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好用好“千万工程”成功经验 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
作者: 陈希 王铭慧摘 要: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通过有效的治理手段、创新的治理机制及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合作,实现农村的长远发展,是目前中国农村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以天津市宝坻区特色“四小镇”建设为案例,结合“千万工程”的成功经验,深入分析其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和面临的挑战,探讨如何通过组织振兴、村民自治、产业升级等多维度举措,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实现乡村善治,从而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借鉴和思路。
关键词:乡村治理现代化;千万工程;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7909(2024)18-13-4
DOI:10.19345/j.cnki.1674-7909.2024.18.003
0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乡差距问题日益凸显,乡村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千万工程”作为乡村振兴的成功范例,为我们提供了乡村治理的宝贵经验和实践指南。从2018年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到具体的乡村治理细则,乡村治理相关的政策文件和指导意见为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政策支持和理论依据。
1 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性
1.1 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
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国家整体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多次提到,将乡村治理纳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框架。这意味着,乡村治理现代化不仅是基层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完善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构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才能在国家治理大框架下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推动城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从而保障社会的长期稳定和进步。
1.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长远之举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其核心在于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而乡村治理现代化则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一环。在乡村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如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社会矛盾等。这些问题不仅制约了乡村的发展,也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生活。乡村治理现代化可以通过创新治理方式、完善治理体系等手段,有效应对这些问题,通过现代化的治理手段和机制,有效解决农村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推动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发展,为乡村的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1.3 推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持续下降,广大农民获得感持续增强。然而,从绝对数来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在广大农村地区,这种矛盾尤为明显,城乡发展不平衡仍是突出的问题。农村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相对滞后,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共享,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形成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互促的良好局面。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推进,不仅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还能够满足农村居民对更高生活质量的追求。通过建设现代化的治理体系,乡村可以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引导农民参与社会事务,进而增强农村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4 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
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通过提高乡村治理水平,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资源合理分配,可以有效减小城乡收入差距,推动农村居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共同提升。乡村治理有效,不仅能够带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还能够引导文化振兴和生态保护,这对于实现共同富裕有着重要的意义。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通过有效的治理,农村的潜力能够被充分挖掘,农民的生活质量能得到全面改善。
2 特色“四小镇”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经验
2.1 党建引领作用强
在“四小镇”建设过程中,党建引领一直是推动乡村治理的重要保障。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强大凝聚力和执行力,使得乡村治理体系得以在顶层设计和实际操作中无缝衔接。党建引领不仅体现在党组织的指导和决策上,还体现在党员的示范带动作用中。宝坻区通过“头雁工程”选拔和优秀村党支部书记培育,增强党组织在村级事务中的领导力;通过实施严格的党建考核制度,确保了党建工作与乡村治理实践的紧密结合。例如,成立文明村创建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定期的党员学习和培训等,不仅提高了基层党员的政治觉悟和治理能力,还加强了其带动群众参与治理的能力。这种党建引领的治理模式为“四小镇”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使村民对乡村建设和治理有了更高的参与度和主人翁意识。
2.2 人居环境治理取得新进展
人居环境治理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内在要求,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任务,是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宝坻区通过定期的坑塘治理、街道清扫、植树绿化等,使村庄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同时,村“两委”将人居环境治理与积分制相结合,不定期对各户房前屋后的卫生进行检查,对照积分细则进行加分。宝坻区扎实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工作,铺设污水管网,建成检查井、化粪池、污水处理站等设施,使农村垃圾清运率达到100%,村级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达到100%。“党员带头干”充分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多举措的并行改变了农村脏乱差现象,推动了环境治理向纵深方向发展,打通了“绿水青山”向“ 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
2.3 乡风文明得到彰显
宝坻区通过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等党的理论解读宣讲活动,组织开展医疗卫生、农技和防诈骗等知识宣传普及活动及“我们的节日”等主题实践活动,举办农民丰收节、新米节等文旅活动,推动了文明建设工作走深走实,也进一步丰富了村民的精神生活。同时,通过村规民约及相关章程与制度的编写,明确了各项事宜的标准,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铺张浪费的现象;红白理事会的成立,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监督作用。这些举措培育了文明乡风,促进了乡村和谐稳定,提高了村民的文化素质和道德品质,通过激发村民的内生动力提升了乡村治理能力,形成了良好社会风尚。
2.4 产业振兴后劲足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目标之一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实现产业振兴。宝坻区发挥当地特色农业优势,发展特色种养、现代加工等优势特色产业,促进三产融合,使黄庄大米等29项优质产品入选“津农精品”品牌。宝坻区立足一产基础,衍生出多种特色产品,丰富了业态,推动了农村产业的现代化和规模化;通过合理利用地方资源,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如生态旅游、绿色农业等,增强了乡村的经济活力。同时,经济组织在引入现代化技术和管理模式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为乡村提供了农业产业链延伸的机会,提升了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这些实践不仅提高了农村的就业和收入水平,还带动了相关领域的技术创新和人才回流,为乡村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3 当前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困境
3.1 多元治理机制尚未成熟
尽管“多元共治”已成为乡村治理的核心理念,但在实际操作中,治理机制的建立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部分地区基层政府仍然采用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未能有效转变为服务型行政模式。这种“管控式”思维导致其在治理过程中出现“缺位”或“越位”的问题,使得村级自治空间受到压缩,影响了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其次,部分地区村“两委”的行政化倾向较为严重,缺乏灵活性和创造力,导致基层治理组织在复杂治理情境中的应对能力不足。最后,村民作为自治主体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体现,缺乏参与渠道和动力,导致他们的参与热情和自治能力未能有效发挥。这种多元治理机制的不完善还表现在社会组织和外部力量参与不足方面。这不仅限制了社会力量的贡献,还加剧了治理过程中行政和社会资源的分离,使二者无法形成合力,影响了治理的整体效能[1]。
3.2 自治、法治、德治尚未完全融合
在乡村治理的“三治”体系中,自治、法治和德治应形成互为支撑的有机整体。然而,当前一些村庄在实践中仍未能实现“三治”的有效融合。村民自治往往流于形式,村民的参与度和协商水平低,导致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难以真正落地。此外,法治建设在许多村庄仍显不足,村民的法律意识较弱,法律服务体系不健全,影响了法律在乡村治理中的权威性和实施效果。相比之下,德治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传统乡村文化和价值观受到冲击,德治的引导力在弱化。这种“三治”未能有效融合的现象制约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整体推进,影响了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
3.3 乡村人才流失现象严重
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人才流失和人才短缺的问题,一些欠发达农村地区存在“四空”和“三留守”现象,导致群众参与积极性不高等情况出现。同时,县、乡、村三级缺少专业建设人才、运营人才、数据维护人才,既懂农业技术又通信息化还熟悉乡村治理的复合型人才极缺。城乡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明显差距,使得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边缘化。同时,相关政策机制不完善,如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管理机制不完善、扶持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都使农村地区普遍存在人才外流现象,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和高素质人才涌入城市,导致农村缺乏懂技术、善管理的专业人才,难以满足现代化治理的需求。
3.4 数字技术赋能相对乏力
随着全球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化治理已成为提升乡村治理效率的重要途径。然而,信息技术在乡村地区的应用水平仍然较低,信息化建设仍存在基础设施薄弱、技术人才稀缺、应用场景有限等问题。许多乡村干部和农民缺乏对数字技术的了解和运用能力,数字化公共服务的覆盖率和应用深度也相对有限,缺乏相关培训和学习资源,导致其无法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来改进治理。此外,农村人口老龄化和“空心化”现象也限制了数字技术的推广应用。因此,数字技术赋能乏力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乡村治理效率和水平受到限制,难以适应现代化转型需求。
4 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路径
4.1 聚焦党建引领,强化党的领导
基层党组织是乡村治理的核心力量,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是确保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要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必须强化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引领和指导作用。基层党组织需要积极推进组织创新,利用党建活动凝聚村民共识,提高其参与治理的积极性。例如,通过定期开展党建教育和政治学习,增强党员的政治素养和治理能力,使其能够有效应对现代乡村治理中的各种挑战[2]。例如,派驻“第一书记”、强化驻村工作队的作用等,加强对村级事务的监督和指导,建立透明的监督机制和高效的反馈渠道。总之,各地应确保村民能够积极参与监督,提升治理的公信力和透明度;确保党的方针和政策能够迅速、有效地在基层落实,从而为乡村治理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
4.2 完善自治机制,推动“三治”融合
“三治”融合是乡村治理的重要模式,通过法治、自治和德治的有机结合,推动乡村治理水平的提升和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要想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机制,需要创新和优化村民参与的形式和渠道。法治和德治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两大支柱,要在基层社会中加强法治教育,提升村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通过完善乡村法律体系和法律服务,确保村民在参与乡村治理时能够依据法律规范行事,保障其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与此同时,德治作为一种软性治理手段,能有效补充和引导法治的实施。通过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乡村传统美德,提升村民的道德素养,形成良好的乡风文明,促进村级事务处理中道德引导的实现。只有促进“三治”融合,在制度与文化的共同作用下,才能实现乡村治理的稳定和长效[3]。
4.3 汇聚人才力量,激活发展动能
在“千万工程”实施过程中,人才被视为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因素。通过引进和培养各类人才,为乡村治理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例如,杭州市淳安县通过举办农创客创新创业大赛,吸引了大量海内外农创客参与;丽水市实施了“领雁工程”,通过打造名师工作室、开展跨乡跨县结对帮带等方式,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乡村治理人才。这些优秀农创客和专业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当地农业的数字化转型和乡村旅游品牌的建设,促进了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