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地搬迁地区农户家庭经济脆弱性研究

摘 要：为研究易地搬迁农户家庭经济脆弱性，提高搬迁农户家庭福利水平，基于湖南省2个易地搬迁地区445户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期望贫困的脆弱性（Vulnearability as Expected Poverty，简称VEP）方法测度了其家庭经济脆弱性水平，并使用Tob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其影响因素。整体上来看，2个易地搬迁地区农户家庭经济脆弱性均值为0.021，经济脆弱发生率较低。家庭中的劳动力人口占比、固定资产数量及农户和搬迁地街坊邻里之间的熟悉程度均对家庭经济脆弱性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据此，提出有关部门应在易地搬迁地区积极组织社区文化活动、加强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提高搬迁地居民的政治参与程度等建议，以提高易地搬迁农户的家庭福利水平，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关键词：家庭经济脆弱性；影响因素；易地搬迁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7909（2024）4-06-4

DOI：10.19345/j.cnki.1674-7909.2024.04.001

0 引言

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目前，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当农民个体或者家庭内生发展动力不足、创造收入的能力有限时，其家庭福利极易受到外界的不利冲击，从而导致家庭生活水平下降、家庭福利降低甚至低于社会公认的福利水平。作为衡量家庭经济风险的综合指标，家庭经济脆弱性家庭可以对未来有可能陷入家庭福利水平下降的农户进行前瞻，帮助经济脆弱家庭应对不利冲击。

因此，研究易地搬迁农户的家庭经济脆弱性，对防止易地搬迁农户家庭福利水平降低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在以湖南省岳阳市和怀化市城镇集中安置社区进行调查的基础上，运用VEP方法和Tobit回归模型研究搬迁农户的经济脆弱性，分析易地搬迁地区农户的家庭经济脆弱性现状，并提出相关建议，以期帮助我国提高易地搬迁农户的家庭福利水平，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1 相关文献综述

目前，对家庭经济脆弱性问题的研究在国内外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国外学者侧重于研究家庭经济脆弱性的测度，提出了3种具有代表性的测度方法：一是期望效用的脆弱性（Vulnearability as Low Expected Utility， VEU）［1］，二是期望贫困的脆弱性（Vulnearability as Expected Poverty，VEP）［2］；三是风险暴露的脆弱性（Vulnearability as Uninsured Exposure to Risk，VER）［3］。国内学者也形成了自己的研究体系。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研究程度逐渐加深，从不同视角研究了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因素。顾宁等［4］利用VEP方法对脱贫农户家庭期望贫困的脆弱性进行测度，评估产业扶贫政策对脆弱性的影响。刘倩等［5］构建了脆弱性分析框架和测度体系，以秦巴山区为例，测度了农户期望贫困的脆弱性水平，并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揭示了其影响因素。臧旭恒等［6］则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以使用信用卡的视角研究了信用卡视角下消费信贷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

总体来看，我国学者虽然对于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目前较为缺乏对易地搬迁农户的家庭经济脆弱性的研究。易地搬迁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巩固我国脱贫攻坚成果的过程中，易地搬迁群体经济脆弱性最大，家庭福利水平下降的风险最高。

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研究所用数据来自湖南省岳阳市和怀化市两个易地搬迁安置区的入户调查。研究人员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对安置区的搬迁户进行调查。在对搬迁农户的户主或家庭主要劳动力进行问卷调查并筛选剔除无效问卷后，研究人员最终获得了445个样本。这为此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撑。

2.2 研究方法

2.2.1 家庭经济脆弱性测度方法

运用VEP方法测度家庭经济脆弱性，基本测度方程为：

[Ri，t=PrYi，t+1⩽ z]                         （1）

式（1）中，Ri，t为农户家庭i在t时期的家庭经济脆弱性，Pr（·）表示农户家庭未来福利水平低于社会既定标准的概率，Yi，t+1为该农户家庭t+1时期的人均年收入，z为贫困线。

假定未来农户家庭人均年收入服从对数正态分布，并用当期收入的均值和方差估计作为未来收入的均值和方差的无偏估计量。由此，可将（1）式转换为：

[Ri，t=Φ][lnz-ElnYi，t+1RarlnYi，t+1=Φlnz-ElnYi，t+1RarlnYi，t]

（2）

进一步地，采用三阶段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估计E（lnYi，t）和Rar（lnYi，t），并将估计值代入式（2）计算Ri，t。最终计算公式为：

[Ri，t=Φ][lnz-ElnYi，t+1RarlnYi，t+1=Φlnz-XiβFGLSXiθFGLS]   （3）

式（3）中，Xi是影响农户家庭收入的一组可观测变量，主要纳入了家庭规模、家庭劳动力人口占比、农户自我发展意识等特征变量。

由于贫困线在家庭经济脆弱性测度过程中很关键，因此笔者采用2021年贫困标准线4 000元作为测算基准。

2.2.2 Tobit回归模型

由于农户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取值介于0～1，是受限因变量，因此该文采用Tobit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其模型为：

[R*i=αMi+ui]

[Ri=0，R*i<0Ri=R*i，0≤R*i≤1Ri=1，R*i>1]                     （4）

式（4）中，[R*i]是农户家庭潜在家庭的经济脆弱性，[Ri]是农户家庭的实际家庭经济脆弱性，[Mi]是影响农户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各个因素，[ui]为随机误差项。

2.3 变量选取

笔者基于易地搬迁地区农户的实际情况，从家庭特征和社会特征两个方面进行农户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实证研究。设定家庭特征时，选取家庭规模、家庭劳动力人口占比、农户自我发展意识、农户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等几个变量。而在选取社会特征时，充分考虑了易地搬迁地区的实际情况，考察了家庭能人数量、农户对街坊邻里的信任程度、农户与邻里之间的相互帮助频率、亲友可信度、信贷能力水平等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具体的变量定义、赋值和描述统计见表1。

3 结果分析

3.1 农户家庭经济脆弱性测度结果分析

具体测度结果见表2。从整体上来看，两个易地搬迁地区农户家庭经济脆弱性均值为0.021，经济脆弱发生率为22.7%，家庭经济脆弱性均处于较低水平。由此可以看出两个地区的搬迁农户在政策的支持下，家庭福利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3.2 农户家庭经济脆弱性影响因素分析

笔者构建Tobit回归模型对湖南省两个易地搬迁地区农户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在构建模型之前，先运用方差膨胀因子法（VIF）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鉴于此研究数据为截面数据，因此采用稳健性标准误差进行估计，结果见表3。

3.2.1 家庭特征因素的影响

家庭劳动力人口占比对易地搬迁地区农户的家庭经济脆弱性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劳动力的劳动可以为家庭创造经济收入，相应地提高农户的家庭福利水平，从而显著地降低农户的家庭经济脆弱性。固定资产数量对易地搬迁农户家庭经济脆弱性也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户手中的固定资产，例如劳动工具、摩托车等，可以帮助农户更好地开展农业生产或者外出务工等活动，有利于农户创造收入，从而降低搬迁农户的家庭经济脆弱性。农户的自我发展意识对农户的家庭经济脆弱性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该文使用了搬迁后农户是否愿意大规模转入承包地经营来反映农户的自我发展意识。由于搬迁后，大部分农户距离承包地较远，耕种困难，且搬迁后农户非农收入比重较高，农地收入功能和就业功能逐渐减弱，搬迁农户退出承包地意愿强烈，因此农户的自我发展意识对其家庭经济脆弱性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3.2.2 社会特征因素的影响

农户家庭能人数量、农户对街坊邻里的信任程度及对亲友的信任程度对易地搬迁农户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并不显著。地缘和亲属关系构成了搬迁农户社会关系网络的主体部分，而易地搬迁影响了其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并且在短时间内很难重构。部分易地搬迁农户在社会交往中产生了明显的“封闭性心态”，减少了与以往邻里乡亲之间的社会交往。这导致搬迁农户家庭能人数量、农户对街坊邻里的信任程度及对亲友的信任程度对其家庭经济脆弱性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并且由于搬迁农户重构社会网络的时间较久，从而对搬迁户与邻里之间的相互帮助及搬迁户对社区政治活动的参与程度也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导致搬迁农户邻里之间的互助程度以及政治参与度有所降低，最终导致了互相帮助频率以及政治参与度对家庭经济脆弱性反而产生了正向影响。邻里的熟悉程度对搬迁农户的家庭经济脆弱性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搬迁农户在迁入地对邻里关系的满意度较高，在与迁入地的居民的交往过程中，也展现出了较好的社会适应性。这对农户在搬迁地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有助于其家庭经济脆弱性降低。信贷能力水平对易地搬迁农户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较小。农户急需用钱时，会优先考虑从亲友的手中借钱，导致信贷能力水平对农户的家庭经济脆弱性影响并不显著。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基于2021年对湖南省两个易地搬迁安置地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VEP方法和Tobit回归模型对搬迁农户的家庭经济脆弱性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调研的两个易地搬迁地区农户家庭经济脆弱性均值为0.021，经济脆弱发生率为22.7%，均处于较低水平，可以看出两个易地搬迁安置区的农户家庭福利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从家庭特征来看，家庭的劳动力人口占比及家庭的固定资产数量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家庭经济脆弱性。而由于农户大规模经营土地意愿较低，农户的自我发展意识对家庭经济脆弱性影响并不显著。

从社会特征来看，农户与搬迁地邻里之间的熟悉程度对家庭经济脆弱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由于搬迁农户重建社会网络的时间较久，融入搬迁地生活的速度较慢，邻里之间的互助频率及政治参与程度反而对家庭经济脆弱性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

4.2 政策建议

针对以上研究结论，该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开展社区联谊，积极组织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为搬迁农户参与娱乐文化活动提供良好的条件。搬迁地应逐步打造具有开放性、多元性的社区共同体，帮助农户打破心理隔阂、重新构建社会网络，帮助农户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生活，提高搬迁农户的社会认同感。

二是开展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农户提升家庭福利水平。对于搬迁农户而言，要想提高收入水平，就需要提高自身的劳动力职业技能。对于政府部门而言，要想提高搬迁农户的收入水平，提高搬迁农户就业率，就需要积极为搬迁农户提供实用的职业技能培训。

三是积极开展相关宣传与教育，提高搬迁农户的政治参与意愿和积极性。政府应该提高搬迁农户社区治理参与意愿，鼓励搬迁农户积极为社区治理建言献策，增强搬迁农户的自我认同感，提高搬迁农户政治参与度。

参考文献：

［1］LIGON E， SCHECHTER L. Measuring vulnerability［J］. The Economic Journal，2003，113（486）：95-102.

［2］KLASEN S. Vulnerability to Poverty in South-East Asia： Drivers， Measurement， Responses， and Policy Issues［J］. World Development，2015，71.

［3］DERCON S， KRISHNAN P. Vulnerability， seasonality and poverty in Ethiopia［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2000，36（6）：25-53.

［4］顾宁，刘洋.产业扶贫降低了贫困农户的脆弱性吗［J］.农业技术经济，2021（7）：92-102.

［5］刘倩，蒋金秀，杨星，等.农户贫困脆弱性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秦巴山区的实证分析［J］.地理研究，2022，41（2）：307-324.

［6］臧旭恒，冯健康，宋明月.消费信贷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基于信用卡使用视角的研究［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3（3）：91-103.

作者简介：吴鹏波（1998—），男，硕士生，研究方向：农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