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意，是力量之源

1859年，《物种起源》横空出世，生存竞争的概念席卷了人们的集体意识。12年之后，查尔斯·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中写道：“一个部落的成员，倘若有着高度的忠诚、顺从、勇气和同情，总是乐于助人，总是愿意为了共同的利益牺牲自己，必定能战胜其他大多数部落，这会成为自然选择。”达尔文用这段话试图说明，当合作和团结成为自然选择时，善意和道德是如何在个体中出现的。

“适者生存”即为“友善者生存”

后继的生物学家和演化人类学家通过不断挖掘DNA和化石的证据，以及对狐狸和狗的驯化实验，进一步指出：“在智人出现后的30万年间，当同时期其他同等或更加强壮聪明的人属物种走向灭绝时，智人能够存续下来的真正的优势是友善度。”进化中的“友善度”大致可以定义为：“某种与他人有意或无意的合作，或对他人的积极行为。”

与此同时，得益于现代研究技术的进步，进化心理学家、社会心理学家以及脑认知神经科学家基于大量对人类本身的研究，找到了人类道德行为的神经生物学基础及其可能的运作模式。这些研究结果指向一个事实：就像人类一出生，大脑就准备好了学习语言的硬件一样，人类的特定道德程序是与生俱来的，而友善互惠是最重要的。“适者生存”常被误读为“更快、更强、更有攻击性”的生存之道，但科学研究表明，“适者生存”即为“友善者生存”，最大、最强、最狠的动物确实容易在短时间内获得更高地位，但也将会持续处在应激状态中，社会应激会消耗身体的能量预算，削弱免疫系统的功能，增加个体和后代消亡的风险，最终自取灭亡。

所以，“人之初，性本善”不仅是我们朴素的意愿和偏好，而且是人类在进化中存续的关键力量和个体的人性真相。

守住“负性偏差”的边界

友善有利于人类的生存与延续，但大量的事实和研究，却令大众普遍认为丛林法则本该是“弱肉强食”。这是因为，虽然善意让我们在进化中胜出，但同时自然进化也选择了“负性偏差”。在紧急状态下，相较于正性（支持性）线索，人类必须对负性（威胁性）线索给予更快更多的关注和反应，才能更好地存活下来，这就是“负性偏差”。

对于一个原始人而言，虽然树上的累累浆果可以果腹，但更早更快更准确地觉察灌木丛中有一只老虎的警觉性，要比看到浆果更重要。“负性偏差”能让人类逃离威胁，存续生命。

心理学研究证实，“负性偏差”在生活里无处不在。在一群中性情绪的面孔中，我们会更加快速地找到愤怒的面孔，而不是开心的面孔;一件漂亮的衣服会因为一个破洞而瞬间掉价;如果草莓蛋糕上有一只蟑螂，那么鲜艳的草莓、诱人的奶油香味就难以被注意到，你只会想，太恶心了，我再也不要吃这个东西了。而且，可能就在此时此刻，新闻里闪过战争或犯罪的画面，短视频里激烈喧嚣的对骂，永远比平静友好、善意温和的场景更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就这样，我们被卷入了动荡和恐慌的焦躁氛围里，忍不住会想生活如此糟糕，人类简直是个悲剧的物种。若是“负性偏差”的作用范围“越界”到紧急状态，或是对威胁过度紧张和焦虑，它便会持续消极地影响我们的情绪、心境以及信息加工，泛滥成灾。

“负性偏差”让我们忽略了一个更壮观的背景事实：地球上有80亿人，至少有95%的人在友善相处。无论是因进化而来的道德直觉，还是经由这些直觉选择的个人偏好，大多数人都如你我，热爱和平，讨厌战争和毁灭。人们想要与邻里和平共处，发展友谊;努力地去爱与被爱，在日复一日的善意中穿梭。

这些善意，有时轻盈到只是一瞬间，便能令彼此体验到镜映般的归属和接纳;有时厚重到支持了彼此的一段生命历程，每一场陪伴我们长大变老的同行都会被存储为心理安全感。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轻盈和厚重之间的善意链接中穿越，记住它们，贮藏它们，我们的自尊心和自我价值感由此而笃定。

友善一直以来都是人类存续的重要条件，而我们遇到的所有善意都在为这个世界兜底，所以请放心，这个世界没有想象的那么坏，关注那些易被湮没但总默默铺满了人生之路的善意，这是你、我和这个世界的力量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