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农村金融供给现状与优化路径

摘 要：乡村振兴战略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撑，农村金融供给体系则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金融虽然内生于经济，但却具备自身独特的属性，农村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是顺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先决条件。基于金融供给的视角，对甘肃省农村金融供给的现状与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剖析，结果表明，甘肃省农村金融供给面临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偏高、支农服务效率低下及监管体系不够完善等多重困境。这些问题不仅制约了农村金融的发展，也影响了农村经济与金融的协调发展进程。因此，只有不断完善农村金融供给体系，提升金融服务质量，才能有效促进甘肃省农村经济与金融的协调发展，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坚实的资金支持。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农村金融；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3；F832.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7909（2024）23-70-4

DOI：10.19345/j.cnki.1674-7909.2024.23.015

0 引言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从6个核心对乡村振兴进行了全面且深入的理论阐释与实践指导。在金融赋能乡村振兴方面，要求国有金融机构增强对乡村振兴重点扶持县的金融支持，明确并强化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在支持农业和小微企业方面的定位，同时根据各省情况分类施策，积极推动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与风险化解工作［1］。乡村振兴离不开金融的支持，《甘肃省“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也指出，要提高金融服务水平，优化农村金融环境，健全金融监管体系，推广新型数字金融产品，满足差异化金融需求。在甘肃省，由于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的营业网点尚未覆盖到乡镇，因此，目前服务甘肃省农村经济的主体是各县域的甘肃省农村信用联社（以下简称甘肃农信）。公开信息显示，截至2024年3月末，甘肃农信的涉农贷款与农户贷款余额分别为2 665.9亿元、1 904.7亿元，位列全省第一。作为支持乡村振兴的金融主力军，甘肃银行业金融机构稳健运行是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先决条件。但是，目前甘肃省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过高，2024年一季度，甘肃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平均不良贷款率为2.92%，为全国最高。甘肃农信的不良贷款率尚未公布，但根据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低于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城市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低于农信机构，可以推测出甘肃农信的不良贷款率远高于甘肃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平均不良贷款率。如何有效兼顾甘肃省内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的协调发展，是实现甘肃省乡村振兴战略的先决条件。

本研究通过系统分析甘肃省农村金融供给现状，结合数字经济时代农村金融发展趋势，梳理金融供给中存在的问题，探讨优化农村金融供给的路径。

1 文献评述

朱泓宇等［2］指出，村社型合作金融组织在支持小农户、促进村级资源协同及激励农民参与小城镇创业建设方面展现出明显优势，未来的农村金融改革应当着重关注并推动基于村社模式的资金互助社的成长与发展。杨皖宁［3］从立法视角认为，应明确农村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深化金融改革；合作金融立法须秉持普惠金融原则，激活民间金融，统一监管合作金融组织，严控风险。整体上，农村金融有关法律法规应统筹协调，为农村金融支持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法治后盾。何宏庆［4］结合数字金融的发展，主张应强化农村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其在农村地区的覆盖范围；促进商业银行的数字化变革，支持乡村产业的融合发展；构建数字征信系统，优化乡村产业所处的金融环境；同时，加大对数字金融的监管力度，有效防控融合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通过这些措施来促进乡村产业的融合，进而推动乡村振兴。徐云松［5］强调，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乡村振兴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而金融监管的强度对此具有调节作用，较为宽松的监管环境更有利于其功能的发挥。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激发技术创新动力、提升农村创业活力，促进乡村振兴。

可以看出，农村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农村金融的核心作用是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如发放农业贷款、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②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村产业升级等。③引导社会资本的投入，为农村经济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和市场机会，促进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2 甘肃省农村金融供给现状

在乡村振兴战略及数字经济发展的推动下，金融服务模式和渠道也发生了转变。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竞争加剧，大型商业银行业务下沉，开始逐步蚕食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客户资源，与中小金融机构形成了正面竞争。中小金融机构面临着多重市场竞争压力，包括规模扩张通道受阻、普惠贷款业务承压、资产质量趋于恶化、风险防控压力增大、调整适应能力受限等［6］。在数字化赋能下，甘肃省农村金融供给现状如下。

2.1 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分布与覆盖面

甘肃省目前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包括政策性银行、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地方性商业银行等（甘肃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情况见表1。

截至2023年末，只有甘肃农信（属于表1中小型农村金融机构）在各乡镇设有营业网点，在全省有2 000多家营业网点、10 000多家便民服务网点，员工数量约20 000人，各项存款余额超过6 300亿元，贷款余额超过4 200亿元，涉农贷款余额超过2 600亿元，农户贷款余额超过1 900亿元，涉农贷款与农户贷款分别占全省金融机构的30%与65%。不论是从营业网点的数量来看，还是从对农村经济的信贷资金投放量来看，甘肃农信无疑是甘肃省农村金融领域的核心力量，扮演着乡村振兴的先锋角色，同时也是普惠金融领域的领跑者。

2.2 农业保险深度与广度不断增加

保险业作为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甘肃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保险业提供风险保障，稳定农民收入，助力产业振兴，推动经济发展。农业保费收入占第一产业的比重为保险深度，从保险深度来看，2012年至今，甘肃省农业保费收入逐年增加，占第一产业的比值从0.48%上升至1.63%，高于全国1.59%的平均水平，如图1所示，甘肃省农业保险深度总体呈上升趋势。

根据《甘肃省2024—2025年农业保险助推乡村振兴实施方案》的规划，未来两年内，甘肃省农业保险工作将聚焦“扩大覆盖面、增加保险产品种类、提升保障标准”这3个核心要点，重点推进以下5个关键任务：一是确保重要农产品的安全供给；二是巩固并拓展脱贫攻坚的既有成果；三是优化动态调整机制以适应农业发展需求；四是创新承保与理赔服务模式；五是推动农业保险产品的多元化开发。甘肃省在农业保险领域已实现了显著的进展，截至2023年末，甘肃省已推出101种农业保险产品，包括13种享受中央财政补贴的险种、10种享受省级财政补贴的险种，以及78种根据县域特色设计的“一县一（多）品”保险产品。这些措施共同促进了甘肃省农业保险体系的多元化和全面发展，甘肃省农业保险广度不断增加。

2.3 银行业数字化转型改变了农村金融服务模式

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技术及人工智能的发展打破了金融服务的地域限制，使金融产品与服务的供给不依赖营业网点，银行业数字化转型为大型商业银行及地方性城市商业银行的业务下沉农村市场提供了契机。例如，中国农业银行甘肃省分行借助金融科技的力量，创新信贷产品，实行线上线下结合办贷，提高服务流程及效率。截至2024年一季度末，中国农业银行甘肃省分行已累计发放超过222亿元的涉农贷款，且其涉农贷款的余额在815亿元以上。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过线上提供“种植贷”等金融产品与服务，不断延伸金融服务的触角，扩大业务服务范围。截至2024年6月末，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涉农贷款余额超过350亿元，普惠涉农贷款超过44亿元，均高于其余各项贷款增速。

3 甘肃省农村金融供给存在的问题

3.1 甘肃省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过高，影响信贷资金的投放

首先，农村金融的脆弱性和风险性较高。其次，根据2024年一季度的数据，甘肃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平均不良贷款率高达2.92%，位居全国之首，尤其是作为乡村振兴重要支撑力量的甘肃农信，其不良贷款率更是远超全省平均水平。这一高不良贷款率现象，削弱了金融机构参与农村经济活动的积极性。最后，农村经济中的借款主体往往难以提供满足金融机构标准的抵押物，在以抵押授信为主导的融资环境下，农村经济因此面临融资渠道狭窄的问题。

3.2 金融体系对农业支持力度大，但农业贷款资金利用效率较低

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通常反映了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特别是非金融部门）的资金支持程度，以及信贷活动的活跃程度。这一比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揭示资金在经济中的流动性和配置效率。2023年末，甘肃省各项贷款余额为27 490亿元，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1 863亿元，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2.27；全省涉农贷款余额为8 201亿元，而第一产业增加值仅为 641亿元，涉农贷款余额占第一产业的比重约为5.00。涉农贷款余额与第一产业增加值之比远大于全省贷款余额与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说明尽管有大量资金流入农业领域，但这些资金的利用效率并不高。

3.3 当地银行业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体系不健全，监管力度不足

甘肃省当地的银行业机构主要有3家，分别是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甘肃农信。当地银行业金融机构领导层的任免均由省委或者市委组织部任命，而由行领导决策的业务开展受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金管局）的监管。地方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地方经济，金管局的主要目标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当地政府与金管局的目标相冲突时，可能会导致当地金融机构违规开展业务。2017年至今，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甘肃农信多名高管因违法违规接受组织审查并被逮捕。当地银行业金融机构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3家金融机构的高层纷纷落马反映出甘肃省地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不健全，一把手权力过大，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同时，也反映出当地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存在漏洞、合规意识薄弱。当地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频发还与当地政府干涉及监管效率低下等因素有关。

4 优化农村金融供给的路径

4.1 拓宽金融机构资本补充渠道，降低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

金融机构资本补充渠道通常有内源性补充与外源性补充两种，盈利能力的下降使得内源性补充能力不足，外源性补充吸引力不够，常规的资本补充渠道受阻，风险抵御能力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对乡村振兴的金融支持。可通过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的方式，为当地金融机构提供新的资本补充渠道，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抵御能力。与此同时，要加大对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的处置力度，通过资产证券化，提高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提高资产回收率，降低不良贷款率。

4.2 加强农村贷款的风险管理，提高农村贷款资金的利用效率

2023年，甘肃省年涉农贷款余额约为8 200亿元，占全省贷款余额比例超过三分之一，远超2023年全国涉农贷款余额占全国贷款余额23.37%的比例。甘肃省涉农贷款余额远超全国平均水平，一方面，反映出甘肃省内金融机构对乡村振兴的支持力度较大；另一方面，经调查，发现存在套用涉农资金的行为。金融机构应加强对农业贷款的风险评估和管理，确保贷款资金用于农业生产和经营。建立健全农业贷款风险预警机制，及时发现和处置潜在风险。在不断推动农业产业升级和转型的基础上，提高农村贷款资金的使用效率。

4.3 健全当地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体系，提高监管效率

完善当地银行业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内控管理、合规经营、风险管理等事前事中防范机制，防止权力滥用和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当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冲动与金管局对开展业务的要求相悖时，地方政府会通过“隐形指导”城市商业银行高层管理人员来影响城市商业银行的业务开展，从而使得当地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失灵。因此，提高金管局的监管效率可以有效弥补当地银行业金融机构自身监管的不足。可从以下3个方面来提高监管的有效性：第一，增设当地银行业金融机构大额贷审会席位，由当地金管局人员出席贷审会，对于不符合监管规定的业务，出席人员拥有一票否决权（只对合规性监管，不对业务风险做出判断）。通过这种方式，确保当地银行业金融机构大额业务不违反监管规定，事前防控城市商业银行不合规业务发生。第二，建立当地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吹哨人制度，弥补事中监管缺位。2019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从立法层面确立了我国证券市场外部吹哨人制度，该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将公共监管与私人监管相结合，弥补监管缺位，提高监管效率［7］。由于信息不对称，银行业内部人员对业务的了解情况远远大于外部监管机构，但银行内部人员对违规开展的业务没有检举的动力、责任、义务，事中监管缺失。可以考虑对于如实举报银行违规业务的人员，给予工作岗位的调动和与举报金额相应比例的奖励，解决举报人的后顾之忧，从源头防范违规业务的开展。第三，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确保监管的长期有效性。若无匹配的激励机制，开展业务的动力会一直高于监管本身的动力，很难保证监管力度与当地银行业金融机构业务的拓展和创新相匹配。只有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指标量化，对于发现当地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合规业务的行为给予一定的奖励，才能有效激励监管人员，确保监管的长期有效性。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EB/OL］.（2024-02-03）［2024-11-06］.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2/content_6929934.htm.

［2］朱泓宇，李扬，蒋远胜.发展村社型合作金融组织推动乡村振兴［J］.农村经济，2018（1）：21-27.

［3］杨皖宁.乡村振兴战略下中国农村金融立法的完善［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4）：155-161.

［4］何宏庆.数字金融助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优势、困境与进路［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3）：118-125.

［5］徐云松.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92-102.

［6］欧阳文杰，陆岷峰.大型银行业务下沉背景下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困境与出路［J］.南方金融，2024（2）：89-100.

［7］万国华，邢琪.我国证券市场吹哨人制度问题探究［J］.中国证券期货，2023（2）：7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