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摘 要：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支撑。以江苏省苏州市常熟市、太仓市、昆山市、张家港市为研究对象，详细分析其乡村人才培养的典型做法，即定向委培、分层分类、项目支撑、党建引领等，提炼出乡村人才培养模式的关键构成维度与构成要素框架。通过实地调研，总结苏州市乡村振兴人才培养实践成效，并从地方政府、涉农职业院校2个角度出发，提出强化顶层设计、坚持党管人才、以系统视角升级培养目标、以系统思维夯实育人过程、以主体协同保障育人生态等对策。

关键词：人才培养模式；乡村振兴；苏州市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7909-（2023）13-34-5

0 引言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支撑，是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重要保障。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江苏省结合当地实际，于2021年11月5日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实施意见》，提出通过加快培养乡村产业人才、培育造就特色乡土人才、选优建强乡村治理人才、稳定提升乡村公共服务人才、发展壮大农业农村科技人才等，培育壮大乡村人才队伍，为全面系统推进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党的十九大以来，苏州市按照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在乡村人才培养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因此，有必要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其乡村人才培养的典型做法，提炼出人才培养模式的关键构成维度与构成要素，总结其实践成效，以期为江苏省其他地区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提供实践启示和理论支撑。

1 实践概览与调研设计

苏州市农业农村人才培养一直受到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其相关实践走在了江苏省乃至全国的前列，这为该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数据。在此背景下，课题研究团队综合考虑案例的边际成本和效用基础，从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典型性、代表性，以及相关数据的完整性和可获得性等方面考虑，最终选择常熟市、太仓市、昆山市、张家港市等重点市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多案例研究的归纳与演绎，识别凝练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模式的构成要素，提出构成要素框架，并依据该框架对乡村振兴人才培养进行规律性总结。

1.1 实践概览

1.1.1 定向委培，培植乡村振兴新生力量

目前，苏州市涉农县级市（区）已实现农业农村人才定向委培工作全覆盖。从整体来看，苏州市已连续13年委托扬州大学、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等涉农院校培养当地户籍初高中毕业生，累计培养农业农村定向委培生1 555名；其中，567名毕业委培生进入基层组织、涉农新型经营主体等，103名毕业委培生进入村（社区）“两委”班子。以常熟市为例，自2018年起，常熟市政府与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开展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大专生委托培养。针对常熟市现代农业“一核三带多园区”（“一核”为核心区，即农业科技创新中心；“三带”为南部高效水产示范带、东部高效蔬菜园艺带、西部优质粮食产业带；“多园区”为依托各板块特色产业建成的14个特色农业园区）的农业发展格局，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单独制订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严格把控招生选拔、理论学习、实践实习、就业创业等人才培养全过程，2018—2022年共培养了300多名熟悉农业、热爱农村、扎根基层的实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同时，常熟市紧扣农村工作重点和主导产业，与扬州大学合作开展“农村区域发展”涉农本科生定向培养，按照“优生优先、双向选择、全员分配”的方式，注重将有意向投入乡村振兴建设的青年纳入培养对象，定制专业化培养方案，实施“三双两段制”（“三双”为双课堂、双导师团、双考核制，“两段”为学校科研系统训练、乡土适应性实习两个阶段）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提升学生的专业实践技能和创新创业素养，定向培养涉农专业本科生129名，充实常熟市乡村振兴工作一线队伍。

1.1.2 分层分类，培训乡村振兴主要力量

家庭农场经营者、规模农业经营者、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头人、农业专业化服务组织的负责人、中青年返乡入乡创业者等，均具备乡村振兴对人才的场域、经营和素质等方面的需求，能够在乡村振兴中扮演产业振兴的先行者、文化振兴的传承者、生态振兴的维护者、组织振兴的参与者角色［1］。这些高素质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要力量。2022年5月，苏州市印发《关于进一步提升高素质农民培育质效的实施意见》，紧扣“高质量”主题，明确优化农民培训模式、实施定向委培工程、推进学历提升计划、推动分级认定管理、拓宽社保补贴范围、强化典型示范带动等6项重点工作，分层分类开展全产业链人才培训，采用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政策理论与专业技术相结合、教师讲授与讨论交流相结合的方式，并在农民培训领域探索开展自主选学的“菜单式”选学培训模式，推动高素质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业务技能水平和经营管理能力显著提升。例如，太仓市重点聚焦农业生产、农村电商、休闲农业等生产经营类型，依托3个省级高素质农民培育实训基地（农民田间学校）、2个苏州市级实训基地、8个太仓市级实训基地，组建了以省级和市级农科院专家、太仓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专业技术人员及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为核心的专业团队，开展专业化、特色化、小班化的高素质农民培训。截至2023年3月，当地累计培育高素质农民2 887名，其中大专学历占比超90%，8名农民获省乡土人才“三带”新秀称号，位列苏州市第一。

1.1.3 项目支撑，培优乡村振兴核心力量

拔尖创新型、复合应用型、实用技能型的领军人才是现代农业科技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力量。苏州市依托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农业产业科技创新示范基地、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基地、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现代农业科技园区、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示范园区等，构建了稳定的技术研发平台。例如，截至2022年底，昆山市已建成3个国家级现代农业园区、2个省级农业园区、9个苏州市级农业园区，全市农业园区建成面积累计达11 567 hm2，占耕地面积的77%，居苏州市第一。围绕阳澄湖大闸蟹、昆山大米、昆山梅山猪3大产业集群，昆山市以推动全产业链发展为目标，与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合作打造中国农业科学院华东农业科技中心（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合作成立昆山市阳澄湖大闸蟹产业研究院，与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合作成立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昆山）柏庐大米产业研究院，与荷兰威斯康集团等联合研发作物生长环境控制系统，与南京农业大学、扬州大学合作开展梅山猪配套系培育与开发研究等。随着一系列重大项目的立项与实施，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有效推动农村产业科技化、人才专业化。具备关键领域科技创新能力的农业农村科技人才把科技创新的“关键变量”转化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带动乡村全面振兴。

1.1.4 党建引领，培强乡村振兴组织力量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和根基，乡村治理水平直接关系到“三农”工作的效果。近年来，苏州市深入实施基层先进典型“241”（20名省级“百名示范”书记为龙头，40名市级先进典型培育对象为主体，100名县级先进典型培育对象为后备）培育计划，将教育培训作为加强村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的“一号工程”，建立科学遴选、强化管理、精准指导、培养锻炼、评优激励、源头储备的全链条选育培树机制；科学制订培训计划，包括基层党组织建设、集体经济发展、农文旅融合发展等主题内容，将研习内容和工作任务统筹融合；通过驻点实践、综合考核、积分认定等方式，建立履职能力系统培养体系，建设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高素质乡村治理干部队伍。例如，张家港市积极探索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创新路径，把学习新思想作为村党组织书记教育培训的“第一课”“必修课”，通过集体授课、组织自学等形式，让广大党员研读原文、学深悟透，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心入脑、落地生根，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张家港市不仅组建了乡村标杆书记、兴村特岗书记、青年尖兵村干“三级书记”梯队矩阵，还建设了“书记讲给书记听”平台，市、镇、村三级书记同坐一张凳，共话乡村振兴事，党建工作与乡村振兴工作同频共振、互融共促，打造了江苏省县域最大的强村群体，涌现出一批基层带头人先进典型，成为苏州市唯一拥有村、社区书记“五级党代表”（中央级、省级、市级、县级、镇级）的县级市。

1.2 调研设计

为进一步探讨人才培养模式的构成维度与构成要素，研究团队围绕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内涵（培养目标、培养过程、培养条件）设计了调研问卷。问卷主要面向农业农村人才定向委培生、参与过培训和正在接受培训的高素质农民、农业农村科技人才、乡村治理人才等。问卷内容具体包括培养目标、培养过程与培养条件中各构成要素在当前人才培养实践中实际受重视程度及现实情况、培养成效、具体改进建议等，各变量测量采用李克特量表法，以1～5计分。鉴于当地政府和学校的相关管理者也是乡村振兴人才培养过程中重要的参与者，所以研究团队同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形式对其进行访谈，以了解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现状及遇到的主要问题，为分析现行实践提供丰富的实然数据与重要资料。在正式发放调研问卷前，研究团队在常熟市抽取了40个样本以验证问卷的合理性与有效性。研究者利用SPSS软件对调研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得出[KMO]值0.838，Bartlett球体检验中显著性[P]值为0.009，Cronbach's α系数为0.92。由此可见，问卷的结构效度、信度较好，整体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和代表性。该次调研以网络问卷为主，面向苏州市发放。研究团队在“问卷星”平台上共收回问卷356份，剔除无效问卷24份，共得到有效问卷332份，有效率为93.26%。

2 人才培养模式构成要素与培养成效的相关性分析

基于苏州市的乡村振兴人才培养实践进行人才培养模式构成要素的分析，是有认识基础与实践支撑的。对调研数据进行分析有利于研究团队识别关键构成维度与构成要素。调研数据显示：人才培养实践中各构成要素实际受重视程度平均得分为3.01～4.52分，且标准差均小于1（见表1），说明参与问卷人员的实际感受和看法基本一致；当前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成效指标平均得分为3.76～4.11分，且标准差均小于1（见表2），说明苏州市的乡村振兴人才培养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受到参与问卷人员的一致认可。

为验证当前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模式的构成维度与构成要素，研究团队采用单因素多元方差分析法，探究构成维度及构成要素与培养成效之间的关系。首先，以构成维度平均得分作为聚类变量，采用K-Mean聚类法，设定构成要素高重视组（4.00～5.00）、构成要素低重视组（3.00～3.99）两个聚类，对332份样本进行聚类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高重视组10个关键构成维度都处于高水平，低重视组都处于低水平。其次，根据聚类分析结果，对高重视组和低重视组的职业能力、创新创业能力、示范带动作用、职业自豪感、社会责任感等进行单因素多元方差分析，实证检验关键构成要素整体上与培养成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见表4），即越重视培养目标、课程学习、项目实践、创新创业、学习评价、师资队伍、机制保障的整体水平，越能有效提升乡村振兴人才培养实践成效。

基于以上研究，研究团队以系统论（Systems Theory）为指导，认为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模式是由培养目标、培养过程、培养条件组成的复杂结构系统，每个结构中包含若干关键构成维度，每个构成维度中又包含若干关键构成要素。在人才培养实践过程中，各要素相互作用，这是数学关系式无法描述的一种混沌状态。因此，需要用全系统视角推进乡村振兴人才培养这项工程。

3 对江苏省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建议

在案例研究、问卷调查的基础上，研究团队从地方政府、涉农职业院校两个角度出发，以服务乡村振兴现实需求为导向，提出完善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建议。

3.1 对地方政府推进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建议

3.1.1 强化顶层设计，健全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政策体系

顶层设计是自上而下、自高端至低端层层系统推进的设计方法。具体来讲，顶层设计就是用系统方法，以全局视角，对各要素进行系统配置和组合，制定实施路径和策略［2］。政策的制定离不开公共权力作为坚实的后盾和支撑，因此，地方政府责无旁贷。乡村振兴战略对人才的要求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因此，地方政府开展乡村人才振兴相关顶层设计需要以此为基础。从横向来看，乡村振兴人才范围不应局限于传统农业产业，而应是多领域、多产业的“大人才”范畴［3］，需要全方位政策的覆盖，体现人才培养政策的全面性。从纵向来看，中央、省、市、县每个相关部门都有独立制定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建设的政策，相关综合性配套政策等形成子政策群，需要体现人才培养政策的完整性。从时间跨度来看，从总政策的提出到后续政策的跟进再到子政策的落实，这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动态过程，需要体现延续性。地方政府应依据国家顶层规划，注重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政策的全面性、完整性与延续性，才能使各子政策相互关联、相互匹配并有机衔接，形成人才培养的政策体系，实现乡村振兴人才的系统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