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水平研究
作者: 许哲铭 薛选登
摘 要:以河南省为研究对象,分别建立河南省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加权法、障碍因子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2011—2020年河南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及其协调程度,并针对不同制约因素提出差异化对策,以促进河南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协同推进。结果表明,河南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和协调程度均呈上升趋势,但仍受到生态环境、生活保障、服务设施、人力资本等因素的制约。
关键词: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熵值法;耦合协调
中图分类号:F299.21;F3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7909(2023)10-13-5
0 引言
协同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两大战略是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路径,也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途径。在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和寻求转型的背景下,研究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水平对推进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笔者以河南省为研究对象,分别建立河南省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等实证方法对当地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状况进行分析,总结归纳其典型特征并提出改进措施。
1 文献综述
推进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1]。近年来,我国较多学者对国内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进行了研究。例如,陈国生等[2]基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理论构建三者的评价指标体系,选取我国1994—201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熵值赋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得出综合评价发展指数。马长发等[3]基于我国西部地区12个省份2013—2018年的面板数据,建立了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出西部地区两大战略的发展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度。陶喆等[4]从乡村经济发展水平、乡村社会发展水平和乡村生态发展水平3个方面构建了包括18个指标的评价体系,评价2007—2017年湖南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变化趋势。俞云峰等[5]在阐释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内在机制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两个子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并根据浙江省2001—2017年相关指标数据,对两者的耦合程度进行实证分析。郭翔宇等[6]在分析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黑龙江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水平,并运用主成分回归模型分析两大战略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
综上所述,虽然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两大战略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但是对河南省两大战略协同发展情况的研究较少。因此,笔者主要研究河南省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水平及提升路径。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笔者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依据《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的考评体系,结合河南省两大战略的推行实际,遵照可持续发展等理念,坚持科学性、客观性、系统性、可操作性等基本原则,分别构建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乡村振兴水平基本指标的选择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具体参考张挺等[7]及闫周府等[8]的学术成果,完成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新型城镇化水平基本指标的选择具体参考熊湘辉等[9]及张许颖等[10]的学术成果,从人口转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生活质量5方面构建指标体系。笔者构建的河南省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2.2 模型构建
笔者选用熵权法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值,再运用加权法分别测算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总分值[11]。
2.2.1 指标权重的确定。第一步,数据标准化处理,以消除指标量纲和单位差异,计算公式为
式(1)中:Aij为原数据,maxAj为第j项指标的最大样本,minAj为第j项指标的最小样本,Bij为标准化的数据。
为了保证熵值运算的有效性,需要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非负平移,以消除0值的影响,计算公式为
式(2)中:[B'ij]为平移后的数据,[B'ij]≥0。
第二步,计算第[i]个样本在第[j]项指标下所占的比重,计算公式为
第三步,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计算公式为
第四步,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性系数,计算公式为
第五步,计算第[j]项指标的权重,计算公式为
笔者据此计算的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值如表1所示。
2.2.2 综合得分。笔者运用加权法计算得出河南省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水平的综合得分,计算公式为
2.3 障碍因子诊断
河南省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水平的障碍因子诊断方法[12]如下。
第一步,计算指标偏离度,表示最佳目标值与各指标实际值的差,计算公式为
第二步,计算障碍度,表示子系统或各指标对整体的影响程度,计算公式为
2.4 耦合协调模型构建
2.4.1 建立耦合度模型。耦合度函数主要用来进行两个系统间耦合关系强弱的分析,计算公式为
式(10)中:[C]代表耦合度,介于0~1,[C]值越大,代表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水平之间的耦合度越高,系统越朝着有序方向发展;[Sx]表示乡村振兴评价分值;[Sy]表示新型城镇化评价分值。
2.4.2 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当对多个样本进行比较分析时,即使当年的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水平耦合度较高,但由于二者发展速度存在差异,也可能不够协调。单纯依靠耦合度无法全面反映这种差异,可能会导致分析结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为了更好地比较河南省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水平,以耦合度函数为基础,参考魏金义等[13]的研究成果,建构耦合协调度函数,计算公式为
式(11)中:D表示两个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C]为耦合度;[T]为二者的综合协调指数,体现两者在何种耦合水平上的协调;[α]、[β]为待定系数,取值通常取决于各自在系统中的重要程度。在分析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关系时,[α]、[β]居于同等地位,因此取值均为0.5。耦合协调度划分标准如表2所示。
2.5 数据来源
该研究中河南省的相关数据来源于2011—2020年《河南统计年鉴》《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相关数据来源于2011—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评价分值
2011—2020年河南省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分值如图1所示。由图1可知,2011—2020年河南省乡村振兴的评价分值呈稳步上升趋势,由2011年的0.125提高到2020年的0.875,提高了6倍,发展效果显著;2011—2020年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分值呈波动上升趋势,由2011年的0.180提高到2020年的0.737,提高了约3倍,发展状况良好。
3.2 障碍因子
用障碍度模型分析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体系中的各个指标,计算出其对城镇化发展的制约程度,得到如表3和表4所示的数据。根据每年的数据,按照障碍度大小排序,选出前3个最大的障碍因子。
由表3中的均值可以看出,制约河南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主要障碍因子分别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X10)、化肥施用强度(X4)、农药施用强度(X5)。具体来看,2011—2015年化肥、农药施用强度有一定上升,2016—2020年有所下降但幅度较小。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从2011年到2014年整体呈下降趋势,2015—2020年呈上升趋势。
由表4可知,制约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主要障碍因子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比(Y6)、基础设施投资占比(Y3)、人均道路面积(Y4)。根据河南省统计的数据可以得出:2011—2020年河南省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比整体呈下降趋势;基础设施投资占比呈现波动且增幅较小;人均道路面积随着人口增长越来越紧张。另外,河南省是人口大省,其城镇人口密度长期处于高位且无下降趋势,会对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造成压力。
3.3 耦合协调度分析
2011—2020年河南省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及等级如表5所示。由表5可知,2011—2020年河南省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水平逐年提高,表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从低度协调耦合发展到高度协调耦合。
具体来说,2011—2013年,河南省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等级为低度协调耦合,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分值逐年递增,而且新型城镇化发展略快于乡村振兴;2014—2018年,河南省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等级是中度协调耦合,乡村振兴步子加快,日渐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步伐,二者缓慢趋向协调;2019—2020年,河南省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等级为高度协调耦合,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稳步提高,发展过程中协调一致,耦合协调度增长速度正在放慢。
4 结论及建议
4.1 结论
第一,环境保护方面。河南省农业生产过程中化肥、农药施用不够合理,2011—2020年化肥施用量、农药使用量无明显减少,甚至个别年有所增多。
第二,社会保障方面。2011—2014年河南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增加,2015—2020年该人数不断减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力度在减弱。
第三,服务设施方面。河南省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比整体呈下降趋势,说明该省财政预算比较紧张;基础设施投资占比呈现波动趋势,且增幅较小。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足是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要障碍。
第四,人力资本方面。河南省城镇人口密度长期处于高位,人均资源占有量较少。
综上所述,河南省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效果较好,但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4.2 建议
第一,重视耕地质量保护,加快绿色转型。首先,河南省应扎实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化工作,寻求更加环保的化肥和农药替代品;其次,将农业绿色生产行为与农业补贴挂钩,引导农民进行绿色生产活动;再次,创新生态补偿方式,使积极参与化肥、农药减量工作的农民获得额外报酬,提高农民绿色生产积极性;最后,加强对农业绿色生产技术研发及推广的补贴,利用科技推动农业绿色转型。
第二,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巩固脱贫成果。河南省应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找准改善农村民生的现实着力点,全面提升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切实解决好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第三,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河南省应持续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公共服务惠及全体劳动者,同时提高社会公共服务品质,以满足新型城镇化的需要。
第四,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实现人才强省。河南省是人口大省,拥有庞大的劳动力储备,但人力资本水平偏低。因此,河南省应加强高等教育的发展,推动校企合作,更多高层次优秀人才;因地施策发展职业教育,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才,满足社会多样化的劳动力需求;适当引进外地优秀人才。
参考文献:
[1]刘依杭.新时代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协同发展研究[J].区域经济评论,2021(3):58-65.
[2]陈国生,丁翠翠,郭庆然.基于熵值赋权法的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水平关系实证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18(6):114-124.
[3]马长发,朱晓旭.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互动关系研究[J].生态经济,2021(5):99-105.
[4]陶喆,向国成.新型城乡关系构建与乡村振兴的关系研究:以湖南省为例[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0(6):83-90.
[5]俞云峰,张鹰.浙江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基于耦合理论的实证分析[J].治理研究,2020(4):43-49.
[6]郭翔宇,李佳丽,杜旭.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同发展:基于黑龙江省的微观考察[J].商业研究,2022(2):49-55.
[7]张挺,李闽榕,徐艳梅.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8(8):99-105.
[8]闫周府,吴方卫.从二元分割走向融合发展: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经济学家,2019(6):90-103.
[9]熊湘辉,徐璋勇.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及动力因素测度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8(2):44-63.
[10]张许颖,黄匡时.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基本内涵、主要指标和政策框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增刊3):280-283.
[11]田雪莹.基于熵值法的中国城镇化水平测度[J].改革,2018(5):151-159.
[12]雷勋平,QIU R,刘晨.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协调发展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J].农业机械学报,2020(6):138-151.
[13]魏金义,祁春节.农业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度测算[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1):9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