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农村三产融合的发展测评与模式分析

摘 要：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指标的可比性等基本原则，构建了包括3个一级指标和6个二级指标的湖北省农村三产融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熵值法和逼近理想解排序法（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TOPSIS），对当地农村三产融合水平进行测度。结果表明：2016—2020年，湖北省16个市（州）的农村三产融合程度不断加深，其中荆门市农村三产融合度最好，鄂州市农村三产融合度最差，各地区间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水平虽然都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但发展水平不均衡。基于此，提出推进湖北省农村三产融合的措施：正视地区间差异、注重农产品精细加工、完善农村基础设施、鼓励发展乡村旅游业等。

关键词：三产融合；熵值法；逼近理想解排序法（TOPSIS）；指标体系；融合度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7909（2023）19-65-4

0 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有了质的变化，这促使农业供求关系从“生产导向”逐渐转变为“消费导向”。在这一背景下，农民地位逐步被边缘化、农业生产成本不断攀升、农村资源要素分配不合理、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等问题层出不穷，坚持走传统的农业产业化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迫切需要构建新的发展模式，积极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加强农村三产融合，能拓宽产业组织的发展空间、优化资源配置、升级产业布局，是我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有效途径之一。

当前，我国较多学者从不同方面对农村三产融合进行了研究，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第一，关于三产融合的内涵分析。王兴国［1］认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是指农业生产经营者统筹利用农村的自然、生态、文化资源，以农业生产为基础，以农业多功能性为依托，综合发展农产品加工、销售、餐饮、休闲、观光等产业形态，实现农业全产业链增值的过程。赵海［2］认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是六次产业化的拓展版，是农业产业化的升级版。第二，关于三产融合的类型分析。姜长云［3］从融合路径的角度出发，将农村产业融合划分为农业产业化集群型、服务业引领型、农业产业链延伸型和农业功能拓展型融合。李治等［4］通过分析农村三产融合的效应和动因，总结出农业服务业融合、农业多功能性拓展和农业产业链延伸型3种农村三产融合类型。马晓河［5］基于全国各地农村三产融合的实践，总结出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4种形式，即农业内部产业整合型融合、农业产业链延伸型融合、农业与其他产业交叉型融合、先进要素技术对农业的渗透型融合。第三，关于产业融合度的测度分析。韩晓玲等［6］采用赫芬达尔指数分析法，选取2010—2017年安徽省各个行业的产值，对安徽省一二三产业融合程度进行测算。田聪华等［7］针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一二三产业发展现状，主要运用德尔菲法，聘请相关专家对评价指标进行打分，采用层次分析法和综合指数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当地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水平。陈学云等［8］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测算了三产融合的水平，客观评价我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状况。梁树广等［9］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研究农业与二三产业之间的融合度。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对农村三产融合的内涵、类型和融合水平测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对湖北省农村三产融合的研究较为缺乏。因此，笔者主要采用熵值法和逼近理想解排序法（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TOPSIS）对湖北省16个市（州）的农村三产融合度进行测度分析，以丰富此领域研究成果。

1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有效性，笔者以湖北省16个市（州）为测度的基本单元，以农村为测度对象，选取2016—2020年湖北省16个市（州）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2017—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湖北省统计年鉴》、湖北省各地市统计年鉴和地方政府网站。

1.2 指标确定

笔者遵循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指标的可比性等基本原则，构建湖北省农村三产融合评价指标体系。初步确定评价指标体系包含2个层次：一级指标3个（农业产业链延伸、农业多功能性拓展、农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二级指标6个（包含5个正向指标和1个负向指标）。首先，选取人均第一产业总产值和人均农副产品加工业总产值2个正向指标衡量农业产业链延伸，它们分别代表产业链延伸的发展规模和对初级农产品的加工能力；其次，主要选取农作物化肥使用量/农作物种植面积反映农业生态环境水平，即以农作物化肥使用强度（负向指标）反映农业多功能性拓展；最后，选取人均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农技进步水平和农业服务业发展水平3个正向指标衡量农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水平。

1.3 研究方法

1.3.1 熵值法

第六步，计算湖北省各市（州）农村三产融合综合得分。将求得的权重系数乘以平移后的标准化数值即可得到湖北省各市（州）农村三产融合综合得分（见表2）。

1.3.2 TOPSIS

TOPSIS可翻译为逼近理想解排序法，国内常简称为优劣解距离法。其基于优劣解距离的概念来确定每个解相对于正理想解和负理想解的接近程度，并根据接近程度进行排序，具体方法如下。

1.3.2.1 计算加权标准化矩阵

1.3.2.2 确定正理想解和负理想解

1.3.2.3 正理想解与负理想解的距离求解

1.3.2.4 融合贴近度

2 实证结果分析

2.1 湖北省农村三产融合水平不断提高

由表1可知，各一级指标对农村三产融合具有较大作用，其中农业产业链延伸和农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这两个指标对农村三产融合的重要程度大于农业多功能性拓展。

由表2可知，2016—2020年湖北省各市（州）农村三产融合总体水平呈现上升趋势。这主要得益于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加速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由表3可知，2016—2020年湖北省各市（州）农村三产融合发展评价体系TOPSIS理想点贴近度整体呈上升趋势，这说明湖北省各市（州）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各项指标数据慢慢趋于理想化。其中，宜昌市2020年的TOPSIS评价值为0.726，最为贴近理想点。

2.2 湖北省农村三产融合水平地域特征明显

2016—2020年，湖北省16个市（州）各指标产业融合度构成情况如图1所示。由表2和图1可知，2016—2020年，荆门市、宜昌市和荆州市的农村三产融合度水平在湖北省16个市（州）中排名前三且总体水平相差较小，但这3个市各指标产业融合度构成情况存在明显差别。2016—2020年，荆门市农村三产融合度最好，并且农业机械总动力/第一产业总产值和农副产品加工业主营业务收入/第一产业总产值这两个指标的比值占比较高，说明荆门市在农业产业链延伸及农业/服务业融合发展这两方面发展较好；宜昌市的第一产业总产值/农村人口数和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与农村人口数在代表产业融合度方面占比最高；荆州市的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和农作物化肥使用量/农作物种植面积在代表产业融合度方面占比最高。

由表2和图1可知，2016—2020年，鄂州市农村三产融合度最差，其中农作物化肥施用量/农作物的种植面积这一指标占比最低，并且与其他市（州）相比这一比重明显偏低，说明鄂州市总面积有限，人均耕地面积占比较低。但是，鄂州市农技发展水平相对最好，说明鄂州市在农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这一方面发展较好。

由表2和图1还可以看出，2016—2020年，武汉市、潜江市和天门市农村三产融合度水平差距较小。但是，武汉市的农林牧渔业服务业产值明显高于潜江市和天门市，而武汉市的农业机械总动力/第一产业总产值明显低于潜江市和天门市，这说明武汉市农业资源丰富，需要大量农业科技型人才。

由此可见，2016—2020年，湖北省16个市（州）的农村三产融合水平不均衡。

3 结论与政策启示

3.1 结论

笔者利用熵值法和TOPSIS对湖北省16个市（州）的农村三产融合水平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2016—2020年，湖北省16个市（州）的农村三产融合程度不断加深，其中荆门市农村三产融合度最好，鄂州市农村三产融合度最差，各地区间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水平虽然都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但发展水平不均衡。

3.2 建议

3.2.1 正视地区间差异，强调因地制宜均衡发展

首先，湖北省政府应认清地区间的差异，引导正确的发展方向，同时注重政策的激励作用，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以促进各地均衡发展。其次，政府应加大监管力度，强化政策保障，针对不同地区制定差异化的融合政策，发挥不同融合路径的带动作用。

3.2.2 注重农产品精深加工，延伸农业产业链

首先，积极优化农产品初加工设备，保障产品质量；其次，全面提升农产品精深加工水平，提高标准化生产水平，并加大监管力度，鼓励更多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的创立。

3.2.3 完善农村基础设施

湖北省应加强农村二三产业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建设农产品加工园区，打造集品种培育、生产基地建设、加工转化、营销平台于一体的农产品加工园区，鼓励企业投资建设农产品加工配送中心，并以园区为载体构建农村三产融合发展体系。另一方面，实施乡村供电服务提升工程，着力优化用电环境；加强农村交通设施建设，加快农村公路建设，加大危桥改造力度，提升湖北省农村交通运输基础支撑和承载能力。

3.2.4 鼓励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湖北省应依托不同于城市的自然风光、浓厚的民风民俗等优势，带动乡村旅游不断升温。政府应制定扶持发展乡村旅游、民宿相关的政策，并强化资金支持，统筹安排资金扶持发展乡村旅游业。各市（州）应将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特色民俗文化融入乡村旅游之中，使旅游项目更加多样化，为当地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参考文献：

［1］王兴国.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思路与政策研究［J］.东岳论丛，2016（2）：30-37.

［2］赵海.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J］.农村经营管理，2015（7）：26-29.

［3］姜长云.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和着力点［J］.中州学刊，2016（5）：43-49.

［4］李治，王东阳.交易成本视角下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问题研究［J］.中州学刊，2017（9）：54-59.

［5］马晓河.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J］.中国合作经济，2015（2）：43-44.

［6］韩晓玲，李宏.产业振兴背景下安徽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度分析［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9（15）：221-222.

［7］田聪华，韩笑，苗红萍，等.新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J］.新疆农业科学，2019（3）：580-588.

［8］陈学云，程长明.乡村振兴战略的三产融合路径：逻辑必然与实证判定［J］.农业经济问题，2018（11）：91-100.

［9］梁树广，马中东.农业产业融合的关联度、路径与效应分析［J］.经济体制改革，2017（6）：7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