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促进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研究
作者: 王玉娟 陈燕妮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 “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构建安徽防范返贫的长效机制研究 ”(AHSKQ2019D039)。
作者简介:王玉娟(1982—),女,博士,讲师,研究方向:贫困经济学、乡村振兴;陈燕妮(1998—),女,硕士生,研究方向:乡村振兴。
摘 要: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同度模型测算二者的协调发展水平,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促进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且存在区域异质性,在我国西部地区的推动作用较明显。基于此,提出加强对数字技术的运用、强化数字金融知识普及、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协调发展等对策建议,以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耦合协调
中图分类号:F49;F832;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7909(2024)4-10-5
DOI:10.19345/j.cnki.1674-7909.2024.04.002
0 引言
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表示,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目前,我国正处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相衔接的关键时期,建立二者有机协同的格局,对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意义。2021年首次提出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这为助推两大战略有效衔接提供了新的思路。基于此,通过构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数字普惠金融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全国各省份相关数据,采用交互耦合协同度模型对二者协调发展水平进行量化研究,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能否助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耦合衔接。
1 文献综述
首先,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本质上都是为了解决贫困问题,实现共同富裕,因此二者具有有效衔接的可能性。刘焕、秦鹏[1]认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具有统一性,且其统一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二者统一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二是二者统一于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另外,张其仔等[2]指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在目标、方法、保障机制上有一致性,在时间上存在延续性。
其次,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具有差异性。赵兴平[3]认为,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存在部分地区临界贫困问题突出,基层支撑能力不强等挑战。
综上可知,实现二者的有效衔接是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刘锦怡等[4]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突破传统金融服务的时空限制,为贫困农户创造更多机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辛立秋等[5]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将金融资源等引入乡村,优化城乡资源配置,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数字普惠金融直接促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数字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将普惠金融服务高效地传递到农村地区、贫困人口。跨越时空界限,推动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数字普惠金融推动二者有效衔接的逻辑图参见图1。
2.2 数字普惠金融支持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产业多元化以实现产业兴旺
第一,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线上线下多重渠道结合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门槛,有效缓解了农业金融排斥,大大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和效率的提升[6]。第二,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支持农业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推动农业由传统种养业向农产品加工、销售、服务等多元化方向发展。第三,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各个生产要素的集聚,高效整合资源,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2.3 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和建 设乡村旅游以实现生态宜居
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先进技术能够智能识别和评估环保型农业项目,为有利于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这种针对性的金融服务可以有效地引导资金流向绿色农业,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7]。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链接乡村旅游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为其提供资金支持和资源整合,大大促进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2.4 数字普惠金融支持丰富农民精神世界和创 造特色文化以实现乡风文明
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农民物质水平提升后,使其能够关注精神层次的丰富,打造文明新乡村。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为乡村贫困人口提供针对性教育助学贷款,为乡村教育提供保障。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为乡村特色传统文化的传承吸纳资金流入,提供有力支撑。
2.5 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农民就业创业增加收入 以实现生活富裕
首先,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为农村居民提供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及快捷的金融服务,缓解其流动资金的压力,支持他们的创业计划和经营需求。其次,数字普惠金融拓宽了农村创业者的融资渠道,促进了小微企业生产规模扩大,为低收入者群体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提高了其收入[8]。
2.6 数字普惠金融支持提升农村治理水平及效 率以实现治理有效
首先,数字普惠金融改善了农村居民居住环境,为农村教育水平提升提供了保障,这为乡村治理有效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其次,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推动金融机构与乡村治理主体的合作,从而促进治理水平和效率的提升。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3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3.1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本文选取了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分析,所有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3.1.1 被解释变量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耦合协同度(D),参考王克岭等[9]、张焱等[10]建立的指标体系,尝试构建本文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依据所选指标属性,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正向指标:[Aij=Xij-min(Xij)max(Xij)-min(Xij)] ,负向指标:[Aij=max(Xij)-Xijmax(Xij)-min(Xij)] ,采用熵值法测算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综合指标,构建耦合度模型测算两大有机系统的融合程度,具体表达公式为:
C = [Ua×UbUa+Ub] ,0<C<1 (1)
其中,Ua为脱贫攻坚综合评价值,Ub为乡村振兴综合评价值。C代表耦合度,耦合度C ∈ (0,1) 越接近1,说明两者之间的交互耦合程度越高。
虽然C可以表示系统间相互关联的强度,却不能反映系统与整体以及系统组成要素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基于此,本文同时引入了协同度模型,目的是更加精准地判定两系统的耦合协同程度,具体表达公式为:
D=[C×T] , T=[αUa+βUb] (2)
其中,D为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的耦合协同度,C为耦合度,T为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综合调和指数,α、β为待定系数,且α+β=1。耦合协同度等级划分见表2。
3.1.2 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本文以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公布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
3.1.3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主要有:城镇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基础设施、科技创新、人力资本水平。
3.2 模型构建与描述性统计
为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赋能结果,设定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如下:
[Dit=α1+clnDifit+β1Controlit+μi+vi+εit] (3)
其中,[Dit]表示个体i在t年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耦合协同程度;[lnDifit]表示个体i在t年取对数后的数字普惠金融水平;[Controlit]表示控制变量;[μi] 为个体控制效应;[vi]为时间控制效应;[εit] 为随机扰动项。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基准回归结果
为确保实证分析结果的科学性,采用时间与个体的双向固定模型,并使用地点(省份)聚类的稳健性标准误来进行实证回归,数字普惠金融对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耦合衔接的赋能作用如表3所示。由模型(1)可知,在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数字普惠金融的回归系数为正值,并通过了1%置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模型(2)到模型(7)分别为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数字普惠金融的回归系数均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耦合衔接,假设H1成立。
考虑到控制变量的因素,城市化程度以及基础建设对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与乡村振兴之间的顺利衔接产生了不同层面的影响。其中,城镇化水平的回归系数为0.473 9,表明城镇化的推进有助于带动乡村地区的整体发展水平,有利于推动二者有效衔接。基础设施的回归系数为0.001 5,表明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有利于为乡村振兴夯实根基,进而促进二者衔接水平的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科技创新及人力资本的回归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这些因素对两大系统的衔接影响不显著。
4.2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探究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采用以下方法进行稳健性检测如表4所示。
4.2.1 剔除特殊城市样本。
鉴于北京市、上海市和广州市的经济发展程度较高且其整体发展的质量也远超其他地区,因此选择排除这三个地区的样本来重新分析剩下的省份或直辖市的数据来确认结论仍然稳定可靠。结果如模型(8)所示,数字普惠金融回归系数依旧显著。
4.2.2 增加控制变量。
发展模式对于实现乡村复兴至关重要,其作用在于确保脱贫致富和农村发展的无缝对接。通过比较二、三产业在GDP中的占比来评估这一影响程度,并将其纳入双向固定效果模型以确定相关关系,得到的结果正如模型(9)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相关度及其正负值都与前述分析相符,因此上述结论依然成立。
4.3 异质性分析
因为我国在乡村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相关政策扶持等方面存在差异,所以本文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进行深入分析。就数字普惠金融对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耦合衔接的影响进行区域异质性分析。
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会显著促进西部地区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耦合协同度,对东部、中部地区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衔接并没有显著促进作用,可能是由于西部地区的数字金融存在更大的发展空间,数字普惠金融对于经济的促进效果更大。因此需将重点聚焦在如何通过增加投资力度等手段去改善这一状况并充分发挥出“数字扶贫”所产生的积极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