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乡村增长机器视角的空间价值化路径研究

摘 要：随着国内经济大循环战略的确立，乡村因其庞大的基数和广阔的空间，逐渐承担起更多的经济活动，成为内循环经济不可或缺的一环。增长机器理论是解释经济增长的重要理论基础，经历了从国外城市到国内城市再到国内乡村的语境演变和形变，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增长机器理论。基于乡村增长机器视角探索乡村土地空间价值化路径，即通过土地综合整治和土地资本化来提升空间的交换价值。此研究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将前期学者研究的乡村增长机器理论作用机制扩展到空间层面，从不同空间价值角度探索实现乡村“增长”的路径，为释放乡村空间价值潜力、重构乡村空间格局和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提供思路。

关键词：“内循环”经济；乡村增长机器；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空间价值化

中图分类号：TU982.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7909（2024）3-45-4

DOI：10.19345/j.cnki.1674-7909.2024.03.009

0 引言

增长机器理论起源于西方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是一种以经济增长为导向，致力于不断追逐空间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城市发展理论［1］。增长机器理论解释了增长联盟中各行动者如何达成共识以推动“增长”，并通过社会与政治活动塑造符合其共同利益的空间形态，因此其适用于乡村问题研究。

在内循环经济背景下，开展基于乡村增长机器理论的微观机制研究，是探索乡村发展路径，并挖掘扩大乡村内需潜力的有效途径。此研究提出可通过土地综合整治和土地资本化两种手段来提升空间交换价值，并在此过程中反思总结存在的问题，以期为提升乡村用地价值和编制村庄规划提供参考。

1 研究背景

经济内循环旨在构建经济活动自我循环的良性机制，即保障投资、生产、交易、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通畅运行［2］。其中，消费和投资是经济活动运行环节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消费环节，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与其可支配收入息息相关。由于政策、机制和乡村传统的产业结构的影响，农民的收入来源较为单一，因此其消费能力受到一定的限制。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截至2022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65.22%。2022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0 391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6 632元。数据显示农村人口与城镇人口占比相差不大，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接近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2倍，这表明农村居民还存在一定的隐性消费潜力。在投资环节，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入驻乡村，形成的淘宝村、特色康养小镇等村镇成为乡村发展的新名片。南京大学空间规划研究中心与阿里研究院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2022年“淘宝村”和“淘宝镇”的数量分别达到7 780个和2 429个。这充分展示了数字经济与乡村深度融合的巨大潜力。

随着经济活动的多元化趋势和产业类型的日益丰富，新的用地需求应运而生。乡村拥有规模大、范围广的土地资源，可为内循环经济活动落地提供广阔的空间和有力支撑。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全国村庄用地规模达0.22亿hm2，总量较大。然而，村庄用地存在粗放利用的现象，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空间潜力大。因此，在内循环经济背景下，乡村经济发展需求和农地资源潜力能够为乡村发展提供动力和条件。

2 乡村增长机器理论

增长机器理论是以政府和经济精英构成增长联盟，共同追逐空间价值的经济增长理论。其经历了从国外城市源起，到国内城市发展，再到国内乡村再发展的3个不同发展阶段［3-4］。在不同语境下，增长机器的微观机制和特征表现出一定的延续性和变形，具体对比分析如表1所示。

乡村增长机器理论专门用以阐述乡村发展机制，其延续了增长机器理论的主要变量，如增长联盟和反增长联盟等内容，并强调了乡村土地空间所具备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属性［5］。从初始阶段到现今，尽管增长机器理论的基本经济“增长”目标始终未变，但随着发展阶段的演进，这一目标逐渐趋于多元化。但是，基于乡村产业发展的中国乡村增长机器显然有着与城市语境相异的特征。在空间价值实现方面，城市和乡村土地空间承载着不同的产业活动。城市土地空间主要承载房地产开发和其他非农产业的经济活动，而乡村土地空间则主要承载传统第一产业，仅有小部分用于第二、第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乡村语境下的增长机器运行，利弊并存。其优势在于，由于参与者的多重身份重叠，增长联盟和反增长联盟之间的对立矛盾减弱，从而减少了“增长”阻力。其弊端在于，乡村土地权属和功能的限制导致其交换价值往往小于使用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乡村的“增长”。

3 空间价值化路径探索

尽管城市增长机器理论和乡村增长机器理论的背景不同，但两者的共同目标都是通过增长联盟的不同行为活动推动空间价值的实现。然而，在乡村语境下，土地空间的交换价值明显小于其使用价值，这主要受到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制约，使得土地空间的交换价值难以充分显露。然而，根据以往的城市发展规律，增长机器的强大动力往往来源于交换价值的释放，即土地进入市场后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因此，在推动乡村空间价值实现的过程中，不仅要通过合理化用地来挖掘农村土地的使用价值潜力，还应积极探索土地流入市场的更多可能性，以此凸显乡村空间的交换价值。

3.1 路径一：以土地综合整治为手段提升农村土地空间的使用价值

当前，乡村“三生空间”现状问题突出，其中农地使用价值的收缩尤为显著。在生产领域，发展第一产业所需的耕地呈现出细碎化和权属分散化的特点，这制约了现代化生产机械和科技手段的大规模应用，导致土地使用价值难以得到充分释放。同时，第二、第三产业往往沿国道、省道形成一定规模或采取“飞地”发展模式，甚至占用一般农田，这进一步加剧了土地资源的紧张状况。在生活层面，乡村居民点分布零散，存在大量空置房屋和闲置土地，加之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和布局分散，不仅影响乡村的整体风貌，还导致后期村庄建设成本提升。在生态方面，部分项目的开发不当占用了乡村的生态空间，导致生态环境受挤，生态系统功能退化，景观异质性差等问题凸显。针对用地现状问题，各地需要深入开展土地综合整治工作，以充分释放空间的使用价值。整治工作的重点应紧扣土地这一基本单元，从宏观层面把控用地规整程度，同时在微观层面注重产业与用地的协同配合。

在推进土地综合整治的过程中，第一层面的重点是整合零散用地，以提升土地价值和使用效率。通过提质改造、占补平衡、增减挂钩、农田整治等手段，可以调整用地结构，实现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和空间布局的优化。同时，结合生态修复、景观提升、环境整治等措施，改善用地环境，强化资源的有效利用。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增加耕地数量、提升耕地质量，还能增强耕地的集中连片性和旱涝保收能力，从而落实国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战略要求，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实现。

以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八仙岭镇的全域国土综合整治试点项目为例，该项目区域内原有2 771个图斑，经过整治减少了1 008个图斑。整合后的地块规整程度显著提高，点状用地明显减少，面状用地有所增加，这为后续农业的规模化发展和经济活动的落地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基础，全面提升了农地空间资源的价值。

在推进土地综合整治的过程中，第二层面的重点在于实现用地与产业的协同，进而打造多元化的空间模式。目前，我国乡村地区在交通便捷和生态环境优越的条件下，呈现出第二、第三产业蓬勃发展、三产融合发展的良好趋势。这些发展涉及住建、制造、交通和农旅等多个行业，但不同区域的乡村特色产业存在显著差异。同时，以不同类型产业为发展动力的乡村分别对应不同的用地空间模式，这些模式与用地类型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见图1）。

以我国东部地区的淘宝村为例，其数量占全国淘宝村总数的93.71%，其以电商产业为主导，涵盖初加工、仓储保鲜、包装运输、电商销售等多个产业环节。这些淘宝村的用地特征主要表现为产业经济活动多占用村民住宅用地，并与交通设施用地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在用地内部，大都形成了前店后厂的空间模式，同时还具有“飞地”特征。

此外，依托自然资源禀赋形成的人文类康养旅游小镇也是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代表。王兆峰等［6］的研究显示，我国人文类康养旅游地共有202个，其中康养小镇（区、村） 达到84个，分布较为分散 。这些小镇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沿线、环城、傍景”的规律，主要受地理位置、交通设施和扶持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在用地方面，产业经济活动与村民住宅用地、交通设施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及自然资源优越的乡村非建设性用地等多种用地类型存在较强的相关性。

另外，还有一类乡村依托独特的气候和地形条件，形成了特色种植养殖产业。据初步统计，到2021年底，全国特色种植养殖基地面积达到0.83亿hm2，年度生产特色农产品13.85亿t，养殖特色牲畜669.52万头，生产特色水产品2 470万t，特色产业一产总产值达到9.7万亿元［7］。这类乡村用地特征主要表现为产业经济活动与交通设施用地、仓储用地、用于农业生产的乡村非建设性用地等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在空间模式上，这些乡村呈现出生产规模化、配套用地一体化的特点。

综上所述，不同功能定位的乡村在特色产业落地过程中，经济活动与用地类型的相关性强弱程度不同，且三者的空间模式特点也存在差异。因此，在挖掘和提升乡村空间使用价值时，须兼顾路径方法的普适性和乡村个体的独特性。宏观层面，应把控用地的质量效益，对破碎混乱的用地进行综合整治；微观层面，则要关注产业与用地的协同，为产业落地和迭代发展提供条件。

3.2 路径二：以土地资本化为手段提升农村土地空间的交换价值

土地资本化这一路径是以乡村增长机器的空间交换价值为着眼点，基于经济学研究视角实现空间价值化的又一重要方面，同时也是增长机器完成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因。相较于单纯提升乡村空间使用价值的传统路径，交换价值的提升为乡村未来的“增长”带来了更多的可能。土地作为一种基本资源，经过权属界定后转化为财产，进一步融入市场则成为价值化的资产。而土地资本化，便是这一过程的具体体现，即土地作为一种可流通、可交换的资产，在市场中完成价值增长的过程。在我国，“三权”（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为农地资本化创造了条件。政府的适度介入能够加速增长联盟的形成，从而保障乡村增长机器作用机制的有效运行。

土地流转是优化农地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也是实现农地资本化、释放空间交换价值的有效途径。实证研究表明，农地流转通过提高农产品产量来提升成本利润率，有效促进了农民增收。在我国，许多乡村已经开展了“放活农地经营权”的实践探索，包括出租、转包、抵押、入股、信托和农地证券化等多种形式。这些方式将土地资源以更加灵活的方式转让给具备更强生产能力和管理能力的主体，显著提高了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也为农民开辟了多元化的收入来源。此外，土地流转还为农民提供了参与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等非农产业的机会，推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对提升农村土地空间的交换价值和推动乡村“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4 空间价值化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4.1 土地过度资本化导致空间绅士化，农民利益受损

在乡村振兴与资本下乡背景下，资本的逐利性使得农村土地有可能重蹈城镇土地过度资本化的覆辙。这种现象表面看似是投资需求的膨胀，实则是土地资本功能对基础性生产功能的冲击。为了维护我国的粮食安全和土地的生产功能，必须确保土地空间使用价值的实现优先于交换价值的实现。同时，实践经验也表明，土地过度资本化会不断提高土地流转成本，使得投资门槛也日益提升。如此一来，农民企业家往往不得不承受空间绅士化的结果，从而导致乡村增长机器可能依然无法摆脱传统增长机器理论中空间交换价值高于使用价值的弊病。因此，当土地利用出现冲突时，应更多关注土地使用价值的朴素发展路径。在推进空间价值化的过程中，优先选择符合乡村可持续发展要求的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4.2 因主要变量导致的各阶层高度分化，利益分配不均衡

农民企业家兼具多重身份，既是土地空间价值的追求者，同时也是农业生产的保卫者。以农民企业家为主要参与变量的增长联盟，相较于传统的增长联盟，具有缓和增长联盟与反增长联盟对立情绪的优势，可有效消减乡村增长机器运行过程中来自反增长联盟的阻碍。然而，随着农地资本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更多精英企业家的加入可能加剧其对利益的绝对追逐，导致农民在资本游戏中逐渐处于弱势地位，阶层固化现象日趋严重。因此，在实现农地空间价值化的过程中，必须采取积极措施来预防各阶层的高度分化。首先，建立一个公平、透明、合理的土地流转机制，确保农民的土地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其次，加强农民企业家与农民之间的合作，构建利益共享机制，避免土地过度资本化对农民利益的侵蚀。最后，政府应发挥监管和调控作用，加强政策引导和市场监管，确保农村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张艺凡.增长机器理论视角下成都市用地扩张机制研究［D］.成都：电子科技大学，2020.

［2］陆岷峰.构建新发展格局：经济内循环的概念、特征、发展难点及实现路径［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19-31.

［3］张京祥，于涛，殷洁.试论营销型城市增长策略及其效应反思：基于城市增长机器理论的分析［J］.人文地理，2008（3）：7-11.

［4］张振华.增长联盟：分析转型期我国地方政府与经济利益集团关系的一种理论视角［J］.天津社会科学，2011（1）：72-77.

［5］袁超君，罗震东.乡村增长机器：电子商务推动城镇化的微观机制研究：以山东省曹县大集镇为例［J］.国际城市规划，2023（1）：74-81.

［6］王兆峰，史伟杰，苏昌贵.中国康养旅游地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J］.经济地理，2020（11）：196-207.

［7］陈晨.做好“土特产”文章  收获更多好“丰”景［N］.光明日报，2023-02-2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