期,在随时可能学会抽烟喝酒、堕入愚顽恶戾、加入打架斗殴的中学时代,他们的言行引导我感受到了求知的乐趣。这种乐趣,正好替代了别的可能。

这里需要多解释几句,在我读中小学的年代,在我的家乡,青年人之间打架斗殴很常见。当时每个村里,一招呼就能出现一二百个十几岁二十来岁的男青年。每逢赶集日、庙会期或放露天电影,常听闻他们打架斗殴的事情,受伤甚至因此入狱的情况也不鲜见。我初中的一个同桌就曾绘声绘色地给我讲他参加“大乌龟扫荡队”的经历,我一度有些向往。其实这就是一群懵懂无知的少年人以破坏甚至违法的形式,发泄青春期的躁动和激情。我那位同桌,在初中后期经常逃学,初三就退学了。还有另一高年级男生,是同学中的小头目,许多同学都曾借钱给他,后来此人不知所终。在各位好老师的教导下,在求知乐趣的驱动下,我终究走在了正道上。高中毕业,我考进了中央民族大学。进大学不久后,我看了贾樟柯电影《小武》很有共鸣,似乎“小武”就是另一个自己。

比“小武”幸运,我到北京上大学,而没留在县城或乡间厮混。作为一个西南山区的少数民族青年人,初到京城求学遇到的困难、茫然和惊喜,是十分具体的。还好,我实在是一个有好老师运的人。我大学的班主任敬文东老师引领我沉迷于人文知识的殿堂。那时三十出头的他,像一位兄长带我做了许多影响我一生的事。比如,我大三写关于小说家格非的作业,他便带我去清华大学拜访格非老师。为了发表我不成熟的作品,他不惜隐瞒我的学生身份,以防杂志编辑有偏见。他对我的鼓励和帮助,要都写出来,恐怕能写一本书了。此外,本科期间,诗人西渡老师教会我写文章和编辑技能,也是通过他,我第一次读到各种与诗歌相关的书籍杂志;研究生期间,诗人张枣老师从天而降般来到中央民族大学任教,在我博士毕业前不久遽然病逝,我已多次写过我们的故事;我的博士生导师刘淑玲老师以少见的天真和慈爱,每每感化不那么省心的我……师恩浩荡,感谢和回报都是说不尽的了。

记得2011年夏,在博士毕业离京南下杭州的高铁上,我给刘老师发了一句话:“迷时师度,悟了自度。”前半句感谢老师们对我的救助、激励和宽容,我因此有机会修文习艺,而没在容易失足的晦暗风暴中跌落深渊;后半句,则是勉强地给迷途中的自己打气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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