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赋能下乡村重构路径探究

作者: 王思佳 王鹏飞

数字技术赋能下乡村重构路径探究0

摘 要:数字技术的发展给农村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以数字赋能为基础,阐释数字技术对乡村重构产生的驱动效应,探究数字技术对北京市乡村重构过程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和数字资源在乡村重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北京市乡村地区的人地之间表现出新型关系,乡村主体多元化,社会系统一体化;乡村内生性力量通过进行发展模式探索,产业组织化、现代化和数字化得到了极大提升,经营理念和模式的更新拓展了市场范围;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完善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培训更新主体思想,北京市乡村的生产、生活、生态和文化功能都得到了更新优化。

关键词:乡村转型;乡村重构;数字赋能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7909(2023)12-12-6

0 引言

乡村面临农业生产要素高速非农化、农村社会主体过快老弱化、村庄用地日益空废化、农村水土环境严重污损化等发展难题[1]。乡村重构是破解乡村发展难题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乡村地域系统要素重组、结构优化、功能提升的重要抓手[2]。2019年以来,国家发布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乡村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对全国数字乡村、数字农业工作作出了重要部署,指出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之一,要求推进农业数字化转型,构建农村现代产业体系,积极发展乡村新业态。随着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飞速发展,农村地区在溢出效应作用下受到新兴事物冲击,利用数字技术助力乡村振兴成为新趋势。

国内外学者对于乡村重构已经建立了较为成熟的研究体系,主要集中于经济、社会、空间三部分内容。国外的乡村重构研究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西方工业高速发展,资本进入乡村市场,乡村开始接受新资本与新产业,乡村重构的最主要特征为农业生产转向乡村消费。此后,国外学者的研究便集中于生产与消费、社会关系与社会行动、权力与制度3方面[3]。国内学者聚焦多种现实因素驱动下的乡村重构过程,包括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文化生态、景观社会等,同时对乡村空间重构、乡村社会功能重构以及乡村产业经济重构等内容进行实证研究。数字技术的发展引起了乡村重构要素的全球性流动,对乡村产生了变革性的影响。当前,数字技术对乡村的影响成为相关学者研究乡村发展的热点。数字技术赋能乡村的本质是“乡村+数字”,通过新技术构建数字化乡村空间场景,集中在乡村治理、乡村产业、乡村企业和乡村数字服务等方面。

农村可持续发展目标与数字化创新要求具有重合之处,因而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抓手。但目前尚缺乏从地理学角度对数字技术赋能乡村的内在机制、过程的系统性研究,针对具体区域案例的研究更是十分匮乏。基于此,笔者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以北京市乡村地区为例,探究数字技术赋能下乡村重构路径。

1 数字技术赋能效应

随着云技术、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的发展,数字技术越来越广泛地被各行各业所接受和应用,乡村也不例外。这一现象吸引了大批学者开始关注数字技术的影响,数字赋能理论由此产生。赋能理论最早应用于心理学、管理学、教育学等领域,一般包括心理赋能、领导赋能、结构赋能,这类赋能被称为授权赋能[4]。数字赋能的概念主要是指数字技术赋能个人或群体,提高其生活技能和生存能力。笔者所研究的数字技术赋能是指利用数字技术对乡村各个主体进行赋能,各主体通过运用数字技术,提高数字乡村建设的影响力,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打下基础。

根据已有研究,学术界目前认为数字赋能的方式主要有效率赋能、连接赋能、管控赋能、敏捷赋能、数智赋能。笔者认为,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发展的效应主要可分为以下3类。

1.1 连接赋能

乡村是由人文、经济、资源与环境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下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功能和区际联系的地域系统,具有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开放性特点[5]。在数字化进程中,乡村地域系统内涵逐渐丰富,“要素—结构—功能”逻辑产生新的变化,逐步融入了数字化的特征与形式,数据信息已经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渗透到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各个环节。第一,数据作为直接要素参与农村生产活动。例如,通过大数据平台精准分析农业生产中的作物产量、销售额等数据,从而获得客观的生产建议,进而提升生产效率比,增加产量。由此可见,数据要素能够为单一要素提供增值服务,通过融入劳动、资本、技术等单一要素,实现单一要素的价值倍增。第二,数据要素间接参与农业生产。例如,通过广泛应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对传统农业的全产业链进行改造升级,定量化传统生产要素、加强产品质量监管等,从而解放农业生产力。在此过程中,数据要素以一种媒介的方式参与农业生产,其他要素的客观信息被隐含其中,成为配置其他生产要素的依据,提高了劳动、资本、技术、土地等传统要素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实现资源优化。总之,数据要素推动了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革命性聚变与裂变,成为驱动农业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6]。

所有的赋能都是以连接为基础的,连接主要表现为数字技术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连接能力使无线通信网络与数字化产品之间相互关联,如村民生活交往的方式、农村电子商务的应用,通过数据价值创造展现连接赋能的作用。

连接赋能使农业生产乃至农村产业发展实现了一体化,围绕农民的需求,在生产、技术、劳务等方面,在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展开合作,基于单要素范围经济和多要素互补的共同作用,改善农村生产环境,达到优势互补,实现乡村要素重构。

1.2 管控赋能

在数字连接赋能的基础上,拓展数字技术赋能的广度和深度,由此提出管控赋能。管控赋能是指企业放权管理,扩大员工自主工作的权力,通过去中心化的方式驱动企业组织扁平化。笔者认为,在乡村中,管控赋能表现为各类网络平台赋予农民生活的灵活性,最大限度上激活农民潜能。而在缩小信息鸿沟的过程中,涉及信息安全的问题,需要通过制度的规范来提高平台监管的质量。同时,制度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路径依赖,有助于实现乡村治理数字化。

网络平台赋予农民的自主性和动态性,有助于实现农民生活智慧化,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农民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数字平台获取所需信息;而数字平台与互联网终端联系紧密,能够实时更新信息,并为农民解决问题提供策略建议,有助于减少时间成本和劳动力成本。数字技术在购物、就医、交通等各方面的应用十分广泛。例如,淘宝、拼多多等网购软件,网上预约挂号、医保报销等服务,滴滴打车、高德地图等软件,都为农民生活提供了便利。开放的数字平台也为农民创业提供了新思路,农村电商等成为农民创收的渠道之一。除了生活便利外,政府建立的政务公开平台也进一步优化了农村公共服务。例如,基于“互联网+”建立的“互联网+党建”“互联网+政务”等平台实现了乡村服务一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9],土地流转市场数字化平台的建设减少了土地流转的交易成本。通过构建服务平台整合不同部门、不同领域、不同机构的服务资源及建设数字基础设施释放的扩散效应及信息、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效应带来了正外部性影响,实现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交流。

由于乡村地域面积大、人口多,乡村治理涉及面广、事多、量大,管理压力大,利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可以了解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拓宽信息交流途径,促进数字化技术和传统农村管理体系的深度融合,实现乡村治理精细化,同时可以实现精准施策,使基层干部高效处理村民的实际诉求。引入数字技术后,基层治理逐渐由单向度转为双向度、多向度[7],农村的民主自治建设能力得以增强。数字技术基于各种平台实现赋能,制度能保证各主体线上主体活动的正常进行,规范准入退出机制,对数据和信息进行严格的监管,建立维度丰富、要素齐全、数据准确的管控模式。

1.3 数智赋能

数字技术的数智赋能最初是应用在企业发展之中,指运用数字技术优化或构建新的业务模式、流程、软件和系统,以带来更丰厚的利润、更大的竞争优势及更高的效率,主要强调数字技术与其他资源融合带来的应用潜力。从企业角度看,数字赋能具有优化资源配置、降低创新成本、提高劳动力水平的优势。笔者认为,从乡村角度看,数智赋能是指在乡村原有产业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将创意快速精准地转化为现实成果,推动数据要素的资源化,实现无形资产的资本化。数智赋能可助力培育农村新兴产业,并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新动能。

随着外部资本不断进入农村,企业可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对农产品市场数据进行深入分析,深入挖掘农业的生产、休闲和文化功能,发展旅游农业、共享农业、定制农业、创意农业等新兴产业,形成了数字时代的新业态,增加了经济和生态的双重效益。同时,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的数字金融为乡村产业融合提供了有力支撑,用较低的成本实现农村资金的优化配置,满足了农村经营主体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同时减缓了农村资金外流,扩大了农村金融的服务范围,改善了“精英俘获”现象。

通过数字技术对传统文化进行有效开发,发展文化产业,可增加就业岗位,创新经济增长方式。相较于传统传播媒介,数字技术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能够活化乡村文化资源,促进乡村文化与经济的全面融合。首先,可基于数字技术的可再生性、非竞争性、高渗透性等特点,以更经济高效的方式破解文化遗产由于资金、技术、传承等原因面临消失困境的难题,利用多媒体等工具记录有鲜明地方文化特色、有较高历史传承价值和人文价值的文化资源,如地方戏曲、传统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庙宇、戏楼等物质遗存,能够让大众共享数据资源创造的价值[8],实现文化资源数字化。其次,可基于数字技术的外部经济性、非排他性、较强的传播性及高速性等特点[8],使乡村空间成为一种嵌入数字技术的公共产品,如田园综合体、特色小镇等,传播和展示乡村特色文化,从而提升乡村文化的表现力,由此实现资源禀赋变现,促进乡村文旅提质增效,优化乡村产业结构。

综上,数字技术通过连接赋能、管控赋能和数智赋能乡村的外源性力量与内生性力量,综合作用于乡村主体、模式与功能,使其实现重构(见图1)。

2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重构:基于北京市数字乡村建设的实践

2000年以来,信息化快速发展,全国各地开始自主探索数字乡村建设,农业农村信息化的全面推进及各类智能平台在乡村的应用实践,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了基本思路和丰富经验。北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数字农业农村工作,印发了《北京市关于加快建设全球经济标杆城市的实施方案》《北京市“十四五”时期智慧城市发展行动纲要》《北京市“十四五”时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等政策文件,对北京市农业农村建设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各区积极响应政策要求,推进乡村数字化建设。数字技术赋能乡村重构是以激发乡村自身的内生性力量为主,以政府主导的外源性力量为辅,帮助乡村打破城乡壁垒,创建乡村数字化环境,同时保持乡村特色,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近年来,北京市积极探索数字技术赋能乡村重构的路径,通过主体、模式和功能的重构创造新发展机遇,各区乡村的数字化表现各具特色,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2.1 主体重构

乡村主体包含村委会、合作社和村民。在数字技术的介入下,乡村产业结构、就业方式、市场范围等都发生了变化,因此,外来企业、高校科研人员、游客等新增主体也在乡村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乡村主体作为组织要素在数字管控赋能下明确分工,通过相互交流更新思想,从而解构传统乡村社会结构与关系。乡村主体逐渐多元化,社会关系向协同共创转型,社会系统逐渐一体化。

电商平台拓展了农业产业链,构建了新的乡村社会关系。北京市平谷区作为数字乡村建设试点之一,基于自身丰富的农业与旅游项目与阿里巴巴集团合作,围绕农文旅进行融合推广。例如,大兴庄镇西柏店村依托特色品牌农业精品食用菊花,于每年秋冬举办菊花美食节,吸引大批游客到西柏店村赏菊、采摘、吃菊花宴;随着技术进步,西柏店村与其菊花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当地相关企业通过微信、抖音等社交平台与客户进行线上交流联系;当地还利用直播拓展新的市场,加强乡村品牌的宣传工作。农文旅的发展扩大了村民的交往范围,使乡村建设主体由原来的以村民为主发展为新增外来游客、农家乐经营者等边缘主体。同时,村民在数字空间内与外地商超、居民进行联系,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化,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扩展增加了商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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