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数字化转型的福利效应分析

摘 要：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实证分析农户数字化转型对其福利程度的整体效应和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户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家庭福利程度的上升，提升家庭消费、促进非农就业是2个重要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健全数字服务体系，全面培育和提升农户的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可提升其主观福利。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福利效应；家庭消费；非农就业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7909（2024）14-53-5

DOI：10.19345/j.cnki.1674-7909.2024.14.011

0 引言

在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数字经济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等均对我国数字化转型进行了重大部署。数字乡村建设也是国家以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1］，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促进农民生活便利化和现代化、推动和美乡村建设。在此背景下探究数字化转型如何提升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问题。

与该研究密切相关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以下2个方面。一方面是家庭福利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家庭人口特征是影响家庭福利的重要因素，如个体婚姻状况［2］、受教育年限、年龄和性别、生育状况等。该领域研究多聚焦在农户家庭的资本要素对福利提升的促进作用，如社会资本［3］、负债［4］、家庭住房状况［5］、金融资本［6］对主观福利均有显著影响。也有部分研究关注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户籍制度［7］、社会环境［8］对家庭福利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数字化与农户家庭主观福利的研究。数字化在改善农村家庭福利方面的本质是让农村家庭利用数字技术培育全面发展的能力，从而提升生活质量［9］。一是数字化带来的外部环境的改善带来的间接福利效应，核心要义便是数字赋能，数字化赋能金融发展为农民提供了创业支持，并带来了收入增长［10］。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缩小居民家庭收入差距、改善居民消费结构等路径显著带来了福利水平的提升［11］。以互联网平台为载体、以数字化技术为核心的跨境电子商务促进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带来了显著的福利增长效应［12］。另一个便是数字化作用于个体自身带来的直接福利效应，互联网使用可能带来两种后果，即数字鸿沟还是信息福利。互联网的信息搜索、传播功能带来了居民主观福利上升，而“弱势群体”的数字鸿沟不利于福利提升［13］。互联网使用畅通了信息获取渠道以此提升了幸福感［14］。

综合来看，现有文献对家庭福利影响因素的探讨已较为全面。但是，鲜有文献聚焦农户专门研究数字化转型与其主观福利的关系问题，尚未揭示数字化转型促进农户主观福利提升的作用机制。因此，笔者试图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追踪调查数据（CHFS），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农户主观福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1 数字化转型对农户福利的影响

较高的幸福度是人民走向美好生活的体现，也彰显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更是人民追求的最终目标。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走进了千门万户，也对农户家庭产生了深刻影响，数字化为农户带来了便利的生活手段、多元化的享受渠道，成为促进农户主观福利提升的重要手段。首先，数字化拓展了就业选择边界，数字化不但催生了诸如自媒体、网络主播等大量新兴职业，而且数字化带来的信息共享机制及信息覆盖度高、信息传播速度快等特征提供了丰富而且实时可靠的工作信息，这有助于拓宽农户职业选择。其次，数字化丰富和便利了生活，一方面，农户数字化发展通过便利化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平台为农民提供均等化的信息服务，助力农户打破“信息孤岛”，减少信息收集成本，又减缓农户信息不对称不充分问题，为农户便利化生活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农户数字化转变提高了生活舒适度，借助于互联网平台，不论是涉及政务的农业经营补贴、贷款及诸多个人事项办理，还是足不出户即可享受到的优质商品和服务，都极大提高了农户的主观福利。此外，数字化拓展了社会网络，社交需求是个体在基本需求满足后要求的较高层面上的需求，社会网络有助于实现信息共享和风险分担，推动网络内部成员互相帮助，进而增加成员的获得感、归属感和满足感。传统的社会网络本质是由亲戚、身边好友等连接而成的熟人关系网，而数字化极大地拓展了社会网络，跨越了地域和血缘关系。同时，数字化带来的便捷高效的通信方式强化了社会网络的紧密程度。最后，数字化提供了多元化的娱乐方式，农户幸福度与高品质生活息息相关，精神享受是高品质生活的应有之义和深刻体现，数字化平台在提供均等化信息服务的同时，也以其广覆盖、高效传播、受众多的特点催生出了短视频和各类互联网平台，由此带来了多元化的娱乐方式。据此，提出以下假说。

H1：数字化转型可以促进农户福利程度提升。

1.2 数字化转型影响农户福利的传导机制

居民消费意愿不但取决于居民的消费能力，也同样取决于居民所面对的外部消费环境。具体来说，居民消费受限于外部供给的多样性，由此带来的两个直接问题，一是居民是否有足够的信息渠道了解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二是居民是否存在便捷可行的渠道和手段享受到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互联网消费金融的发展可以显著促进家庭消费升级［15］。依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求从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呈现出逐级递进的趋势。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假定个体效用是消费的函数，且消费的增加总是能提高个体效用，即提升个体福利水平。首先，数字化带来了多元化的消费渠道。一方面，支付方式数字化缓解了传统支付方式的不便利问题，为消费渠道的拓宽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不同于传统的线下消费模式，伴随着移动互联网平台的快速发展，线上消费已经成为主流，而且各类商品消费平台根据企业发展规划聚焦主要的目标人群，这满足了不同收入和消费偏好人群的消费需求。其次，数字化带来了消费内容的变革，传统的消费领域仅局限在基础的低层次的衣食住行，即生存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随着富裕程度的提高和得益于数字化发展，享受型消费的倾向和规模逐步增大。以服装、休闲为代表的物质和体验性消费和以奢侈品消费为代表的炫耀性消费与个体主观幸福感正相关［16］。综上，数字化改变了人们的消费理念，丰富和拓宽了居民的消费选择，更重要的是，带来了便利的消费方式。据此，提出以下假说。

H2a：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农户消费水平来促进农户福利提升。

我国乡村传统的小农耕种劳作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普遍具有劳动强度高且收益较低的特征。收入是幸福感的重要因素［17］。一方面，高强度劳作会直接影响到幸福感知；另一方面，维持在较低水平的农业生产经营所得极不利于家庭财富的积累，从而间接影响到农户自身的幸福度。一般而言，非农就业会带来农户劳动所得收入的大幅度上涨，从而提升劳动者的生计韧性，也为促进农户生活品质提高而必需的物质获取和积累提供了资金。同时，非农就业显著重塑了工作特征，不同于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会面临的高强度体力劳作、自然灾害侵袭、不固定劳动时间、缺乏长期稳定的经营收益等特征。一方面，非农就业的劳动合同保障了农户家庭成员的工作稳定性，而享有的工作单位提供的医疗、养老、失业等保障性保险又带来了福利性保障，从而增进了幸福感；另一方面，非农就业也带来了工作环境的改善，使得农户脱离了受自然气候和工作性质影响的较差的工作环境。据此，提出以下假说。

H2b：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来提升农户福利水平。

2 研究设计：数据说明、模型设定及变量选择

2.1 数据说明

该研究采用的数据来自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报告，首先，筛选出农村样本，同时为增强数据的可信度，将受访人限定为户主。其次，将家庭层面与个人层面的数据横向合并。最后，剔除相关变量的缺失值和异常值，包括受访者拒绝回答或回答不知道的结果，与受访者实际情况严重不符的结果。经过以上处理最终得到5 168个实证样本。

2.2 模型设定及变量选择

2.2.1 基准回归模型

被解释变量是农户的福利程度，以户主的主观幸福度来表征农户的福利。原因在于：其一，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问卷仅询问了受访户主的幸福感；其二，户主在家庭中的特殊角色和重要性意味着户主幸福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家庭主观福利状况，较好地反映家庭幸福感［18］。考虑到农户的福利程度可以用从1到5的有序且非连续数值来表征，因此选用有序Probit模型。

该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农户数字化转型程度。参考尹志超等［19］的数字化指标选取和合成方法，从数字基础、数字使用等2个维度，选取农户智能手机和电脑使用、是否网络购物、是否持有第三方理财产品等4个指标，前2个指标表征数字基础，后2个指标表征数字使用。用熵权法测度得到数字化转型的综合指数。结合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报告的数据和已有相关研究文献，该研究选择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户主性别、户主政治面貌、户主婚姻状况、户主受教育水平、户主健康状况等反映户主个体特征的变量，以及家庭人口规模、家庭抚养比、家庭总资产等反映农户家庭特征的变量。

2.2.2 机制检验模型

为了检验数字化转型能否通过促进家庭成员非农就业、促进农户消费2个路径来提升农户福利程度水平，该研究运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分析。计量模型设定见式（1）至式（3）。

[happinessi=α1+β1digitali+γ1Xi+ϵi]          （1）

[mediumi=α2+β2digitali+γ2Xi+ϵi]            （2）

[happinessi=α3+β3digitali+δmediumi+β3Xi+ϵi]                                                                                 （3）

式中，[happinessi]为以户主幸福感表征的农户福利；[digitali]为农户的数字化转型程度；[Xi]为一系列的控制变量；[ϵi]为随机扰动项；[mediumi]为中介变量，分别为家庭成员是否非农就业和取对数后的家庭总消费；[α1]，[α2]，[α3]为回归的常数项；[β1]，[β2]，[β3]，[δ]为系数。根据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报告的数据，该研究将农户家庭成员按照工作性质是否为务农区分为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前者赋值为0，后者赋值为1。家庭总消费采用调查数据中的家庭总消费。如果系数[β1]、[β2]、[δ]三者均显著，则认为中介效应存在。同时，现有研究指出，Sobel检验的严格性强于逐步回归法检验，因此，该研究也同时采用Sobel法进行检验，以得到更为稳健可信的结果。

2.3 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样本数据异常值及数据的分布特征均会影响到实证结论的稳健性，标准差和最大值与最小值反映了数据的离散程度，均值反映了数据的集中趋势。由表1可知，数据整体的波动程度不大且没有极端数据离群值，所得统计量与公开统计数据和其他研究也较为一致。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1所示。

3 数字化转型影响农户福利的实证检验

3.1 基准回归分析

数字化转型影响农户福利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表2中的（1）（2）两列分别为仅控制户主个人特征和仅控制农户家庭特征的回归结果，其结果均显著为正。表2中的（3）列为户主个体特征和农户家庭特征均控制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可显著提高农户的福利程度。表2中的（4）（5）两列是数字化转型的分维度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数字基础和数字使用均对农户福利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由此，该研究的假说H1得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