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居性视角下乡村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组态效应研究

摘 要：乡村旅游在实现乡村振兴和提升村民幸福感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影响乡村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前因条件复杂。基于宜居性理论和复杂性理论构建了乡村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模型，分析了影响乡村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宜居因素组态路径。研究发现，单个宜居因素不足以成为影响乡村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必要条件；宜居因素对乡村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两种组态路径：生产—生态改善和生活—生产—生态改善；乡村旅游地居民的高、低主观幸福感存在因果非对称性，其中宜居公共安全在导致乡村旅游地居民低主观幸福感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发展乡村旅游以提升村民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中，需要立足当地实际情况，突出多要素的协同效应，特别需要注意，提升村民的生活安全感、保护乡村生态环境、发展乡村多元业态产业、提高村民的参与度等。

关键词：乡村旅游地居民；宜居性理论；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主观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7909（2024）11-31-6

DOI：10.19345/j.cnki.1674-7909.2024.11.007

0 引言

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其能够统筹建设城乡生态环境、调整乡村产业结构、配置社会人力资源、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对提高乡村旅游地居民的幸福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乡村旅游依托乡村元素开展，其发展离不开乡村的宜居环境。相较于未发展旅游的乡村，乡村旅游目的地更重视环境的宜居性［1］。管艳芳等［2］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发现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生态宜居与乡村旅游的耦合度水平在10年间从中度失调水平达到了优质协调水平。发展的内在动力促使乡村持续优化自身形象与创新旅游产品，以提升吸引力；同时，发展乡村旅游使得大量人流、物流、货币流及信息流在乡村汇聚，可开发乡村购物、娱乐、文化等多元化功能，从而影响乡村宜居性［3］。

乡村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发展旅游，其根本目的是增强乡村居民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有学者指出，居住环境是影响个体幸福感的一个前因条件［4］。宜居性理论认为需求的满足取决于个人能力和生活条件，需求会影响幸福感［5］。现有研究主要以社会交换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仅为影响乡村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因素的指标设定提供了部分理论支撑。而宜居性理论从人的绝对感受出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乡村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是一种复杂的结果变量，现有研究主要通过传统的对称定量研究方法分析影响因素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线性关系［6-9］，无法解释二者之间多因并发的组态效应和因果非对称性，影响因素与乡村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黑箱有待研究。因此，基于宜居性理论构建乡村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宜居影响因素模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探索影响因素与乡村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复杂关系，以丰富乡村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领域的研究内容与理论成果。

1 理论基础与模型构建

1.1 宜居性理论

宜居性包括生理需求、文化认知和归属感等人类各种需求。WEI［10］进一步将乡村宜居性定义为居民获得高质量生活的积极引导能力，并具有足够的幸福感、可及感和归属感。宜居性理论由VEENHOVEN［11］提出，认为人类有与生俱来的需求，需求的满足取决于外部生活条件和个人的内在能力，其满足程度体现在享乐体验中，享乐体验则决定了幸福水平。宜居性理论关注绝对生活质量，而不是相对差异，认为生活条件的改善会使生活更加幸福。VEENHOVEN等［12］从比较理论、民俗学理论和宜居性理论3个角度对世界各国的幸福模式进行了预测，只有宜居性理论的预测与数据相吻合，由此证明宜居性理论是最现实的理论。现有对于乡村旅游地居民幸福感的研究大部分将人视作侧重于利益交换的理性经济人，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现实情况下，乡村旅游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更多强调其主观感受，借助宜居性理论能更全面深入地探究乡村旅游如何影响当地村民的主观幸福感。

1.2 模型构建

在发展乡村旅游的过程中，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会因外部影响重构，乡村旅游地居民的个人能力也会影响其“生产、生活、生态”空间［13］，村民的主观幸福感会受到此变化影响。基于宜居性理论与“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宜居功能构建了乡村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宜居影响因素模型，如图1所示。

1.2.1 生态宜居影响乡村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

环境怡人度是评价是否宜居的首要因素，优美健康的环境会提升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宜居水平，增强人们前来旅游与居住的吸引力［14］。乡村旅游地居民生存离不开乡村环境，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旅游发展过程中保护生态资源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15］，宜居的生态环境是乡村旅游地居民幸福的重要源泉。

1.2.2 生活宜居影响乡村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

理想的宜居乡村需要为村民提供必需的生活服务设施和高质量的生活条件。发展旅游可改善乡村的基础设施，加速村民享受新技术带来的便利、智能的服务，提高村民的生活质量，使其幸福感增加。发展旅游也会造成房价及生活成本飙升等负面影响。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提到，只有基本的生理需要得到满足，居民才可能感受到幸福。因此，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满足村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提升村民幸福感。高园［16］认为，在自身的基本需求满足后，人可以在传统文化中探索到更高层次的幸福感。乡村悠久的历史文化不仅能增加外部群体的兴趣，更能熏陶村民的文化意识，且旅游活动可以沟通不同文化，开阔村民视野，影响村民对幸福的认识［14］。乡村社会安全是指乡村具备良好的控制和应对内外部干扰的能力，可保持乡村社会正常、稳定运行［1］。乡村发展旅游会使得村内流动人口增加，增加治安工作难度。安全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社会治安状况会直接影响乡村旅游地居民的安全感，从而对其幸福感产生影响［16］。因此，乡村生活宜居功能包含生活便利、文化认知和宜居公共安全。

1.2.3 生产宜居影响乡村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

发展乡村旅游可优化乡村产业格局，使乡村从单纯依赖土地发展第一产业，转向发展具有持续增长性、综合带动性的其他产业，促进乡村产业兴旺。同时，旅游收益分配的合理性会影响建设乡村的物质保障及村民对乡村发展旅游业的支持程度。产业发展带来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居民收入增加、就业机会增多、旅游收益分配合理，均会使其幸福感增加［15，17，18］。宜居乡村是环境优美，设施、保障完善，邻里关系融洽的和谐地区。旅游发展带来的利益冲突可能削弱村民之间的凝聚力，亲密团结的邻里关系可能变得功利，负面影响村民幸福感。而乡村旅游地主客间的良性互动能带动村民参与旅游，使村民获得心理认可和满足，有利于其情绪健康发展，提升村民幸福感［19］。村民参与社区决策的程度也是宜居性的重要表现之一，乡村旅游目的地居民会产生参与当地旅游相关事务的意愿。通过参与旅游发展决策，村民的自尊意识和归属感会增强［20］。俞可平［21］认为，居民幸福感的产生离不开其政治权益的实现和保障，保障村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会使其产生幸福感。因此，乡村生产宜居功能包含产业发展、人际纽带和社会参与。

2 研究设计

2.1 测量工具

此研究所用问卷共包含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村民的乡村旅游发展宜居性感知，所运用的二级指标借鉴了来东槟［14］、张涛［22］等的研究，并结合案例地情况进行部分修改。第二部分是对乡村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测量，所用量表为Diener构建的生活满意度量表。以上两部分均使用李克特五分量表。第三部分为人口学统计数据。

2.2 数据获取

此研究所选取案例地为青岛市崂山区王哥庄街道雕龙嘴村和晓望村、城阳区惜福镇街道青峰村及淄博市池上镇聂家峪村和中郝峪村。其中，晓望村、聂家峪村和中郝峪村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青峰村是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山东省景区化村庄；雕龙嘴村是中国最佳宜居乡村，位于王哥庄街道旅游民宿集聚区的核心片区。对案例地村民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140份，回收有效问卷135份。根据fsQCA所依托的布尔代数运算，n个前因条件将形成2n个可能组态，135份问卷符合该方法要求。

被调查者中男性占34.8%，女性占65.2%；老年人居多，41岁到50岁最多（25.9%），其次为61岁及以上（21.5%），51岁到60岁占19.3%；文化程度多为初中、中专、技校或大专，共占总体的53.4%；职业占比最多的为农民（40.7%），其次为个体或自由职业者（23.7%）；大部分村民月收入在6 000元及以下（85.2%）。

3 数据分析与结果

3.1 信度与效度分析

采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SPSS 26.0分析问卷的信度，其克隆巴赫值为0.851～0.981，说明信度良好。KMO值为0.948，巴特利特球形检验概率P值为0，说明问卷适合做因子分析。使用结构方程建模软件AMOS 28.0对问卷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测量模型的结构效度较好（X2/df=1.842，CFI=0.929，IFI=0.930，TLI=0.917，RMSEA=0.078）。各潜变量对应各题目的因子载荷为［0.68，0.98］，AVE为［0.61，0.79］，CR为［0.82，0.96］，说明该模型各潜变量具有理想的聚敛效度。从表1可知，各潜变量的AVE均大于0.5，且各潜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其AVE平方根，区分效度较好。

3.2 fsQCA分析

fsQCA是一种定性比较分析方法，采用“模糊集得分”的方式对变量赋值，分析条件变量如何组合以产生特定的结果变量［23］。此研究选择fsQCA基于如下考虑：①乡村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fsQCA能够从整体性和系统性角度进行多因素组态路径探讨；②研究所选用变量不需进行二元赋值的完全界定，采取模糊集得分对变量赋值可以使解释途径更具合理性；③此研究属于小样本因果关系探索性研究，fsQCA所需样本量符合该研究需要。

此研究以样本数据分布的95%、50%、5%值为模糊集的完全隶属点、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点［24］，应用fsQCA 4.0的校准命令将数据校准为0～1的隶属值。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3.2.1 必要条件分析

进行单变量必要性分析可判断单个条件变量是否为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在此研究中，单一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均小于0.9，因此不存在必要条件。

3.2.2 条件组态分析

条件组态分析可探究条件集合是否为结果的子集。此研究将频数阈值设置为1，为降低矛盾组态发生的概率，将PRI一致性设置为≥0.75［25］。结果共产生2种乡村旅游地居民高主观幸福感组态，乡村旅游地居民高主观幸福感组态的总体一致性为0.954 1，表明乡村旅游地居民高主观幸福感的2个组态很好地解释了所选取的案例；总体覆盖度为0.587 7，说明2个组态解释了58.77%的乡村旅游地居民高主观幸福感的原因。

生产—生态改善路径M1：～SHBL*STHJ*CYFZ*RJND*SHCY*GGAQ，即生活便利+生态环境+产业发展+人际纽带+社会参与+公共安全。该组态的一致性为0.984 6，原始覆盖率为22.94%，唯一覆盖率为2.69%，覆盖案例地为青岛市晓望村、雕龙嘴村和青峰村。在该组态中，生态环境（STHJ）、产业发展（CYFZ）、社会参与（SHCY）和公共安全（GGAQ）为核心条件，生活便利（SHBL）和人际纽带（RJND）为边缘条件，即提高乡村的生产和生态功能有利于增强乡村旅游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晓望村、雕龙嘴村和青峰村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改变乡村“脏乱差”的面貌，营造乡村景观。其中，晓望村完成进村道路硬化、美化约6 km，铺设石板路超1.5万m2，形成了与村周围二龙山景区相协调的建筑风貌，并引导村民发展乡村旅游民宿产业，打造了老井润、晓阳春、小隐民宿等乡村精品民宿，丰富了村内业态，带动村民就业，使村民增加了收入。雕龙嘴村以山海景观为依托发展乡村旅游，是青岛市最早一批乡村旅游“网红村”，村民借助乡村旅游开办渔家宴、运营精品民宿，丰富了收入来源。青峰村则始终坚持村庄景区化建设与毛公山旅游发展紧密结合，以“红色文化+旅游休闲+果品采摘”的模式，大力发展绿色农业和休闲采摘项目，配套建设民宿、农产品销售点等，拓宽了村集体及村民增收渠道。乡村通过发展旅游改善村民生活环境、带动乡村多产业发展、提高村民参与度等，增强了乡村旅游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