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艺术乡建人才培养路径研究

摘 要：通过对艺术乡建发展历程、现状的梳理，发现和美乡村建设的最大障碍是人才和人力资源匮乏。为确保艺术乡建人才长期驻留乡村，提出坚持乡村人才与乡贤培养、校地协助与实践导向、人才留用与创新引领等原则，并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支撑、职业规划、奖励制度等为人才培养提供保障。在艺术乡建人才队伍的建设上，可采用高校艺术教育培养校内艺术人才、高校艺术教育培训校外艺术人才、国家政策赋能“外部”艺术乡建人才引进、政府机制助力“内部”艺术乡建人才回流等路径，持续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关键词：和美乡村；艺术乡建；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J124；F3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7909（2024）13-25-5

DOI：10.19345/j.cnki.1674-7909.2024.13.005

0 引言

艺术乡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第七篇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进一步深化，为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乡村振兴包括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要素。艺术乡建人才的培养是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保障。研究旨在探索务实的艺术乡建人才培养模式，解决艺术乡建中乡村人才振兴的关键问题，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人才和人力资源。

1 文献回顾

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指出，“所谓艺术乡建，是指在中国的乡村建设中，利用各种一目了然、可知可感的艺术形式书写乡村情感故事，恢复乡村文化记忆，借此带动社会各界力量共同投入乡村建设，振兴乡村经济”［1］。艺术属于文化的一部分，艺术乡建归属于文化乡建。艺术乡村建设实践及相关人才培养研究起步较晚。当前，有关艺术乡建人才培育路径的探索尚未形成系统的研究成果，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艺术乡建与文化振兴乡村的关系研究。李人庆［2］提出艺术乡建具有文化寻根、文化自省、文化批判和文化建设的多重视角和使命。肖昕等［3］认为，艺术乡建在乡村建设中发挥着修复乡村文化体系、创造乡村新文化、巩固村民文化价值观、构建乡村情感共同体等重要作用。二是艺术人才介入乡村振兴的实践研究。有艺术家参与的学者下乡，如左靖等发起“碧山计划”；有专业的建筑师下乡，如浙江大学贺勇老师在鄣吴镇实践，黄印武在大理沙溪实践；有社区营造团队的下乡，如渠岩发起“许村—青田计划”，旨在通过各种艺术活动进行乡村文明修复试验。目前，参与乡村振兴的艺术主体逐渐多元化，不再仅仅是一种类型的艺术家介入，而是不同类型的团队同时参与，且拥有明确的分工，这也涉及不同团队之间的沟通交流问题［4］。三是高校师生参与式艺术实践服务乡村振兴的研究。徐津［5］认为，高校可以探索“项目制实践教学+长期跟进”的参与模式，实现高校与乡村的合作共赢。胡家翀等［6］指出，高校艺术人才参与乡村建设，对于修复乡村价值，推动古村落传统文化的保护发展极为重要。四是高校艺术专业大学生返乡介入乡村振兴的研究。张朝霞［7］指出，进入乡村振兴时代之后，艺术乡建的内生化发展逻辑将逐步强化，青年艺术乡建力量也将以“准组织化”方式深度介入。郭丽萍［8］提出，合理运用乡愁情结引导学生积极参与乡村建设，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以实际行动助力当地产业发展。

20世纪50年代，艺术乡建开始成为全球化的现象，如欧洲波兰萨利派村、意大利阿库梅贾村、芬兰菲斯卡村、泰国清迈大地项目等。但由于文化和政治背景的差异，东亚地区（如日本、韩国）的艺术乡建活动对我国和美乡村建设更具借鉴意义。例如，日本中北部的越后妻有村以其成功的艺术乡建案例闻名，当地艺术家利用大量乡村公共空间，尊重当地的特色文化，并与村民的生产生活相结合，使其从一个贫困村变为著名的艺术乡村，大力推动了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9］。

以上对艺术乡建的研究已取得丰富成果，也为本文提供了研究思路。但既有研究更偏重乡村建设的宏观研究，实证研究也更多是分析艺术乡建人才振兴乡村的个案，较少关注艺术乡建人才的培养。基于此，本研究聚焦艺术乡建人才培养路径，通过对艺术乡建取得的成效、存在的不足进行分析，明确人才培养路径。

2 我国艺术乡建发展历程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央一号文件的陆续出台，“三农”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进入21世纪，艺术乡建实践开始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创新性力量。我国艺术乡建的发展总体分为3个时期：政府、企业与艺术家型乡建的艺术介入时期、高校师生成体系导入乡建的艺术驱动时期、新一代艺术设计专业大学生等知识分子返乡参与乡建的艺术合作时期［10］。

2.1 艺术介入时期

此时期主要体现为政府、企业与艺术家用艺术实践介入乡村建设。政府负责确立乡建方向，由企业家主导的企业运用自身优势助推乡村建设，艺术工作者躬体力行投入其中。例如，政府主导的福建省屏南县的“屏南模式”，其成功之处在于形成了“党委政府+艺术家+古村+村民+互联网”混融赋能工作格局［7］。企业主导的“万达丹寨小镇”建设采用“企业包县”制，逐步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商业化“艺术乡建”通路。艺术家渠岩以自身艺术实践融入乡村建设，开始了艺术家主导的“许村—青田模式”的艺术乡建探索。

2.2 艺术驱动时期

这一时期主要体现为高校师生成体系导入乡村建设，通过一系列的艺术乡建实践驱动乡村振兴。例如，2018年，由中国美术学院师生共同发起的“艺术驱动乡村——打造甘泉村计划”，开启了高校师生成体系导入乡建的艺术驱动的序幕。该艺术实践旨在复兴甘泉村文化品牌、激发遗产活力与提升甘泉村旅游文化体验，并首次尝试运用艺术教育与乡村文化协同育人的方式培育乡村振兴战略型艺术人才［10］。这一时期对高校艺术人才的培养方向和培养路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艺术高校在人才培养、学科专业、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的改革有了新的方向。高校教师带领学生通过艺术实践，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应用实践。

2.3 艺术合作时期

经历了艺术乡建20年的变化和发展，艺术乡建实践进入了共建协作的合作时期。这主要体现为新一代艺术乡建大学生在国家宏观政策的指引下怀揣砥砺报国之志进入乡村，投身艺术振兴的实际行动中，成为新时期艺术乡建的主力军。例如，刘熙墨利用所学专业，结合新媒体平台，成功将地方文化与电商结合，不仅推动了家乡的经济发展，还带动了当地的文化传播，为乡村振兴树立了典范。随着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美好愿景逐步呈现。

3 我国艺术乡建发展现状与其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

3.1 我国艺术乡建发展现状

一是艺术乡建主体的多元化、协同化。我国艺术乡建呈现一方为主、多方参与、协同发力的发展现状。这些主体主要包括政府、艺术家、村民、企业和高等院校等，他们各自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共同推动艺术乡建的深入发展。例如，艺术家渠岩主导的“青田模式”，充分展示了艺术乡建主体的多元化和协同化。政府在“青田模式”中作为政策制定者和资源调配者，发挥了重要作用；广东工业大学城乡艺术建设研究所带来了专业的艺术知识和设计理念，为艺术乡建提供了智力和技术支持；作为乡村的主人，村民在“青田模式”中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渠岩的鼓励下，青田村民重新梳理了“青田八景”，并积极参与乡村的生态改善、文化保育和经济发展。“青田模式”的成功之处在于艺术家主导下的多元协同共建模式。

二是艺术乡建模式的多样性、特色化。随着艺术乡建的深入发展，我国逐渐形成了多种具有地方特色的艺术乡建模式。例如，云南省澜沧县大歇场的“政府+艺术家+村民”协同模式，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本土艺术家李剑锋指导村民进行民居雕刻绘画，村民积极参与文化设施的修复和建设，三方联动共同推动艺术乡建；山东省日照市白鹭湾美术馆小镇“艺术+旅游”融合模式，通过建设特色原创空间，为游客提供丰富的艺术体验，促进了当地农业、文创等产业的融合发展；四川美术学院携手海龙村的“艺术+产业”发展模式，将沼气文化与艺术融合，打造全域化的艺术乡建载体，通过艺术展览、文化体验等方式，重新激活了沼气文化的生命力，并带动了乡村旅游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建德市的“数字化+艺术乡建”创新模式，打造了“文化乡集”综合体，开发了文化礼堂智能互动系统，创建了共享共融模式，为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3.2 我国艺术乡建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是人才梯队建设不足。当前的艺术乡建很多还停留在项目层面，缺乏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系统教育来构建人才梯队。在推进艺术乡建过程中，缺乏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复合型人才，艺术乡建人才培养机制有待完善。二是人才流动与引进困难。相较于城市，乡村在基础设施、生活条件、职业发展等方面存在差距，艺术家、高校师生等艺术乡建人才难以长期扎根乡村。虽然一些地方开始尝试通过政策优惠、项目合作等方式吸引艺术人才，但人才引进机制不够健全，难以有效满足艺术乡建的人才需求。三是村民参与度低。艺术乡建往往由外部力量主导，有时难以充分考虑当地的文化传统和村民的审美需求，村民对艺术乡建的内容缺乏情感上的亲切感和认同感。在艺术乡建过程中，村民往往被边缘化，村民的创造力和积极性难以得到激发。

4 艺术乡建人才培养原则与保障机制

4.1 艺术乡建人才培养原则

4.1.1 乡村人才与乡贤培养原则

日本千叶大学的宫崎教授指出：“乡村建设应该是内发性的，即由居民内部产生出来构想和提案，因而乡村景观重建并不是乡村建设的要点，当地居民才是乡村建设的真正对象，乡村建设的关键是人心建设。”在艺术乡建过程中，应始终遵循以乡村和乡民为艺术乡建主体，其人才培养应聚焦乡村本土少年、青年、乡村教师、乡村手工艺师、乡村非遗传承人等乡村本土人才。一方面，乡村本土人才有较强的知乡、爱乡、建乡、护乡情结，他们更了解自己的家乡，更愿意为家乡的建设奉献自我。通过培养，他们将成为艺术乡建的“领军人”“新乡贤”，乡村振兴也就有了内生动力。另一方面，通过乡建人才的建设成果吸引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建乡，扩充乡村本土人力资源，内外合力持续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步伐。

4.1.2 校地协作与实践导向原则

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思想指引下，高校在艺术乡建中应紧密围绕乡村振兴的实际需求培养艺术乡建人才。高校与地方政府、乡村社区及艺术机构应深化合作，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确保人才培养与乡村实际需求紧密结合，精准对接乡村在文化、产业、生态等方面的具体需求。高校应注重实践教育，通过实地调研、实习、实践、实训参与艺术乡建，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成长，提高其动手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地方政府应推动产学研结合，促进乡村文化产业的创新和发展。同时，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应强调艺术与乡村相关学科的融合，如乡村社会学、文化产业管理等，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和视野，培养具有复合型知识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4.1.3 人才留用与创新引领原则

艺术家是艺术乡建的核心力量。地方政府应根据艺术人才的不同需求和特点，量身定制优惠政策包，降低他们的生活与工作成本，提高其生活质量与创作动力；应探索建立艺术家驻留制度，为短期或长期驻村的艺术家提供工作室、生活空间及创作资源支持等；应搭建发展平台，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艺术交流平台，如艺术市集、工作坊、研讨会、线上展览等，为艺术乡建人才提供展示才华、交流思想的舞台，吸引和留住优秀艺术乡建人才，为乡村建设提供持续的艺术人才支持；应鼓励艺术家创新思维和创意实践，推动乡村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国应通过树立典型、推广经验等方式，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引领艺术乡建人才培育工作的不断创新和发展。

4.2 艺术乡建人才保障机制

4.2.1 政策保障

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制定完善的政策，为艺术乡建人才提供政策优惠和便利条件，如人才引进住房政策、户籍制度、医疗保障等，为返乡人才的安居乐业提供政策保障；应落实国家出台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计划等相关政策，鼓励艺术人才到乡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