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农民垃圾分类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摘 要：实施垃圾分类是保护环境、合理利用资源的重要手段之一，有利于改善人居环境。目前，全国大部分城市已全面开展垃圾分类工作，但在广大农村地区，农民垃圾分类意识仍然较为淡薄，亟待推进垃圾分类减量、资源化处理利用。基于此，以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459户农民的调查结果为依据，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影响农民垃圾分类意愿的因素。结果表明：有92.16%的农民愿意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个人因素中的文化程度、环保认识和村干部履历对农民垃圾分类意愿起积极影响作用，年龄起消极影响作用；家庭因素中的家庭年收入、家庭生活垃圾日产量和垃圾分类站点距离对农民垃圾分类意愿起积极影响作用，家庭人口数起消极影响作用；村庄因素中的相关设施是否满足需求和对村“两委”评价对农民垃圾分类意愿起积极影响作用。为提高农民垃圾分类意愿，应采取加大垃圾分类宣传力度、调动村“两委”积极性、优化配套设施等措施。

关键词：农民；垃圾分类意愿；Logistic模型

中图分类号：X799.3；F32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7909-（2023）13-22-4

0 引言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事关广大农民根本福祉，事关农民群众健康，事关美丽中国建设。实施垃圾分类是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手段之一，可以有效改善农村环境，促进资源回收利用，加快“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文明建设水平［1-2］。在此背景下，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结合实际探索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相继制订了管理办法、实施方案和技术指南，为垃圾分类工作的全面铺开打下了基础。但在平潭综合实验区的部分农村地区，村民垃圾分类意识仍较为淡薄，亟待提高农民垃圾分类意愿，推进垃圾分类减量、资源化处理利用。

1 文献综述

近年来，我国有关垃圾分类治理的研究越来越多。例如，贾文龙［3］利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CVM），结合Logistic回归模型与Decision Tree模型，对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江苏省城市居民对于生活垃圾分类的支付意愿较高，其中69.2%的居民表示愿意支付，支付意愿影响因素按照重要性排序依次为教育程度、固定工资收入比重、政府治理能力满意度、生活垃圾分类治理评价等。厉金燕等［4］采用CVM，结合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上海市居民对生活垃圾治理的支付意愿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54.5%的受访者暂无支付意愿（主要原因是认为生活垃圾治理费用不应该由自己支付），且受访者的支付意愿与其文化程度呈正相关关系。王璇等［5］利用Probit模型探析了环保教育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及村干部身份在两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环保教育和村干部身份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治理参与意愿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姜利娜等［6］采用逐步法、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KHB模型，深入探讨了制度环境对村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良好的环境整治制度环境、村民自治制度环境可以激励村民自愿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张静等［7］利用控制方程法和半参数似无相关双变量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互联网使用与户主非农就业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了农户的垃圾分类意愿，但户主非农就业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有负向影响；但互联网使用不能够抵消非农就业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的负向影响，二者总体影响为负。

借鉴以上研究，笔者通过分析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459户农民的调查数据，归纳影响垃圾分类意愿的因素，利用二元Lojistic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提高农民垃圾分类意愿的有效建议。

2 因素选择、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2.1 因素选择

笔者根据实地调研和工作实践等情况，选择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环保认识、村干部履历、家庭人数、家庭年收入、家庭垃圾日产量、垃圾分类站点距离、相关设施是否满足需求、对村“两委”的评价和垃圾清理频率等作为影响农民垃圾分类意愿的因素，并将其归纳为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和村庄因素3个方面，具体如表1所示［8］。

2.1.1 个体因素

第一，性别。在农村地区，农户的垃圾处理以女性为主，烦琐的垃圾分类流程会增加处理时间，而男性一般很少处理垃圾，垃圾分类政策对他们影响不大，因而男性支持垃圾分类的意愿一般比女性强。第二，年龄。随着年龄增大，农民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逐渐减弱，年纪偏大者习惯凭借以往的生活经验行事，不一定能够接受垃圾分类政策。第三，文化程度。农民文化程度越高，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就越强，对于政策的理解能力也就更强；反之，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不理解垃圾分类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作用。第四，环保认识。农民对环境保护的益处了解越多，其垃圾分类意愿也就越强。第五，村干部履历。村干部往往是国家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其对政策了解得越深刻，往往更愿意支持垃圾分类［9］。

2.1.2 家庭因素

第一，家庭人数。家庭人数越多，统一进行垃圾分类的难度越高，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农民垃圾分类意愿。第二，家庭年收入。农民家庭年收入越高，对于环境整洁的要求就越高，垃圾分类意愿也会更强烈。第三，家庭垃圾日产量。农民家庭产生的生活垃圾越多，垃圾分类需求和意愿也就越强烈。第四，垃圾分类站点距离。垃圾分类站点往往是定点设置，因此其选址非常关键。步行到垃圾分类站点距离越近，农民的垃圾分类意愿往往越强烈［10］。

2.1.3 村庄因素

第一，相关设施是否满足需求，主要指的是垃圾分类站点的设置和农民家中垃圾分类桶的配备等是否满足需求。农民所在村庄垃圾分类站点等相关配套设施越完善，农民家中的垃圾分类桶等配备越到位，农民垃圾分类处理起来方便快捷，其垃圾分类的意愿自然就较高。第二，对村“两委”的评价。村“两委”日常工作包括垃圾分类等政策宣传，村“两委”日常工作是否开展到位直接影响农民对他们的评价，通常评价越好，农民支持垃圾分类工作的意愿也就越强。第三，垃圾清理频率。农民对生活垃圾清理的频率越高，其越认为垃圾分类麻烦，实施垃圾分类的意愿越弱。

2.2 研究方法

农民垃圾分类意愿分为愿意和不愿意两类，属于二分类变量。因此，笔者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设置因变量（Y）为农民垃圾分类意愿，农民愿意支持垃圾分类取值为1，农民不愿意支持垃圾分类取值为0。回归模型表达式为

[Y=f（x1，x2，x3，⋅⋅⋅，xj）+ε] （1）

式（1）中：[xj（j=1，2，⋅⋅⋅，12）]为影响农民垃圾分类意愿的因素；ε为随机误差项。假设农民垃圾分类的意愿支持概率为[P=（y=1xi）]，不支持的概率为1-P，建立以下模型。

[Y=ln［Pi／（1-Pi）］=α+β1x1i+β2x2i+⋅⋅⋅+β12x12i+ε] （2）

式（2）中：α为常数项；[βj（j=1，2，⋅⋅⋅，12）]是第j个因素的回归系数，βj为正表示有正影响，反之则表示有负影响。

如表1中均值及标准差数据显示，问卷样本的离散程度基本满足正态分布，具有一定的分析意义。

2.3 数据来源

该文数据主要来自福建工程学院派驻青观顶村第一书记对平潭综合实验区展开的实地走访调研（2022年7—8月），调研主要采用随机抽样方法，抽样重点在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片区。随机抽样调查44个村庄中的部分村庄，再重点对青观顶村进行入户调查，每个村庄随机抽取20户左右开展问卷调查，共计回收508份调查问卷，其中，有效问卷共459份，有效率达90.35%。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先用交叉分析方法简要随机考察部分定类变量与垃圾分类意愿之间的关系。如表2所示，在回收的459份有效问卷中，有423位农户愿意支持垃圾分类（占总调查农户的92.16%），说明大多数农民支持垃圾分类，这与近几年国家大力宣传垃圾分类政策分不开。受调查农民以男性为主，占总调查农户的86.93%，其中受调查的男性中愿意实施垃圾分类的占比为92.48%，而受调查的女性中愿意实施垃圾分类的占比为90.00%。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上的农民中，超过88%的农民愿意实施垃圾分类；文化程度在小学以下的，仅有66.67%的农民愿意实施垃圾分类。环保认识较高的农民中愿意实施垃圾分类的占比93.30%，而环保认识较低的农民中只有45.45%支持垃圾分类。有村干部履历的农民中愿意实施垃圾分类的占比96.15%，没有村干部履历的农民中愿意实施垃圾分类的占比91.92%。认为自己所在村庄的垃圾分类相关设施可以满足需求的农民中愿意实施垃圾分类的占比94.78%。对村“两委”相关工作评价越高的农民，其垃圾分类意愿也会越高。

运用SPSS 25.0软件对影响农民垃圾分类意愿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从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来看，有3个影响因素（文化程度、对村“两委”的评价、垃圾清理频率）对农户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比较显著。其中，文化程度（x3）、对村“两委”的评价（x11）正向影响农户的垃圾分类意愿，垃圾清理频率（x12）负向影响农户的垃圾分类意愿，x3、x12在1%水平上显著，x11在5%水平上显著（见表3）。

3.1 个体因素对农民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

个体因素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环保认识和村干部履历等，其中与农民垃圾分类意愿呈正相关的因素有文化程度、环保认识和村干部履历，呈负相关的因素有年龄。由表3可知，文化程度正向影响农民的垃圾分类意愿，显著性水平在1%左右，这与预期方向相一致。农民文化程度越高，对于垃圾分类政策的理解越透彻，对于垃圾分类的认可度也就越高。环保认识和村干部履历对农民垃圾分类意愿有积极影响。环保认识较高的农民和有村干部履历的农民，对于环保政策理解较为透彻，故其垃圾分类意愿较高。年龄直接影响农民垃圾分类意愿。此次调查对象大多为中老年农民，年龄普遍在50岁以上，随着农民年龄的增加，其理解能力逐渐下降，垃圾分类意愿也会越来越低。此外，性别因素也会显著影响农民垃圾分类的意愿。由于女性往往是处理家务的主力，垃圾分类政策会让女性在垃圾分类上花费更多时间，但对较少处理家务的男性的影响较小，因此，男性相比女性支持垃圾分类的意愿更强。

3.2 家庭因素对农民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

家庭因素包括家庭人数、家庭年收入、家庭垃圾日产量、垃圾分类站点距离等，其中与农民垃圾分类意愿呈正相关的因素有家庭年收入、家庭垃圾日产量、垃圾分类站点距离等，呈负相关的因素有家庭人数。由表3可知，家庭年收入和家庭生活垃圾日产量对农民垃圾分类意愿有积极影响。随着家庭年收入的提高，农民对于环境的要求越高，也就越支持垃圾分类；生活垃圾日产量越大的农民，越能体会到垃圾分类的好处，一旦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其垃圾分类的意愿也就越高。家庭到垃圾分类站点距离越远，农民的垃圾分类意愿并不一定越低，说明距离对垃圾分类的影响并不大，只要合理设置垃圾分类站点，对于农民实施垃圾分类就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家庭人数对农民垃圾分类意愿有消极影响。由于较多的家庭人口在垃圾分类的执行上会存在意见分歧，导致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的概率较低，从而影响垃圾分类政策的实施。

3.3 村庄因素对农民垃圾分类意愿的影响

村庄因素包括相关设施是否满足需求、对村“两委”的评价和垃圾清理频率等，其中与农民垃圾分类意愿呈正相关的因素有相关设施是否满足需求和对村“两委”的评价，呈负相关的因素有垃圾清理频率。由表3可知，垃圾清理频率负向影响农民垃圾分类意愿，显著性水平在1%左右。垃圾处理频率越高，垃圾分类所需时间也就越多，因而影响了农民的垃圾分类意愿。相关设施是否满足需求对农民垃圾分类意愿有积极影响。相关设施越完善，农民支持垃圾分类的意愿也就越强。对村“两委”的评价对垃圾分类意愿有积极影响，并在5%水平上显著。村“两委”日常工作包括垃圾分类等政策宣传，如果农民对他们的工作评价较高，说明更愿意配合他们开展各项工作，其支持垃圾分类的意愿则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