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就业质量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摘 要：为了解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就业质量越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高；流入地月生活支出、子女是否随迁、社会融入感在就业质量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之间起调节作用。基于研究结果，为了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有针对性地从政府、用人单位、社区3个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农民工；就业质量；市民化意愿；调节效应

中图分类号：F323.6；F249.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7909（2024）3-06-5

DOI：10.19345/j.cnki.1674-7909.2024.03.001

0 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每年有不少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就业。国家统计局2023年1月发布的数据表明，2022年农民工总量29 562万人，比2021年增加311万人。农民工进入城镇就业引起了各方关注。就业质量的高低决定了农民工是否能在城市过上体面的生活，决定了其能否实现在城市立足、融入城市、成为市民的愿望。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指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困难群体就业兜底帮扶”。2022年，国家发改委印发《“十四五”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基于此，有必要研究农民工就业质量对其市民化意愿强度的影响，并探析其影响机制。

1 文献综述

就业质量是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1］。良好的就业质量能有效提升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2］。就业质量的高低主要表现在收入方面，工资收入对农民工的长期居留意愿有着重要影响［3］，如果以6 000元/月收入水平为分界点，表现为高收入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远大于中低收入者［4］。在制度保障方面，当农民工打算在打工城市长期居住，他们更可能会参保［5］。此外，工作强度、工作地点、就业能力提升与劳动权益保障也都显著影响其市民化意愿［6］。

社会、文化、心理和身份融合等因素也会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文化融合在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中起着关键作用。共享的文化准则更能促进包容性发展［7］，社会交往、社会参与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正向影响［8］。除此之外，就业稳定者表现为消费水平得到显著提升［9］，有落户意愿和长期居住意愿的农民工的消费水平也表现为显著提升［10］。

综观已有文献发现，目前对于就业质量如何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所进行的分析较少。基于此，在探索农民工就业质量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的同时，拟加入经济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等，研究他们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2 研究假设与分析框架

笔者认为，就业质量通过农民工月生活支出、子女是否随迁及社会融入感等方面对其市民化意愿产生影响。

2.1 经济因素方面

不仅工资收入水平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着显著影响，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支出也是衡量其经济融入情况的一个重要指标。一方面，如果农民工在流入地的生活成本过高，收不抵支，那么其就难以在流入地持续生活与工作，更难以产生居留或者落户意愿；另一方面，若农民工倾向于高储蓄、低消费，倾向于把收入寄回户籍地，则其市民化意愿也有可能较低。由此，提出假设1：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月生活支出可能在就业质量与其市民化意愿之间起着调节作用。

2.2 家庭因素方面

家庭是劳动力个人生活和就业决策的基本单元［11］。农民工的城市劳动行为偏好不仅基于经济理性最大化，而且受到社会理性和情感理性的影响。子女随迁作为最常见的一种家庭化迁移形式，会对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产生影响，进而影响评价就业质量的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由此，提出假设2：农民工子女是否随迁可能在就业质量与其市民化意愿之间起着调节作用。

2.3 社会因素方面

农民工在流入地不仅仅追求就业机会和经济回报，他们还有情感、归属和认可的社会心理需求，希望得到社会支持和社会接纳［12］。若在流入地遭到排挤与孤立，他们在情感上会排斥融入当地，把自己当作“外人”，在行为上也会逐渐减少与他人的来往，逐渐边缘化。由此，提出假设3：农民工社会融入感在就业质量与其市民化意愿之间起着调节作用。

根据上述假设，此研究分析框架如图1。

3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研究利用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的数据，选取因务工、经商而流动的16～60岁农业户籍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剔除不符合条件的个案、空缺值等无效数据后，最后选取有效样本100 197个。

4 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此研究因变量为市民化意愿。在中国新型户籍制度改革背景之下，城市流动人口主要通过“户籍市民化”和“常住市民化”两条路径实现市民身份转变［13］。参照此观点，将长期居住意愿和落户意愿作为市民化意愿的替代变量，用问卷中“如果您符合本地落户条件，您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本地？”和“今后一段时间，您是否打算继续留在本地？”两个问题综合衡量其市民化意愿：不愿定居也不愿落户则无市民化意愿，只愿定居或者落户则为半市民化意愿，既愿定居又愿落户为完全市民化意愿。

此研究核心解释变量为就业质量。就业收入、工作强度、社会保障、就业稳定性是学界普遍较为认可的评价就业质量的指标。因此，研究用“您个人上个月（或上次就业）工资收入/ 纯收入为多少？”来衡量收入状况，“您今年‘五一’节前一周是否做过一小时以上有收入的工作（包括家庭或个体经营）？这周工作时间为多少小时？”来衡量工作强度；用“您目前是否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在何处参保？”来衡量社会保障，用“您与目前工作单位（雇主）签订何种劳动合同？”来衡量就业稳定性。

此研究在探讨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经济、家庭、社会等层面进行影响机制分析。在经济层面，研究拟探讨农民工的月支出情况在就业质量与市民化意愿之间的作用。月支出情况用问卷中“过去一年，您家在本地平均每月总支出为多少？”进行衡量。在家庭层面，研究拟探讨农民工子女是否随迁在就业质量与市民化意愿之间的作用。子女是否随迁用问卷中“请谈谈他们的基本情况”的调查结果进行衡量，先筛选出“与被访者的关系”中选择“儿子”或者“女儿”的样本，并进一步通过“出生年月”“现居住地”和“本次流动原因”筛选出因为家属随迁而居住在流入地的16岁以下的样本并将其赋值为1，将其他赋值为0。在社会层面，研究拟探讨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感在就业质量与市民化意愿之间的作用。社会融入用问卷中第五部分“您是否同意以下说法？”下的8个问题进行衡量。

此研究将性别、年龄、民族、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主要职业、单位性质、是否有承包地、是否有宅基地、是否有集体分红、地域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对其重新编码并加以控制。各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见表1。

5 实证分析

5.1 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测量

为了解农民工的整体就业质量情况，通过式（1）对就业质量涵盖的各维度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式1中，[χindexij]为各客观维度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后的就业质量指数单维指标，i代表流动人口个体本身，j代表衡量就业质量的4个分项指标维度j=1，2，3，4。其中，j=1表示月收入，j=2表示工作强度，j=3表示社会保障，j=4表示就业稳定性。maxj表示第j项指标维度的最大值，minj表示第j项指标维度的最小值。考虑到工作强度会降低就业质量，因而对工作强度的指标进行反向处理，即用1减去工作时间标准化处理后得到指标的差作为测量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工作强度维度的反向指标。

[χindexij=（χij-minj）/（maxj-minj）]           （1）

得到相应指标后，赋予就业质量各分项指标相应的权重，再将上述计算结果乘以100（式2），得到最终介于0～100的就业质量综合指数。就业质量综合指数越高，就业质量越好。由于部分农民工是雇主或自营劳动者，就业稳定性（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对其不适用，因此，不将就业稳定性纳入这部分农民工就业质量的衡量（式3）。

5.2 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

Ologit模型回归结果如下（表2）。模型一加入了农民工个人特征作为控制变量，模型二加入了农民工家庭特征作为控制变量，模型三加入了地域特征作为控制变量，从分析结果可以得到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在1%的水平上显著）。

5.3 调节效应分析

5.3.1 经济因素：农民工在流入地月生活支出

结果显示（表3），农民工就业质量与其在流入地月生活支出的交乘项在1%的水平上显著，证明农民工本地月生活支出显著促进了就业质量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即流入地月生活支出使得就业质量正向影响市民化意愿的程度更大，假设1得到了验证。

5.3.2 家庭因素：农民工子女是否随迁

结果显示（表3），农民工就业质量与其子女是否随迁的交乘项在1%的水平上显著，证明子女是否随迁显著促进了农民工就业质量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即子女是否随迁使得就业质量正向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程度更大，假设2得到了验证。

5.4 社会因素：社会融入感

由于在问卷中有8个问题用来测量社会融入感，因此先将这8个问题进行因子分析。经过因子分析发现，KMO值为0.82，且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结果为216 366.72（P<0.001），说明适合提取公因子（结果见表4）。以最大方差法旋转后，提取出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融入倾向”因子和“排斥倾向”因子。

把融入倾向因子和排斥倾向因子与就业质量的交乘项加入模型（结果见表5），结果显示，农民工就业质量与融入倾向因子的交乘项不显著，农民工就业质量与排斥倾向因子的交乘项在1%水平上显著。这证明了融入倾向因子在就业质量与市民化意愿中不起调节作用，而排斥倾向因子在农民工就业质量与市民化意愿中起调节作用，假设3得到部分验证。

6 结论和政策建议

此研究利用CMDS 2017数据，探析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就业质量越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越高；农民工在流入地的月生活支出、子女是否随迁、社会融入感在其就业质量与市民化意愿之间起调节作用。

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农民工为城市经济和非农产业发展提供了充裕的劳动力资源，但其就业质量总体上相对较低。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应尽快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以促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

在政府层面上：其一，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合理确定落户条件，适当降低落户门槛，吸引农民工在流入地落户；其二，要继续出台相关政策法规，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为农民工提高就业质量提供良好条件；其三，要加强对农民工就业权益的保障，杜绝不签订劳动合同、拖欠工资、不缴纳社会保险等行为；其四，在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同时，也要关注农民工的家庭，解决其子女的教育问题、家人的住房问题等。

在用人单位层面：其一，要保障农民工的基本权益，降低对农民工的歧视和偏见，给予他们合理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其二，要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力度，增加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其自身的竞争力；其三，要给予农民工良好的就业环境和就业条件。

在社区层面，可以通过举办活动等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农民工打破较为封闭的社交网络，拉近农民工与流入地市民的关系，以提高农民工的群体认同，进而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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