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的路径优化

摘 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以陕北、关中、陕南3个地区各具特色的实现形式为例，通过对比分析得出陕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思想认知、实施主体、经营管理和发展环境等方面的困境和问题，要完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的相关扶持政策，健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的内部运行机制，创新农村资源价值化实现形式，不断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关键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乡村振兴；实现形式

农村集体经济是我国农村经济的基本形态，也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农村中的重要体现。随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的内容不断丰富和完善，并赋予了新的内涵和特点，在全面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举措。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并强调壮大集体经济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强调了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对构建乡村振兴新格局的重要性。此后至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连续6年聚焦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强调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陕西作为西部地区重要的农业大省，圆满完成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任务，农村资源要素盘活不断取得突破，农村集体资产监管不断夯实。2022年11月陕西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提出陕西13条措施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陕西立足关中、陕北、陕南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因村施策，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呈现出主体多元、业态多样、形式多变的蓬勃发展趋势，形成了具有区位特色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提炼总结这些各具特色的实现形式，分析存在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优化路径，对于全面推进陕西乡村振兴，加快实现陕西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乡村振兴背景下陕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的现状

（一）红色资源赋能、党建带动型的“陕北模式”

陕北延安地区是著名的红色旅游景点和传统教育基地，“枣园革命旧址”“杨家岭革命旧址”等是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生活战斗过的地方。陕北地区依托红色资源和地理优势资源，将党的领导全面融入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发挥村“两委”把方向、定大局、促发展的作用，以党建为引领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构建村集体与农民群众新的经济联结纽带，在实践中形成了党建带动型的“陕北模式”。

“延安枣园模式”是“陕北模式”的典型代表，枣园村在实践中形成了“红色赋能、盘活资源、租赁经营、服务创收”的发展模式。依托地理区位、人口聚集的优势，枣园村创新模式，将单一的红色观光旅游转变为全方位红色体验式旅游、民俗风情旅游、休闲生态旅游，鼓励带动群众参与发展红色乡村旅游特色产业；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完善“三资”管理台账，科学决策征民意，健全村集体股份合作社理事会、监事会等决策运营机构，落实村民参与决策和监督制度，确保村集体经营收益全民共享，进一步实现了党组织向社会经济组织的拓展延伸。

（二）依托民俗文化资源、村集体经济自主经营型的“关中模式”

陕西关中地区号称八百里秦川，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以西安为中心具有悠久的文明历史。关中地区依托当地的传统民俗文化资源，基于充分尊重集体成员发展意愿的基础，以谋求集体收益最大化为目的，创新发展形成了村集体经济自主经营的“关中模式”。

“袁家村模式”是“关中模式”的典型代表，袁家村在实践中构建了“村集体领导为核心，村集体平台为载体，产业共融、产权共有、村民共治、发展共享”的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一是依托民俗文化资源，发展新产业新业态。以民俗文化和创意文化为特色发展关中文化产业，以特色农副产品和绿色健康餐饮为核心探索农业与文化民俗旅游、电子商务等第二、第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二是以村集体为载体，组建新型股份制集体合作组织。为了盘活村集体和农户闲置资产，把单个农户的个体利益与村集体的集体利益紧密结合，实施村集体内部“无物不股、无人不股、无事不股”。三是推进产权共有，推进“三股改革”。以共有产权为核心，设立基本股、交叉股和调节股，积极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实现村集体和农户个体共同发展。

（三）创新生态文化资源、抱团联合经营型的“陕南模式”

陕南地区北靠秦岭、南倚巴山，水、热、林、草资源及矿藏等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极为丰富，陕南地区创新生态资源，由村集体经济组织牵头，吸纳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共同参与，用活资金，发挥人才效力，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在实践中形成了抱团联合经营的“陕南模式”。

“商洛丹凤模式”是“陕南模式”的典型代表，丹凤县立足生态、红酒、文化等资源优势，紧抓改革机遇，将地理环境等客观条件转变为助力其发展的积极因素，在实践中形成了“党建带动、精英引航、资金推动、农文旅多产业融合”的发展模式。一是组建股份经济合作社，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充分流动。丹凤县通过清产核资、成员身份界定、股权配置量化完成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组建，并以此为核心发展茶叶基地、农家乐、生态停车场、光伏发电站等项目，推动村内各类资源的流动，激发集体资产的潜能。二是多渠道吸纳资金，推动农文旅多产业融合。丹凤县抢抓国家扶贫开发战略机遇，落实各类扶贫资金、协作资金，积极吸纳社会资本、群众闲置资金参股集体经济组织，充分利用生态山水、自然景观、古居风俗等生态资源，修建高端民俗体验馆，建成油菜花种植基地和百亩野山果采摘园，打造集旅游、休闲、娱乐、采摘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三是有效发挥人才效力，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撑。丹凤县一方面充分利用县直驻村帮扶工作队、县级包联领导、“第一书记”等干部力量，另一方面鼓励引导有能力、有经验、有积累的人才回乡创业，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四）陕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的比较分析

陕北、关中、陕南各具特色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都体现出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新”的内涵和特点。一方面三种实现形式具有共性，都注重确立明晰开放的产权结构，确保了农村集体资产的产权化和市场化；都注重资源的整体性开发利用，确保各类资源的不同优势在不同的区位都能发挥特有的作用；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坚定立场，基于自身的发展实际，坚持市场化导向，努力提高市场竞争力，满足农民发展的需要，增加农民的收入，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另一方面由于地域区位因素、资源禀赋不同，三种区域实践模式各具特色，“陕北模式”更强调党建带动村集体经济的外源式发展，“关中模式”更强调通过以村集体为核心的内源式发展，“陕南模式”更强调多方合力抱团联合的新内源式发展。

二、乡村振兴背景下陕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面临的困境

（一）观念存在偏差，生产主体的合作积极性不够高

生产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的内生动力。在调查中发现，导致生产主体合作积极性不够高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基层干部和农民对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存在观念上的偏差。改革开放以来包干到户、分散经营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习惯于将劳动的重心放在自家的土地上，追求眼前的经济利益改善家庭生活条件。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更加强调由“分”到“统”的转变，一部分农民难以接受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和不利结果，更倾向于选择原先的发展模式。还有一些基层干部将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等同于计划经济，认为就是高度集中化的发展模式，对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存在顾虑，为避免一定的经济风险和损失，不敢轻易付诸实践。二是基层干部和农民对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信心不足。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既有公共性又有市场性，在市场经济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但却承担着更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农民缺乏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主人翁”的意识，以旁观者的心态被动参与组织，身份认同感不够，难以形成合力，制约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充分发展。

（二）过度依赖转移性收入，内部管理不够规范

内部管理的高效运作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的内在要求。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陕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呈现了多样化的发展，但其内部运行管理的依赖性和盲目性制约了其充分发展。在调查中发现，一是实现形式过分依赖政府投资和帮扶项目，缺乏自我创新能力，导致收入结构和创收渠道单一，同质化严重，更倾向于选择相对稳定易于操作的短期收益较高的项目，缺乏持续性推进发展的长远产业项目，缺乏特色品牌建设。二是组织内部管理缺乏规范性。由于没有厘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基层组织的职能边界，导致一些集体资产经营主体不清、管理混乱，以至于制度执行不到位。三是农村技术和管理人才缺乏，难以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具有市场、技术、信息等专业知识的人才缺乏，不仅影响了产业的持续发展和内部管理的高效运作，发展中还存在较大的潜在风险。

（三）政策支持与发展需求未能实现有效对接

外部政策扶持和内部发展动力激发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保障。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陕西省政府高度重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出台多项扶持政策，创造发展环境，推进实现形式不断优化创新，但由于陕北、关中、陕南三地自然资源、社会经济基础条件的差异，各地发展侧重点不同，对政策需求也不同，在实践中就出现了现有政策与各地需求错位的问题，政策供给与政策需求不能有效对接。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政策制定仅关注从宏观上指导发展的方向，缺乏对不同区位发展的长远性、系统性的规划，导致政策供给体系的不完善；二是政策制定各参与主体之间的沟通机制不完善，无法掌握实际情况，从而制定出有针对性的政策；三是政策商议、制定、落实的过程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诉求的更新速度之间的时间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满足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及时性和时效性。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陕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的路径优化

（一）完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的相关扶持政策

相关扶持政策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外部制度保障。针对实践中的政策供给与需求错配问题，有关部门应畅通沟通机制，充分了解和掌握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各参与主体的诉求，精准施策，不断完善制度供给，为陕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向外拓展创造更好的外部发展条件。一是做好钱、人、地等资源要素的供给工作。比如，应依据实际考察的用地使用情况，每年适时安排一定比例的用地指标支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建设。完善乡村专业人才的培养机制，保障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职业代理人、技术骨干等专业人才需求。拓宽融资渠道，鼓励金融机构对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信贷方面给予政策倾斜，缓解集体经济组织发展中面临的资金压力。二是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明确不同区域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计划。以政府牵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主导，构建参与主体沟通平台，积极了解参与主体发展诉求。邀请农民、社会投资主体等参与主体参加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座谈会，收集各方信息，保证政策制定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健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的内部运行机制

内部运行机制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保持自我激励、自我维系、自我发展的内在保障机制。一是完善内部的管理机制。明确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机构职能，保证在基层党组织统一领导下，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回归集体资产经营管理，健全组织管理机构，设立职业经理人，实现民主管理、专业运营。二是完善农民发展动力机制。鼓励农民通过集体动员会、经验交流会、宣讲会等多种方式积极参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保障话语权，畅通沟通机制，使农民可以充分地表达自身的经济和政治诉求，同时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科技人才、管理人才等高质量人才队伍，保障不同类型、不同领域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机构的人才需求。另外，在集体经济成员内部建立合理规范的收益分配机制，明确村级公益金、公积金等费用的提取比例和股份分红的条件，通过数字化技术加强对农村集体资产的管理，提高农村集体收益分配的透明度，保障农民对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的知情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