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乡贤嵌入乡村治理的行动逻辑、实践梗阻及对策

摘 要：新乡贤通过政治、资本、文化、社会网络四大维度嵌入乡村治理，充分发挥新乡贤群体的内在功能与作用，有效回应并契合乡村社会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现代化诉求。但是，新乡贤在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中会面临多重实践困境，影响乡村治理效能，可尝试从完善乡村治理章程、健全村务监督约束体系、重塑乡村治理共同体3个层面破解乡贤治村的实践困境，提升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有效性与持续性，助力乡村善治与乡村振兴。

关键词：乡村治理；新乡贤；嵌入性理论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7909（2023）12-05-7

0 引言

自古以来，乡贤一直是我国乡村治理的重要内生力量。在封建社会“皇权不下县”的统治背景下，乡贤成为连接国家政权与乡土社会的桥梁，扮演着上传下达、代表民众与官府沟通的关键角色。如张集馨所言：“绅士居乡者，必当维持风化，其耆老望重者，亦当感劝闾阎，果能家喻户晓，礼让风行，自然百事吉祥，年丰人寿矣。”［1］传统乡绅在乡土社会中承担着教化乡里、赈灾济贫、塑造乡风的重要任务，对乡村治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乡贤，扎根于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沃土，其积累的智慧经验依然能在当代乡村治理实践中发挥作用。改革开放至今，时空脱域与乡土脱嵌不断形塑着传统乡土社会，乡村呈现出“空心化”“原子化”状态，乡村内生治理力量逐渐流失，乡村治理共同体也逐步瓦解。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在此背景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兼具传统乡贤治村的历史渊源和现代化语境下的时代内涵，新乡贤群体作为重要的乡村内生治理力量重新登上乡村社会舞台。

1 新乡贤的蕴涵

1.1 新乡贤的历史缘起与概念界定

“乡贤”一词最早出现于东汉时期，与汉朝时期的选官制度（察举制）密不可分。乡贤大多是辞官或告老还乡的官员，以及通过科举考试但没有实职的举人、秀才与进士，并以其道德水平为主要衡量标准。因此，传统乡贤意为村中德才兼备、声望极高、令人尊敬、受人推崇的贤士［2］。乡贤在“皇权不下县”的统治方式下成为连接国家与基层社会的中介，是我国传统乡村社会权力结构中的真正主导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乡贤文化由于部分历史原因趋于沉寂，乡贤治村的作用空间被压缩。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加快，乡村振兴战略向纵深推进，新乡贤文化在乡村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逐渐显化。2017年，第十三届中国农村发展论坛暨“新乡贤与新农村发展新动能”全国研讨会在广东省丰顺县举行，在该会议上首次定义了“新乡贤”这一概念。在此背景下，“新乡贤”逐步引起学界的关注与讨论，许多学者对新乡贤的概念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与界定。例如，张岩等［2］提出新乡贤是指乡村精英人士，他们往往在政经和社科等领域有卓越成就，社会影响力较强，尽全力支持家乡建设。吴蓉等［3］认为，新乡贤是指生活在乡村、具有一定权威、广受村民敬重的人士。孔新峰等［4］认为新乡贤的身份范围具有广泛性特点，既包括在职或离退休的国家公职人员，如党政干部、教师、医生、工人、军人等，又包括技能匠人、经济能人、文化学者、道德模范，还包括返乡创业的企业家、科技工作者、海外侨胞等。

笔者认为，新乡贤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获得地方政府与村内民众的双重认可，为乡村发展注入经济、政治、技术、文化等各类资源，巩固基层自治基础并助力乡村振兴的精英人士。

1.2 新乡贤的特征

与传统乡贤相比，新乡贤“新”在何处，这是立体化阐释“新乡贤”概念与探究新乡贤群体行动逻辑的一个重要切入点。通过对比分析新乡贤与传统乡贤的特征，发现二者的区别主要如表1所示，而新乡贤的特征主要如下。

1.2.1 新乡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乡贤文化的繁盛与古代封建统治、选官制度、社会基本生产结构密不可分，传统乡贤成为官府与民众沟通的桥梁，协助官府教化乡里、维持地方和谐与自治，稳定乡村社会秩序。党的十九大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此背景下，国家致力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愈发重视乡村场域的建设发展。新乡贤作为乡村场域的重要内生权威与治理资源，肩负着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乡村振兴的历史使命，以及帮助脱贫乡村巩固夯实脱贫成果、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时代重任。

1.2.2 新乡贤主体构成更加多元化、地域流动性强。传统乡贤的主体构成较为单一，由辞官返乡的官员、没有实职的知识分子组成。该群体是封建地主阶级在乡村的代言人，往往具备较高的社会地位、知识文化与道德素养，并且地域性强、流动性弱。进入新时代以来，新乡贤群体较传统乡贤群体呈现出职业构成多元化、身份阶层平民化等新特征。新乡贤群体范围广泛，包括退休官员、退伍军人、返乡大学生、知识分子、乡村企业家、技术能人、退休工人和道德标兵等。新乡贤群体可有效填补乡村治理主体真空，是我国基层社会弥足珍贵的治理资源。随着城乡二元结构逐步消解，新乡贤亦呈现出地域流动性强、居住空间离地化等特征，新乡贤不一定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当地人，可以超越本土性的地域范围［4］。

1.2.3 新乡贤具备现代化、城乡交融的思维观念。在我国现代化发展背景下，新乡贤往往具备现代化的思维模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导向，理解“契约精神、自由理性”等观念。同时，新乡贤与乡村社会的地缘、血缘、亲缘关系使其能够尊重并理解乡村传统文化观念。因此，新乡贤一方面与传统乡贤一样接受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熏陶，另一方面深受中国现代文明与价值观念的洗礼［5］。

新乡贤的以上特征使其参与乡村治理具备确切、充分的理据［6］。

2 新乡贤嵌入乡村治理的行动逻辑

嵌入性理论作为新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核心理论，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其应用领域也在不断扩展与延伸。在我国，嵌入性理论及分析框架被广泛讨论并逐步应用于国家—社会关系、基层治理结构等研究当中。在此背景下，嵌入性治理成为审视我国基层治理实践的重要视角。

2.1 嵌入性理论

嵌入性理论是由匈牙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提出的，他认为人类经济行为是嵌入经济与非经济制度之中的［7］。后续多位学者对嵌入性理论进行了创新研究，最终形成了较为典型并被后续研究大量引用的几种分析框架：Granovetter［8］提出的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框架，Zakin等［9］提出的结构嵌入性、认知嵌入性、文化嵌入性、政治嵌入性框架。嵌入性理论可用来揭示A对B的影响过程，从而探究两者的内在关系。基于该理论范式，嵌入性不仅成为个体行为与社会结构之间多维关系的表征，也逐渐衍生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理念与行动机制［10］。

鉴于此，近年来学界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行动逻辑也进行了多维度、立体化研究。部分学者基于嵌入理论视角，从不同维度构建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分析框架。例如，高静等［11］基于贵州省与重庆市的两个乡村案例，提出新乡贤主要通过身份嵌入、资本嵌入、价值观念嵌入形成乡村善治的理论逻辑。何植民等［10］认为，新乡贤通过资本、政治、文化3个维度的嵌入重塑乡村治理格局。贾敏［12］基于个案分析，从功能嵌入、资源嵌入、关系嵌入3个方面探讨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行动逻辑。笔者将基于社会学与管理学视角，充分运用嵌入性理论，从政治、资本、文化、社会网络4个维度分析新乡贤如何有效参与乡村治理，从而丰富我国乡贤治村的理论框架。

2.2 新乡贤嵌入乡村治理的行动逻辑

整体上，嵌入性理论强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资本等外部环境要素对组织运行规律的植入性影响［13］。笔者立足我国乡村发展现状，选取政治、资本、文化、社会网络4个维度构建新乡贤嵌入乡村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见图1）。

2.2.1 政治嵌入：协同共治。新乡贤是连接国家治理与乡村自治的中介，扮演着双重代理人的角色。一方面，新乡贤可通过乡贤参事会直接参与村内重大公共事务的协商与决策，发挥参政、议政等职能，凭借其宽广视野与专业知识推动村内公共决策科学化、专业化，并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将相关决策、规定传达给村民，有效改善行政成本过高及基层体制运转过热等现状。另一方面，新乡贤基于其天然的身份优势，深谙如何与村民进行高效沟通，进而收集整合村民的观点与诉求，形成具有代表性、高质量的协商议题，使村民的利益诉求体现于乡村公共决策之中，巩固乡村民主自治基础，避免乡村治理“悬浮化”。在新乡贤嵌入乡村治理的过程中，新乡贤与村“两委”、村民形成三角的稳定关系，成为村“两委”与村民有效沟通的桥梁，使行政力量与自治力量得以交汇，使各治理主体间形成强大合力，构建紧密耦合、良性互动的合作治理网络。

新乡贤嵌入乡村治理可有效弥补制度刚性在乡村治理场域中的不足。乡村治理受到纵向行政逻辑与横向治理逻辑的双重影响，二者共同塑造了乡村治理结构［14］。虽然刚性制度对乡村发展方向与社会秩序进行了有效的行政控制，但是这种单向性、强制化的方式能发挥出的作用是有限的。在乡村治理实践中，需要实现制度刚性与治理柔性的辩证统一，以治理柔性弥补制度刚性的不足。新乡贤组织以非正式化、非科层化的实践方式嵌入乡村社会，并基于地缘、血缘等社会纽带使其具备独特的身份优势与话语优势，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可实现行政逻辑与治理逻辑的有效融合。乡贤治村是推动乡村治理深入化、灵活化及柔性化的重要途径。与正式权威的基层政权相比，新乡贤与村民是基于利益与情感交织而形成的特殊关系。因此，新乡贤更易与村民沟通交流，以更灵活、更柔性的方式解决村级的一般性、内生性公共事务，深入了解村民的想法与需求并上传给基层政府与村“两委”，以保证乡村治理的有效性与灵活性。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体现人文关怀，可有效弥补制度刚性在村治实践场域中的不足，促进行政逻辑与治理逻辑的结构性耦合，既遵从制度刚性，又彰显柔性治理与群众基础，从而维系乡村治理结构的弹性。

新乡贤嵌入乡村治理可激活乡村内生治理力量与丰富乡村治理资源。在乡村社会快速变迁的背景下，乡村“原子化”“空心化”“离散化”等特征逐步显化，乡村治理共同体也日趋瓦解。新乡贤作为内生于乡村社会的治理资源，是凝聚各主体行动合力、重塑乡村治理共同体的重要力量。由于村级治理行政化趋势不断加强，挤占了村民的主体性空间，乡村自治的真正主体——村民受到政治排斥并逐渐边缘化。而新乡贤群体中的政治精英可带来乡村治理所需的政治资源，积极调动村民的参政能动性，使其回到乡村治理场域的中心。此外，面对村内大量青年外出务工、乡村内生治理资源缺失的现实情境，新乡贤的嵌入可有效充实乡村内生治理力量，进而重塑乡村治理共同体。

2.2.2 资本嵌入：振兴经济。与普通村民相比，新乡贤大多拥有丰厚的物质财富、长远的发展眼光、优质的人脉关系与出色的管理能力。新乡贤群体中的经济能人与技术能人可为乡村社会带来经济资本、技术资本与信息资本，助推乡村经济振兴。

经济能人可通过投入丰富的物质资源助力乡村振兴。作为乡村地区的社会精英，新乡贤群体大多积累了雄厚的物质财富，并且具备长远的发展眼光与出色的组织能力。热心公益历来是乡贤的一个重要特征，提供公共产品是乡贤声望的来源［15］。新乡贤通过投入资金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发展乡村公共事业，增加乡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既可改善乡村生活环境、提升乡贤群体的威望，又能有效破解乡村社会的“集体行动困境”。另外，新乡贤可依托其雄厚的物质条件助推乡村地区市场化改革，促进乡村产业规模化、高质量发展，通过推动集体产业发展促进村民就业增收。新乡贤在投入资金实现物质资本嵌入乡村的过程中，既秉承了传统乡贤“修路架桥、赈灾济民”的救济方式，又推动了乡村地区市场化发展，为乡村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有效提升乡村自身的造血能力，实现乡村经济振兴。

技术能人在返乡治村过程中可使技术资本嵌入乡村社会。“授人以鱼”的传统单向救济思维只能为乡村社会发展提供外源性动力，而技术资本的嵌入可以激活乡村的内生发展潜力、增强乡村自身的造血能力。技术能人在返乡治村的实践过程中，通过向村民传授科学技术、职业技能与致富经验，加快科技创新成果应用，从而推动农业现代化规模化发展，实现农民灵活就业与增收致富。正所谓“授人以鱼，三餐之需；授人以渔，终身之用”。通过技术资本嵌入乡村社会，技术能人将自身具备的科学技术与致富经验倾囊相授，为村民提供“造血式”帮扶，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乡村地区发展缓慢的问题，实现乡村社会经济稳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