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角下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摘 要：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征程中，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一环，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当前，乡村基层治理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效，但是，与新时代的要求相比，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必须采取措施加以改进，才能实现乡村的振兴与发展。文章阐述了乡村治理现代化对乡村振兴的意义，分析了乡村振兴视角下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的困境，探究了乡村振兴视角下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治理；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7909（2024）23-18-4

DOI：10.19345/j.cnki.1674-7909.2024.23.003

0 引言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强调要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强化农民增收举措，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阶段性成果［1］。乡村振兴战略反映了当代乡村的现实需求，而强化乡村治理，则能为乡村振兴与现代化发展提供基础保障［2］。乡村振兴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乡村治理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基石。

1 乡村振兴视角下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意蕴

1.1 国家现代化的基石

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不全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吃紧、最难治理的仍然是农村，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压舱石”。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在乡村治理方面的又一重大突破。

1.2 共同富裕的体现

乡村振兴战略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旨在让广大农民参与现代化治理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有效的制度供给和共识性价值凝聚，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保障，确保农民群众不仅是乡村振兴的接受者，更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参与者。

1.3 城乡融合发展的推动

乡村治理水平的提升对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通过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增强乡村资源要素的配置能力，推动城乡要素畅通流动，发挥乡村和城市各自的优势，实现优势互补，激发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1.4 治理模式的创新

乡村治理现代化意味着破除城乡二元治理结构，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通过不同时期的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变，积极探索乡村社区网格治理、网络治理、智能化治理等治理模式。

2 乡村振兴视角下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境

2.1 法治化乡村治理的现实问题

法治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推动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国家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战略举措来支持乡村法治建设。例如，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加强法治乡村建设”，为乡村治理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同时，司法部联合农业农村部等部门开展了“法治乡村基层行”等活动，展示了法治助力乡村振兴的成效。但与此同时，乡村法治化建设在立法、执法、守法等方面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

2.1.1 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滞后

乡村地区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相对滞后，服务内容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在具体工作中，普法的内容往往缺乏针对性，导致群众在面对实际问题时难以得到法律的有效帮助。例如，涉及农村宅基地的权属纠纷、公章真伪等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在普法宣传中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和解答。此外，服务内容的时效性也有待提升，部分服务只是停留在表面，未能真正满足群众的法律需求。

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人才队伍建设严重不足。一方面，服务人员的数量和专业素质远远不能满足农村对法律的实际需要，村“两委”干部法治意识淡薄，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乡村公共法律服务的质量；另一方面，服务人员的培训和教育机制不完善，致使服务人员的专业化能力得不到提升，部分基层法律服务人员法治素养参差不齐，甚至一些法律从业人员未取得职业资格证，这进一步影响了乡村公共法律服务的质量和效果。

2.1.2 依法治理工作水平有待提升

在乡村现代化治理中，一方面，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涉农法律建设滞后，现有法律法规体系与乡村实际情况严重脱节，一些涉及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法律条款未能及时修订和完善，乡村治理缺乏严重的法律依据。另一方面，村规民约与法律衔接不足。虽然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部分村规民约与法律存在冲突或衔接不足的情况。部分乡村地区在推进法治建设工作时，存在重视不够、执行力不强的现象。此外，部门间缺少联系，在基层法治建设中存在“单兵作战”现象，缺少集成效益和资源整合，导致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

2.1.3 基层干部法律素养欠缺

第一，法律知识欠缺。广大基层干部对国家的法律法规不了解，没有系统学习国家法律，这种知识欠缺导致他们在执行村务或公务时，无法准确判断行为的合法性，容易触碰法律红线，当矛盾纠纷出现时，基本上仍是以村“两委”自治组织为主进行调解，且基本依靠“熟人关系”，缺乏规范性［3］。例如，一些基层干部在处理财务问题时，可能因对财务法律知识不了解而做出违法乱纪的行为。第二，法治观念淡薄。“人治”思想严重，基层干部在处理问题时更倾向于凭感觉、凭经验办事，而不是依法办事，这种观念容易导致他们知法犯法、徇私舞弊、以言代法，甚至造成“法律不如关系”的负面影响。

2.1.4 基层群众法治意识相对淡薄

第一，法律知识匮乏。基层群众往往缺乏基本的法律认识，不清楚自己的权利与义务，不了解法律对他们行为的限制与约束，可能因不了解法律或受到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而违法。第二，依法维权意识薄弱。基层群众在面临权益受损时，往往缺乏依法维权的意识和能力，不知道通过法律渠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或是因为担心法律程序的复杂性和成本而放弃维权。这种薄弱的维权意识往往使他们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

2.1.5 治理主体面临多元化挑战

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治理主体的自觉性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农村基层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都是不可或缺的治理主体，但长期以来其行政化色彩浓厚，农民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常常“缺席”，他们一直认为自己是乡村治理的“享用者”而不是“参与者”，治理主体意识缺失，乡村治理能力弱化。

2.2 数字化乡村治理的现实问题

数字化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加速器，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2022年印发的《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提出，着力提高乡村数字化建设能力，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向基层延伸，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但是，乡村治理数字化发展面临着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不足、乡村信息数据服务“三农”的能力缺失、乡村治理主体信息素养低下等一系列问题。

2.2.1 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不足

在乡村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农村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网络覆盖率和普及率相对较低，信息采集、传输和处理能力低下。农村地区缺乏先进的信息化设备和技术手段，如大数据、物联网等，限制了数据采集处理的准确性和效率。

2.2.2 乡村信息数据服务“三农”的能力缺失

数字技术的融入打通了乡村治理主体间的共治空间和平台渠道，实现了乡村治理的多元协同与精准决策，被视为提升管理效率的工具［4］。在服务农业方面，大数据检测农业病虫害防治的效率低下，鲜有农业、种植业、养殖业数据监控“一张网”建设；在农产品流通领域，大数据监管不力，在永久农田卫星检测时，永久基本农田数据库建设有待完善；在服务农村建设方面，“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尚未普及。

2.2.3 乡村治理主体信息素养低下

在村干部层面，广大村干部的年龄结构偏大，缺乏信息使用能力，甚至对于信息化办公抱有抵触心理。同时，缺乏通过计算机获取信息的能力，无法对获取的信息进行有效的判断和处理。在村民层面，乡村信息化建设程度较低，信息化建设能力不足，信息传输速度慢，信息资源匮乏，导致村民的信息获取能力受到限制。

2.3 产业化乡村治理的现实问题

2.3.1 乡村产业结构单一

目前，农村地区仍然以传统粗放型农业为主，农产品附加值较低，传统农业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缺乏多元化发展模式。乡村产业技术水平落后，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农民缺乏现代化的农业技术和设备支持，这进一步加剧了乡村产业结构的单一性，限制了其向多元化、高附加值方向发展。

2.3.2 乡村特色产业挖掘力度不够

乡村应因地制宜打造一批具有区域优势和产业特色的农产品，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但是，在乡村发展过程中存在乡村特色产业挖掘力度不够等问题。例如，水资源丰富的地区、风能资源丰富的地区等，未能充分挖掘当地潜在资源。

2.4 生态化乡村治理的现实问题

2.4.1 乡村环境污染严重

乡村生态治理与乡村振兴同向而行，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背景下，二者共同致力于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进行探索与实践［5］。在乡村现代化治理过程中，农业污染严重，主要体现在农业生产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这些化学物质会通过径流和渗透进入水体，导致水体富营养化，水质恶化；秸秆焚烧是农村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尤其是在春冬两季，焚烧产生的烟尘和有害气体对大气环境造成严重影响。

2.4.2 乡村生态治理体系不完善

第一，资金投入不足。农村地区经济基础相对薄弱，难以承担高昂的生态治理成本，对乡村生态治理的投入不足。第二，生态治理技术缺乏。农村地区缺乏先进的污染治理技术，科技研发和技术创新在乡村生态治理中的应用不够广泛，缺乏适合农村地区的环保技术和产品。

3 乡村振兴视角下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3.1 法治化乡村治理的实践路径

3.1.1 优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加强乡村地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提升服务的时效性和针对性。夯实乡村公共法律服务队伍，包括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人民调解员等，鼓励和支持志愿者参与乡村公共法律服务，形成多元化的服务力量；加大对农民群众的普法宣传力度，重点对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妇女等群体进行法律宣传教育和援助；建立乡村公共法律服务经费保障机制，确保服务经费充足。

3.1.2 提升依法治理水平

加强涉农立法，针对乡村治理中的实际问题，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流转、融资担保、种粮农民收益保障等重点领域的立法工作，确保农民有法可依。完善村规民约，支持并引导村民依法制定村规民约，将法律法规与乡村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治理规则，使村规民约与法律法规相协调。建立省市县乡村五级上下联动机制，协同推进法治乡村建设。

3.1.3 培养基层干部法律素养

加强法律知识教育，依托“党建+法律”平台，将法律知识纳入基层干部理论学习计划，做到懂法守法用法。加强法律监督，推动相关法律法规完善，确保基层干部在行使职权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法律监督，确保他们依法行政、依法办事。

3.1.4 提高基层群众法治意识

加强法治宣传教育，突出宪法、民法典等基础性法律的宣传，增强基层群众对法律的认识和尊重，加强基层群众的权利与义务法治教育。同时，营造法治氛围，在乡村、社区等基层单位建设法治文化阵地，打造一批法治公园等，通过开展“法律乡村行”“法律进社区”等活动，引导基层群众了解法律、遵守法律、运用法律。

3.1.5 应对治理主体带来的多元化挑战

乡镇政府应明确自身定位，按照法律规章制度行使职权，避免过多干预村民自治事务，要摒弃“管理者”思维，树立服务意识，将工作重心放在解决村民的实际问题上。村“两委”要加强自身建设，通过业务培训、吸引青年人才、完善晋升机制等措施提升村“两委”的业务水平，完善农村“四议两公开”制度，严格规范村内事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