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乡村治理研究

摘 要：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四级（中央级、省级、地市级、区县级）办台的县域主流媒体和重要的县级信息平台，既是媒介融合的“最后一公里”，又是服务乡村的重要前沿阵地，连接千村万户，贴近民生，能更好地反映民生，对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有着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近年来，关于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乡村治理的研究在不断增加。对县级融媒体中心来说，要主动融入乡村、扎根乡村，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更好地参与乡村治理。笔者对融媒体发展背景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乡村治理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县级融媒体中心；乡村治理；综述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7909（2024）6-31-4

DOI：10.19345/j.cnki.1674-7909.2024.06.006

1 研究背景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截至2020年底，全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已经完成基础建设和运营，历经媒体机构重构和运行机制再造，逐步从数量增长向提质增效过渡，形成了“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运营模式，成功进入县级融媒体2.0新时代。《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做强新型主流媒体，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1］。县级融媒体中心不仅是基层的主流媒体，还是国家治国理政的平台，肩负打通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重任。因此，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乡村治理是客观且必要的。

随着新媒体发展，互联网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使传统传媒格局和舆论生态发生变化。同时，通过数字乡村建设，可推动乡村开展产业、生态、乡风、治理等方面的革新。县级融媒体中心要主动融入乡村、扎根乡村，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更好地参与乡村治理。基于此，笔者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乡村治理进行研究，探究县级融媒体中心与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关系，并进行简要述评和展望。

2 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乡村治理的研究现状

2.1 关于县级融媒体中心的研究现状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此后，县级融媒体中心成为第二轮媒体融合的重点［1］，各地火速推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从横向的数量增长到纵深的融合发展，实现了从技术到功能的整合，将其打造成为集政务服务、舆论宣传、信息枢纽等功能于一体的新型县域治理机构。

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学界的关注度也日益增长。首先是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发展方向和定位的研究。胡正荣提出县级融媒体中心应定位为区域综合智慧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实现信息治理体系和信息治理能力的现代化［2］。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社会基层治理组织，只有更贴近民生，才能更好地服务民生。李文冰等［3］详细分析了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功能，即在信息传播功能上，要巩固主流意识形态，激发基层治理活力；在基层治理功能上，应整合县域内的在线政务服务平台，保证信息公开透明、协商民主的政务服务，实现现代化治理的转型；在公共服务功能上，从单一服务向多元化的“互联网+服务”转变，从而满足受众多元化需求。上述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功能的研究是基于技术展开的，而孙健［4］在调研后提出，县级媒体融合实践更应注重自身在地方社会平台中发挥的作用，逐步确立基层治理信息枢纽的功能定位。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功能在不断完善，为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指明方向。从县级融媒体中心内部建设方向来看，县级融媒体中心应整合县域媒体资源，实现融合创新，培养数字人才，从而提升新闻节目的创造力和活力［5］。戴丹丹［6］认为报纸记者也要树立新媒体思维、融媒体观念，要全方面发展，在照片拍摄、视频录制、微信公众号编排等方面发力，培养“一超多能”的职业技能，做全媒体记者。从县级融媒体中心外部建设来看，高伟［7］认为要将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成治国理政的新平台，一是继续增强信息透明度，巩固主流舆论阵地；二是强化服务理念，做好“新闻+政务”，打造新型政务平台；三是关注基层矛盾，加固基层民意共识；四是传播乡村文化，延伸产业链条，助力乡村振兴。

其次是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模式和路径的研究。在县级融媒体中心模式分析方面，曹素贞等［8］对不同地区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模式进行分析，总结出3种主要模式：一是基于平台和技术支撑的“北京模式”，如延庆区融媒体中心使用的“广电+报业”模式的“中央厨房”；二是依托省、市、县媒体合作共建的“省级模式”，如湖北广电集团的“长江云”平台；三是对接市场化的“县级媒体集团模式”，如长兴传媒集团搭建的融媒体平台，作为全国第一家县域全媒体集团，实现全媒化产品、扁平化管理、集成化功能。

最后是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困境和对策的研究。学术界普遍将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困境研究与对策研究相结合。林颖［9］在全国范围内选取10个县级融媒体中心进行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发现县级融媒体中心还存在缺乏融合思维、缺乏平台思维、激励机制僵化、创新不足、人才流失、缺乏掌控中央厨房的“主厨”等问题。吴小康［10］研究后发现，县级融媒体中心存在的困境是主动融合思想还未形成，县级融媒体中心应树立融媒体思维，从融媒体视角去选定作品方向，激励不同媒体朝同一目标协同发力，形成融合发展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赵文晶等［11］认为县级融媒体中心人才转型难、整合难、更新难，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应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创新人才培训机制。在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困境和对策分析时，可从融合思维、人才培养、构建平台出发，进行多元协同发展，实现县级融媒体中心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2.2 乡村治理的研究现状

2.2.1 乡村治理的概念

乡村治理与治理是包含关系，先要弄清治理，才能作用于乡村治理。英国著名治理研究专家格里·斯托克认为，治理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其权威性与有效性并非完全来源于国家强制性权力，而是来自各行为主体间的互动［12］。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认为“治理”是指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法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

2.2.2 国外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

国外对乡村治理的研究已有很长时间，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后可知，欧美国家具有代表性的乡村治理模式是城乡共融型；韩国乡村治理主要采用“新村运动”模式，即由政府来引导农户自主发展，并为农户提供资金和政策的帮助和支持；拉美地区（如巴西、阿根廷）的乡村治理主要致力于农村脱贫，并提供福利保障，这与当地经济发展有关。不同国家的乡村治理各具特色，而中国乡村治理是以村民自治为基础，辅以多元协同治理。

2.2.3 国内关于乡村治理的研究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乡村治理”这一政策概念；到2017年，乡村治理开始被赋予新的宏大视角。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要建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从国内现有研究来看，中国乡村治理的研究包括乡村治理概念、治理主体、治理模式等方面。

对乡村治理概念的研究，国内学者从“乡村治理”概念内涵的不同角度进行阐述。党国英［13］从“乡村治理”的内容视角出发，提出乡村治理是为了提升乡村经济水平、维护乡村公平正义，从而促进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贺雪峰［14］从发展与实践角度出发，提出乡村治理是为了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并探究中国乡村如何进行管理或中国乡村如何进行自我管理。吕德文［15］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出发，提出乡村治理是国家与乡村社会接触过程中所形成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并总结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乡村治理的实践经验。高国伟等［16］从技术角度出发，提出乡村治理是一个需要多元主体全过程的协同合作，借助信息技术，将乡村传统的线下治理转向线上治理，让乡村治理变得更加高效、便捷和精准。

对乡村治理主体的研究，丁志刚等［17］提出治理主体是治理活动的承担者、参与者，且党和政府始终是最重要的治理主体，而农民组织、社会组织也是乡村治理不可或缺的治理主体。在此后的研究中，对乡村治理的主体研究大多数集中在多元化方面，更注重农民主体意识的觉醒。刘方亮等［18］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基于乡村基层选举制度开始形成，农民参与治理的主体性大大增强，这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在基层社会的实现方式提供一条可能的路径。于健慧［19］认为乡村治理的主体是农民，在乡村治理中，最重要的是增强农民的主动性，激发其主体意识，使其主动参与乡村治理活动，这也是新时代乡村治理要完成的任务。在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下，乡村治理成为各种力量的博弈场。颜杨等［20］提出要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要在法治轨道上明确划分各治理主体之间的权责范围；明确各治理主体的职责范围，才能保证乡村治理的各个主体之间保持平衡，从而形成多元协同的治理体系。

乡村治理结构和模式可分为3种。一是人民公社模式，其将国家行政权力与社会权力进行高度统一，但过于“理想化”，导致脱离实际。二是“乡政村治”治理模式，其将治理分化为“一元二体”，“一元”是指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皆来自人民，“二体”是指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在产生方式、组织构成和职能目标上均有所不同［21］。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乡村社会的总体机制，但因部分制度未细化，导致权责失衡等。三是“三治”结合治理模式，唐皇凤等［22］认为“三治”是以自治、法治、德治作为乡村治理的基本方式，发挥“自治为本、法安天下、德润民心”功能，优于单一治理方式或两两结合的治理模式。

杨新荣等［23］通过政策和调研，提出“四化”模式，一是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体系的核心为党组织，村委会、监事会、议事会协同党组织进行治理，从而打造新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二是治理权力的制度化，保障乡村社会有序推进的多元化治理；三是治理方式科学化，根据治理原理、时序性及治理的轻重缓急来选择合适的治理方式；四是治理手段现代化，乡村社区治理要用网格化管理来取代传统的村民管理模式，形成设岗定责、服务到户的新型治理方式。乡村治理模式随时代变化而产生变化。

2.3 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乡村治理的相关研究

在中国中国知网对“县级融媒体中心+乡村治理”进行精准搜索，共搜索到相关文献55篇。从检索结果来看，此方面研究始于2020年，并逐年增加，大多数文献是从县级融媒体中心助力乡村振兴的角度出发，对其参与乡村治理进行研究。例如，李佩等［24］认为县级融媒体中心要充分发挥乡村信息沟通桥梁、文化传承、构建身份认同和宣传的作用。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乡村治理的研究，主要从参与路径进行分析。例如，曹月娟等［25］认为在媒体融合背景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乡村治理有助于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参与社会治理实践中不断摸索前进，形成一些较为成功的模式，如“媒体+党建”“媒体+政务服务”“媒体+助农”“媒体+文旅”“媒体+公益”等。张守信等［26］认为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基层的新型主流媒体，要充分发挥技术优势、传播优势、协同优势和效果优势，立足资源整合、文化创新、数据服务、协同治理功能定位，通过“融媒+文化创新”“融媒+文旅共建”“融媒+公共服务”等实践路径来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事业。黄楚新等［27］提出县级融媒体中心赋能乡村治理的路径有平衡好新发展理念与传统发展经验的相互关系、把握好统筹布局与分类实施的辩证统一、兼顾好转型升级与风险应对的双重视角。在该研究方向上，学者们比较注重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乡村治理路径的研究，符合当前乡村振兴战略要求，且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3 结束语

通过对近年来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乡村治理研究进行梳理，发现目前学术界越来越重视对县级融媒体中心的研究，对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定位、功能拓展、社会联结上提出了新的方向和要求。这为该研究提供了一定基础，但仍要进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