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温度的理性

如果有人对书架上的图书发出指令“入列”，《宋诗选注》可能会自觉就列文学方阵。但是，由于其注释的丰赡、广博、精深，对作家、作品评析的系统性和独创性，它被公认为是一部学术著作。然而，它又不同于印象中的学术著作，长着一张学术脸，严肃、正经、刻板，它的注释别开生面，字里行间总是流露出对诗人、对诗歌形象、对读者的温情。

王安石《泊船瓜洲》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是个名句、警句，其中的“绿”字向来被认定为炼字的典型，为人称道。

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钱锺书先生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首先客观评价这是王安石诗歌创作讲究修辞的一个有名例子。随后委婉地质疑：“据说他在草稿上改了十几次，才选定这个‘绿’字。最初是‘到’字，改为‘过’字，又改为‘入’字，又改为‘满’字等等（《洪迈《容斋随笔》卷八）。王安石《送和甫至龙安微雨因寄吴氏女子》诗里又说：‘除却春风沙际绿，一如看汝过江时。’也许是得意话再说一遍。但是‘绿’字的这种用法在唐诗中早见而又屡见：丘为《题农父庐舍》‘东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李白《侍从宜春苑奉诏赋龙池柳色初青听新莺百啭歌》‘东风已绿瀛洲草’;常建《闲斋卧病行药至山馆稍次湖亭》‘行药至石壁，东风变萌芽。主人门外绿，小隐湖中花’。于是发生了一连串的问题：王安石的反复修改是忘记了唐人的诗句而白费心力呢？还是明知这些诗句而有心立异呢？他选定‘绿’字是跟唐人暗合呢？是最后想起了唐人诗句而欣然沿用呢？还是自觉不能出奇制胜，终于向唐人认输呢？”

前人曾说，谈艺论学，要抵达思想深刻之境，就需“如酷吏断案，深文周纳，冷酷无情”。假如我们如钱先生一样掌握着上述详尽信息，我们会如何写下有关王安石炼字“案件”的判词呢？王安石的炼字故事是个谎言？王安石的选词并非创新而是一种袭用？我们再看钱先生的表达，特别注意一下引文中的加点词“据说”“也许”，以及最末连续五个问号。其中包含着多少的小心和体谅！这种委婉表达，既是学术严谨的要求——我们不能起古人于地下求证，只能实事求是地告知这是我们现时的一种猜测;也是对创作出经典作品的诗人的一种致敬和维护——我们可以质疑其炼字奏凯的手段，但终须承认其炼字成功的事实。这是学术的温度，也是理性的温情。

钱锺书先生不仅对优秀诗人保有特殊的温情，对优秀诗歌中的人物形象也持有一种将心比心的体贴。

州 桥

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

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

在给范成大《州桥》的三、四句注释时，他引用多则材料，说明“断没有‘遗老’敢在金国‘南京’（注：即北宋之汴京）的大街上拦住宋朝使臣问为什么宋兵不打回老家来的”，因为那样犯忌，会给自己和使臣带来祸端。如此这般注释，是求真，是学术理性。但他同时引用韩元吉的诗《望灵寿致拜祖茔》“白马冈前眼渐开，黄龙府外首空回。殷勤父才绍相识，只问天兵早晚来”，甚至引用唐代刘元鼎《使吐蕃经见纪略》中沦陷吐蕃的父老对使者的申诉，“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说明沦陷区的百姓对故国的怀恋、对恢复故国旧制旧观的渴望是真实存在的。不敢问，不等于不想问;没有表达，不等于没有感情。范成大这样写——有别于在其出使金国日记《揽辔录》中“（汴梁）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的记录，是“确确切切地传达了他们藏在心里的真正愿望”。钱锺书先生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首可歌可泣的好诗足以说明文艺作品里的写实不就等于埋没在琐碎的表面现象里。”钱先生不仅是《州桥》的知己，也是诗歌作者范成大的知己，更是诗歌里沦陷区中无数爱国父老的知己。他的注释，不仅是实事求是，贴着学术规范作出的，更是“通”情“达”理，贴着诗心作出的。这让求真的理性洋溢着善和美的温暖。

柯灵先生曾评价钱先生的为人说：“钱先生站得高，望得远，看得透，撒得开，灵心慧眼，明辨深思，热爱人生而超然物外，洞达世情而不染一尘。”把钱先生本尊更换为《宋诗选注》的注释，评价同样合适。

希望广大读者在阅读《宋诗选注》时，能够细细体悟和静静享受其字里行间流露的理性的温情。

思考：

有人说，掺杂感情的学术表达是不严谨的，因而也是不科学的。你认可这种观点吗？为什么？你能否从《宋诗选注》中挑选一个事例来证明你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