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E-E新视角下湖南省数字农业发展路径研究

摘 要：借鉴TOE理论模型，从技术驱动、组织保障、环境基础、事件催化等4个方面，深入剖析数字乡村内在逻辑，总结湖南省数字农业发展现状，揭示湖南省数字农业发展中存在的技术根基薄弱、顶层设计不足、人才 “浮萍化”、信息偏差等问题，提出从技术革新、组织优化、环境营造和树立导向等方面，帮助农业实现现代化和可持续化，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动力。

关键词：数字农业；TOE-E理论；乡村振兴；湖南省

中图分类号：F49；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7909（2024）18-52-5

DOI：10.19345/j.cnki.1674-7909.2024.18.012

0 引言

全球农业智能化转型正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湖南省作为中国农业大省，其农业现代化与乡村振兴实践具有全国示范意义［1］。近年来，湖南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出台《湖南省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十四五”规划》等系列政策，数字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果。然而，在数字农业快速推进的过程中，湖南省面临技术根基薄弱、顶层设计不足、人才“浮萍化”、信息偏差等挑战［2］，制约着数字农业深入推广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研究基于数字农业发展背景，引入TOE-E理论，从环境条件、组织条件、技术条件及事件条件等4个方面，系统分析四要素的协同作用，再揭示其驱动农业发展、优化服务体系、营造发展氛围、催化发展机遇等方面的潜力，全面审视湖南省数字农业发展中的成就与不足，为湖南省数字农业发展及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科学依据与实践指导。

1 数字农业发展概况

1.1 数字农业的概念

数字农业是指将数据采集、智能分析等新型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全过程，实现数字化、智能化、精准化的农业发展模式。数字农业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市场竞争力、农民收入和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对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国内外研究者基于不同视角，不断对数字农业进行分析［3］。

1.2 国内数字农业发展现状

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出台《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等多份推进农业农村数字化发展的文件。“十四五”时期，各省份积极响应，山东省强调建好济南、青岛、潍坊智慧农业试验区；河北省衡水市景县采用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实现高粱种植全程智能管理，增产超10%，减人力90%。2023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5 870.3亿元，相比2022年增长12.5%。中商产业研究院分析师预测，2024年我国智慧农业市场规模将超1 000亿元。中国与东盟各国加强智慧农业合作，截至2024年上半年，已签署40多份双边农业合作协议，建立了8个双边农业合作机制，实施了300多个农业技术合作项目。《面向2035年智慧农业发展战略研究》［4］预测，未来农业数字化需求将不断攀升，我国农业数字经济占第一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预计超过15%，行政村电子商务站点覆盖率预计不低于85%，2029年中国农业数字化渗透率将会达到17%。

1.3 国外数字农业发展现状

IDC测算，2025年全球数据总量将达175 ZB，20年间增长千倍。数字经济在美国GDP中的占比已超过60%，英、德、日等发达国家超50%。美国孟山都公司运用遥感卫星与无人机光电扫描技术，实现了农作物生产的智能化管理；约翰迪尔公司则推出“绿色之星”系统，提升了农作物的品质与产量［5］。日本针对其资源短缺问题，提出“战略性创新创造计划”，发展“智能机械+现代信息”等次生代技术。欧盟推行“农业4.0”战略，借助卫星定位、物联网及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农作物生产管理的全面数字化。2022年，欧洲地区占全球农业数字化市场规模的29%，位列第二［6］。在2020年3月—2021年9月18个月的时间里，阿根廷的数字农业平台普及率激增6倍，覆盖超过20%的农业区域，实现了广泛的数字化管理。西班牙阿尔梅里亚省的农业试验站通过应用物联网技术，使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提升了6.9%～8.3%，同时降低了生产成本，包括用水和能耗减少了5.2%，农药使用量也下降了5.3%。以色列应用人工智能驱动灌溉系统，使用水量减少了40%，椰枣产量增加了32%。

2 TOE-E数字农业分析框架

TOE（技术、组织、环境）理论模型是在1990年由Tomatzky和Fleischer提出的，已成为分析创新技术采纳与应用的重要工具［7］。在数字农业领域，TOE模型在技术维度关注技术的数智化、高效率等特征，在组织维度关注组织结构与制度安排对技术适应的影响，在环境维度关注市场环境、制度环境等外部要素的作用，为理解数字农业发展提供了综合视角。然而，面对数字农业的快速发展与复杂变化，传统TOE模型略显局限。例如，非洲猪瘟、“白条肉”等重大事件，虽然影响了农业生产的稳定性与安全性，但也促使技术革新、组织调整与环境适应加速进行。为此，研究提出将“事件（Event）”作为新维度引入形成TOE-E分析框架（图1），以更全面地捕捉数字农业发展的多元动力，揭示技术、组织、环境与特定事件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推动数字农业平衡发展。

2.1 技术维度：创新驱动数字农业发展

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农业数字技术创新与农业数字场景创新双轮驱动转型。一是技术创新方面。国家依托卫星遥感、作物传感等前沿技术［8］，实现农业生产与管理的精准智能化，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约20%，成本下降10%～20%。二是农业数字场景创新方面。国内外学者主要关注乡村旅游、农产品电商、农村金融、农村社区发展、农业生产与管理等方面的创新。农业数字场景创新有利于提高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增强社区发展的持续性，提供更多社会参与机会，推动社会的现代化，加速乡村振兴进程。

2.2 组织维度：构建数字农业服务体系

政策引导、多元主体协同、科研机构支持构成数字农业发展的重要保障。一是政府制定并实施了包括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给农业技术推广、农产品营销、农业金融等多个领域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二是政府、村级组织、农业企业及社会组织等主体相互配合，形成了主客体协同的良好局面。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鼓励乡村地区积极引入和应用数字农业技术；村级组织则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协调各方资源，推动数字农业技术在乡村地区落地生根；农业企业和社会组织则利用自身技术和市场优势，为乡村地区提供数字农业解决方案，帮助农民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三是科研机构通过研发新技术、培育新品种、优化农业生产模式等方式，为数字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2.3 环境维度：营造良好发展氛围

资金与人才两大要素是数字农业发展的基础。一是加大资金投入，完善乡村网络基础设施，支持技术研发与应用。截至2024年6月，我国农村互联网的普及率达到66.5%，2024年底将实现农村宽带接入用户数超过2亿个、农产品电商网络零售额突破6 300亿元等目标。二是各地通过支持校企合作、完善人才引进政策与人才激励机制等多种举措，为乡村培养并吸引既懂农业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这些措施共同构成了数字农业发展的坚实保障，为其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与动能。

2.4 事件维度：催化应对挑战与机遇

舆论刺激与严重性评估也可加速数字农业发展。一是舆论刺激为数字农业发展提供动力。面对非洲猪瘟等重大安全突发事件，数字技术凭借快速响应和精准预警能力，提升了群众对农业数字化的关注度［9］。2020年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期间，数字平台实现农产品线上销售，缓解了农产品滞销问题，事件经舆论刺激，进一步推动了数字农业技术应用［10］。二是严重性评估为事件提供标准。通过对事件的性质、影响范围、潜在后果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考量，严重性评估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清晰的判断框架，帮助我们准确界定事件的紧急程度和重要性，为后续的决策和行动提供科学依据，从而确保数字农业技术在应对不同等级事件时能够发挥出最佳效果。

3 湖南省数字农业发展探索

湖南省在推进数字乡村试点工作中，确定了9个县（市、区）、17个乡（镇、街道）、14个村（社区）作为试点，通过创新发展数字技术、高效整合数字资源、协同推进数字应用等，构建可视化智慧化生产场域、打造多样化数字化生活场域、塑造均衡化现代化治理场域。

3.1 创新发展数字技术，构建可视化数字化农业生产场域

在数字乡村试点中，湖南省在数字乡村试点工作中，不仅注重技术的创新应用，更着眼于如何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农业生产，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攸县作为综合试点地区，通过安装传感器和摄像头，实时获取土壤湿度、作物生长状态等信息，并通过数据分析为农民提供精准农业服务；永州市江永县潇浦镇作为蔬菜加工业数字农业特色试点，利用数字技术提升了蔬菜加工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桃林寺镇建设了数字乡村平台，包括智慧大屏、应急视频调度系统。

3.2 高效整合数字资源，打造多样化数字化农业生活场域

湖南省作为历史悠久的农业大省，长期保障着国家粮食安全，数字化规模等成果显著（见表1）。截至2019年底，湖南行政村宽带与4G信号100%覆盖，农村宽带用户达626.7万。在湖南省农村电商发展规划的指引下，电商龙头与合作社、农户等主体携手打造特色品牌，网络销售业绩斐然，为村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数字化方面，益阳市赫山区在全省率先实施农村土地流转数字化改革，截至2024年9月，该区共有60个村实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数字化，17 608.8 hm2土地经营权在网上挂牌租赁，流转土地总面积近16 008 hm2，成交金额达3.28亿元。

3.3 协同推进数字应用，塑造均衡化现代化治理场域

湖南省为促进农业产业治理升级，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见表2），并取得了相应成果。吉首市作为综合试点地区，通过协同推进数字应用，建设了数字治理平台，实现了对乡村治理的智能化和精准化；高桥镇作为乡村数字治理特色试点，利用数字技术加强了社会综合治理，通过视频监控、人脸识别等技术手段提升了乡村安全水平，还通过数字平台加强了村民自治和民主监督，推动了乡村治理的民主化和法治化；油溪桥村通过“互联网+积分制”模式，将数字化积分制融入基层治理，为基层减负的同时不断改善基层治理水平、提升工作效能，农业农村部、腾讯公司与油溪桥村合作开发的积分制数字化工具“村级服务平台”已覆盖全国6万多个村庄。

4 湖南省数字农业发展阻碍

4.1 技术根基薄弱：创新能力受限，产业升级受阻

湖南省数字农业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显著，主要体现为长沙市等经济发达地区的数字农业发展水平较高，拥有较为完善的数字农业基础设施和较高的数字化应用水平，而湘西等偏远地区则受经济、技术、人才等方面的限制，数字农业建设相对滞后，数字化应用程度较低。这种不均衡的发展状态制约了湖南省数字农业的整体进步和协调发展。

4.2 顶层设计不足：战略规划缺失，发展路径不明

湖南省尚未形成全面、系统的数字农业农村建设实施方案，导致各地在推进数字农业农村建设过程中缺乏明确的方向和目标，容易形成单打独斗、各自为政的局面；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上，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使得数字农业发展难以形成合力；部分地区对数字农业农村建设的认识不足，将其简单等同于农业农村的装备化、机械化，忽视了数据服务、安全意识及资源统筹的重要性；农民和基层干部对数字农业的理解和应用能力有限，缺乏主动学习和应用的积极性［11］。

4.3 人才“浮萍化”：流动性大，稳定性差

湖南省在推进数字化乡村治理的过程中，遭遇了人才“浮萍化”的挑战。相关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乡村地区经济条件相对落后、职业发展机会有限等，数字化专业人才年流失率高达20%。这种频繁的人才流动，不仅导致数字化乡村治理项目难以持续稳定地推进，还加剧了乡村治理的人才短缺问题，许多乡村治理机构因为缺乏专业人才，难以有效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影响了乡村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湖南省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如提高乡村经济发展水平、改善生活条件、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等，以吸引和留住数字化专业人才，为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进程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