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摘 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涌入城市，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然而，他们在市民化过程中仍面临诸多困境。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研究、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全面分析个人特征、家庭、工作、城市感知和社会因素等多个层面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针对这些影响因素，借助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工作稳定性、就业公平性和生活满意度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紧密结合党的二十大关于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从个人、企业、政府等3个层面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二元Logistic回归；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7909（2024）15-50-6

DOI：10.19345/j.cnki.1674-7909.2024.15.010

0 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郑州市作为河南省的省会城市，以其人口数量较多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优势，吸引了大量新生代农民工前来务工。这些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职业技能，而且渴望融入城市生活，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然而，现实并非如此。他们在教育资源、社会保险、住房保障等方面往往无法与城市居民相提并论，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使得他们难以真正融入城市。此外，郑州市作为中原地区的中心城市，其城市化进程正在不断加快。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愈发凸显。如何妥善解决这一问题，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成为郑州市乃至整个河南省面临的重要课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一重要论述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在这一背景下，笔者以在郑州市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个体、家庭、工作、城市感知和社会等不同层面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通过对在郑州市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分析，该研究可为推动郑州市乃至全国范围内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背景

李少霞等［1］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1980年后出生、持有农村户籍并在城市长期从事非农工作的群体，其市民化意愿强烈。相较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水平有所提升，但就业仍多集中于餐饮、建筑、家政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市民化意愿可理解为农民工希望融入城市生活，享受与市民同等待遇和福利的主观愿望和决心。该研究依据姚植夫等［2］的研究成果，将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定义为在城市落户的意愿。近年来，众多学者已从多维度深入探讨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因素。鲍曙光等［3］研究认为，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正面推动作用，且这种可及性包括服务的可获得性、可达性及可负担性等3个维度，其均对市民化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张笑秋［4］的研究则揭示了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较第一代农民工高出约30%。尤济红等［5］研究发现，流入地社会保障的获取对流动人口市民化意愿具有积极影响，提高流入地的社会保障水平有助于促进流动人口实现稳定或深层次的市民化。姚俊［6］研究提出，男性在城市中的就业机会和工作满意度比女性高，因此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市民化。李强等［7］研究发现，文化程度与市民化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民工的适应能力也会相应增强，从而更容易实现市民化。王团真等［8］研究提出，未婚者由于个人决策的灵活性及无家庭经营压力，其市民化意愿比已婚者更为显著。张丽艳等［9］研究发现，收入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品质，进而增强他们融入城市的意愿。何鑫等［10］研究指出，稳定的工作能够显著增强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随着工作稳定性的提高，他们更有可能融入城市生活。杨凌等［11］研究发现，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就业方面的差异会直接影响其市民化意愿，当农民工感受到与城市居民在就业上存在差异时，他们对该城市的认知和市民化意愿也会相应发生变化。金代志等［12］研究发现，现行户籍制度的发展由户口迁移的严格限制到户口迁移的逐步放开，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成为一个重要因素。学者的研究从不同维度深化了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议题的理解，并为笔者的调查设计提供了宝贵的参考。然而，大多数研究对影响因素的收集不够全面，无法满足当前深入探究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因素的需求。鉴于此，笔者依托2024年对在郑州市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进行的访谈和问卷调查数据，对影响他们市民化意愿的因素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实证分析。

1.2 研究方法

1.2.1 研究假设

在深入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多元影响因素后，基于这些影响因素提出一系列研究假设，以进一步探究这些因素如何具体作用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假设1：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进城年限等个体因素会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产生影响。假设2：婚姻状况、子女受教育情况、家中被抚养人数等家庭因素会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产生影响。假设3：工作收入、工作稳定性、工作满意度等工作因素会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产生影响。假设4：就业公平性、生活便利性、市民接纳程度、生活满意度等城市感知因素会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产生影响。假设5：户籍制度、参保情况等社会因素会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产生影响。

1.2.2 问卷设计及调查

首先，在问卷设计上，笔者围绕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编制了调查问卷。问卷内容涵盖了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工作因素、城市感知因素、社会因素和市民化意愿等6个主要方面。其中，特别设置了一道市民化意愿的题目——“您是否愿意加入郑州城市户口”，如果研究对象选择“愿意”“非常愿意”，表示其有市民化意愿。其次，在调查对象的选择上，笔者采用了随机抽样的方法，以在郑州市务工的农业户籍人口为主要调查对象，并特别关注制造业、建筑业、餐饮服务业和自营个体等领域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通过对这些领域的农民工进行深入调查，力求全面反映他们的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再次，在调查时间和方式上，从2024年3月12日开始，进行了为期1个月左右的问卷调查和访谈。问卷调查能够大规模地收集数据，而访谈则能够深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情况和真实想法。最后，在数据处理上，笔者对收集到的问卷进行了筛选和整理，剔除了那些已转为城镇户籍的农业转移人口问卷，同时排除了错答、漏答和信息不完整的样本，从而确保数据的有效性。最终获得了226份有效问卷，样本有效率达到了87.94%，运用SPSS 27.0软件，对问卷调查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卡方检验、二元Logistic回归等，以揭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1.2.3 变量筛选

在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关键因素时，该研究选用了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因变量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即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在郑州市落户（不愿意落户=0，愿意落户=1）。为了全面考虑影响市民化意愿的多个维度，引入个体、家庭、工作、城市感知、社会5类16个变量作为自变量。为找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主要因素，先将各因素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进行单因素卡方检验，筛选出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影响因素，随后将筛选出的因素纳入Logistic回归模型，最终找出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的因素。

1.2.4 计量分析方法

1.2.4.1 单因素卡方检验

通过对问卷调查数据的卡方检验，从单因素角度进行验证。设定显著性水平为5%（P=0.05），若检验结果的显著性（Sig值）小于P值，说明某一因素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落户意愿相关，反之说明不相关。

1.2.4.2 Logistic回归分析

由于单因素卡方检验的局限性，需进一步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以综合分析各因素在相互作用下对新生代农民工落户意愿的相对影响程度。在模型中，将“是否愿意在郑州市落户”作为因变量（Y），其中愿意落户赋值为1，不愿意落户赋值为0。设Y=1的概率为Pi，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

2 结果与分析

2.1 单因素卡方检验

由表1可知，在调查的226个有效样本中，性别的显著性为0.40、年龄的显著性为0.33、受教育程度的显著性为0.33、进城年限的显著性为0.93、子女受教育情况的显著性为0.36、家中抚养人数的显著性为0.71、工作收入的显著性为0.84、参保情况的显著性为0.08，以上因素的显著性均大于0.05，说明这些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没有通过卡方检验。婚姻状况、工作稳定性、工作满意度、就业公平性、生活便利性、市民接纳程度、生活满意度、户籍制度等因素的显著性均小于0.05，这些都是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变量，后续纳入回归模型继续检验。

2.2 二元Logistic回归

2.2.1 影响因素

在卡方检验过程中，性别、年龄等8个因素不显著，因此筛除这8个变量后，将剩余8个变量纳入回归模型，变量类型、定义及预期影响方向详见表2。由表2可知，工作因素中的工作稳定性，城市感知因素中的就业公平性、生活满意度变量均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因此，研究假设3和假设4部分成立。

2.2.1.1 家庭因素

婚姻状况的系数为0.152，表明婚姻状况对模型具有正向影响。婚姻状况的P值为0.784，高于0.05，说明婚姻状况对模型的影响并不显著。婚姻状况的Exp（[β]）值为1.164，表明婚姻状况的改变可能会增加模型预测结果的发生概率，但这一影响并不明显。

2.2.1.2 工作因素

工作稳定性的系数为1.170，其P值为0.000，表明工作稳定性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正相关，即工作稳定性越高，市民化意愿越强烈。工作稳定性Exp（[β]）值为3.221，意味着工作稳定性越高的个体，模型预测结果的发生概率会显著增大。工作稳定性的Wald值为12.476，在对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的变量中位居首位，充分说明了工作稳定性在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工作满意度的系数为0.141，尽管具有正向影响，但其P值为0.644，大于0.05，说明工作满意度对模型的影响并不显著。其Exp（[β]）值为1.151，表明工作满意度的提升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模型预测结果的发生概率，但这一影响并不强烈。

2.2.1.3 城市感知因素

就业公平性的系数为0.782，其P值为0.008，说明就业公平性对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Exp（β）值为2.187，表示就业公平性的提高会显著增加模型预测结果的发生概率。其Wald值为7.097，略低于工作稳定性，但其在影响市民化意愿的变量中仍位居前列，表明了就业公平性在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重要性。

生活便利性的系数为0.199，其P值为0.502，说明生活便利性对模型的影响并不显著。其Exp（β）值为1.220，表示生活便利性的提升可能会增加模型预测结果的发生概率，但这一影响并不明显。

市民接纳程度的系数为0.269，虽然呈现正向影响，但其P值为0.359，表明市民接纳程度对模型的影响并不显著。其Exp（β）值为1.309，意味着市民接纳程度的提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模型预测结果的发生概率，但这一影响并不强烈。

生活满意度的系数为0.630，其P值为0.024，说明其对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Exp（β）值为1.877，表示生活满意度的提升会显著增加模型预测结果的发生概率。其Wald值为5.077，在对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的变量中位居第三，说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对推动其市民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2.2.1.4 社会因素

户籍制度的系数为0.042，P值为0.863，说明户籍制度对模型的影响并不显著。其Exp（[β]）值为1.043，表示户籍制度的某些变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模型预测结果的发生概率，但这一影响并不明显。

2.2.2 原因分析

综上所述，工作稳定性、就业公平性和生活满意度3个变量对Logistic模型有显著影响。而婚姻状况、工作满意度、生活便利性、市民接纳程度和户籍制度对模型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2.2.2.1 婚姻状况

婚姻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更多地受到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婚姻状况作为一个相对私人的因素，可能不是决定他们是否愿意市民化的关键因素。其次，郑州市作为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吸引了大量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婚姻状况多种多样，既有已婚的也有未婚的，这种多样性可能导致婚姻状况对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