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农民数字素养提升的实践路径

作者: 吕洪楼

[摘 要] 农民数字素养的提升是数字乡村建设发展的重要动能,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前提,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民数字素养提升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耦合关系。目前,在数字乡村建设的大环境下,需要注意破解城乡之间存在的“数字鸿沟”,同时要注意提升农民数字素养。为此,需要从统筹数字乡村建设规划制订、强化专门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乡村智治及培育农民主体内生动能等方面入手,进而实现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民数字素养提升两者之间的有效衔接。

[关键词] 数字乡村建设;农民群体;数字素养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7909(2022)05--4

1 问题提出

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到2025年,数字乡村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城乡“数字鸿沟”明显缩小;到2035年,数字乡村建设取得长足进展,城乡“数字鸿沟”大幅缩小,农民数字化素养显著提升[1]。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发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数字素养调查分析报告》指出,城乡居民数字素养差距达37.5%,其中农民数字素养明显低于其他职业群体[2]。上述文件资料显示,农民群体的数字素养情况如何,不仅关系到农民能否真正享受到数字化时代所带来的数字红利,同时关系到数字乡村建设的实施进度和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然而,现有数字乡村发展的支持政策更多体现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规划与普及,在“互联网+农村电商”等领域的创新性应用,但对数字乡村建设重要主体农民的内在数字素养的培育及其在数字乡村发展中的作用重视不够[3],导致在具体推行数字化乡村建设的过程中,出现了乡村数字化基础设施配套与农民内在数字素养提升“畸形发展”的情形。在一定程度上,农民数字素养偏低成为阻碍乡村数字化建设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深入探索农民数字素养提升的发展路径,激发农民群体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内在动能,成为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动力因素和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前提。

2 概念界定

2.1 数字素养

国内外学者对于数字素养的定义展开了许多探索,但未达成一致意见。国外学者对于数字素养的概念解读中,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数字素养的定义为代表,其认为数字素养是使用数字技术,安全且合理地访问、管理、整合、呈现、评估和创建信息,并且面向就业、获得体面工作及创业的能力,这些能力包括信息通信技术素养、计算机素养、媒介素养[4]。国内学者对于数字素养的定义存在不同之处,如郑云翔等[5]认为数字素养是数字时代下,公民利用各种数字技术进行学习、工作和生活所需具备的符合法律要求、符合基本道德规范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表现。学者肖俊洪[6]认为,数字素养不仅包括纯数字技术的技能知识,同时还应该包括数字技能之外的认知技能、情感技能和社交技能。

基于上述有关数字素养定义的文献梳理,可以发现:目前国内外学者更多的是从现代数字化发展时代下现代居民群体应该具备的基本数字素养层面出发,通过细化具体内涵来提升现代居民群体的数字思维与能力,但针对农民这一群体的数字素养的研究与定义十分匮乏。因此,笔者在基于国内外学者对于数字素养定义的研究基础上,提出针对农民群体数字素养的衍生性内涵,即农民数字素养是指在信息网络时代下,广大农民能够在内在心理上接受数字化,外在行为上具备使用电子信息产品、识别和提取数字信息以及利用数字信息获取物质与精神价值的基本能力。

2.2 数字乡村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数字乡村理念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国内外学者也对数字乡村的概念进行了专业化解读。国外学者对于数字乡村的内涵解读较少,以智慧乡村的定义为主。其中,欧盟对于智慧乡村的定义最具代表性,即在现有优势资源和资产基础上,利用数字通信技术创新性地增强传统网络和新型网络功能,建立村庄、小城镇及城市间新的合作和联盟方式,从而创造一种新增值机会和造福农村地区的发展模式[7]。国内较早明确数字乡村定义的是浙江大学郭红东等[8]发表在《杭州(周刊)》上的文章。他们认为,数字乡村是指在乡村发展数字经济,通过现代信息化的网络手段和数字技术创新来实现农村生产生活的数字化,从而建立起传统产业与数字化相结合的农村治理新模式。国内学者王薇等[9]认为,数字乡村是一种通过信息、协调和分析等数字技术的工具属性,赋予乡村治理以资源整合、多维互动与能力拓展等价值属性的发展模式。浙江省出版的《数字化改革术语定义》(DB 33/T2350—2021)中,将数字乡村定义为“广泛应用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技术,着力促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及组织等领域数字化转型,建成数据互联互通、服务共建共享、治理高效有力的智能化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10]。

综合上述国内外学者对于数字乡村的定义,笔者认为数字乡村是以农民数字素养提升为前提,在结合数字理念与乡村特性的基础之上,利用数字通信技术创新性拓展传统网络和新型网络,实现以人为本、资源整合、多元协同及能力提升的发展境域。

3 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民数字素养提升的耦合关系

农民数字素养提升是应对数字化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必然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数字乡村建设的成功与否,不仅要看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健全程度、网络化普及程度、农村数字化人才占比等方面是否符合相关要求,还要看农民群体的数字素养是否与乡村数字化建设进程保持一致。因此,农民数字素养提升不仅要保证农民具备基本的数字化知识和能力,确保其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价值,而且要注重数字素养提升过程中的伦理问题,在维护基本伦理规范的前提下提升农民数字素养才是基本之策。

数字乡村的建设是立足我国国情,通过数字化技术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的潜在生产力,进而提升农村地区的现代化发展水平。当前,我国从顶层制度设计方面已基本完成对于数字乡村建设发展战略的政策体系构建,但同时存在着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专业化数字人才缺乏以及地区数字化水平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还需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确保“三农”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与数字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实现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民数字素养提升的有效衔接,应着眼于乡村整体发展规律,围绕数字乡村来处理好乡村发展各要素、各环节的关系。一方面,立足数字乡村建设的整体发展规划,从顶层制度设计入手下放数字资源要素;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农民数字素养提升过程中的痛点与难点,在结合农民乡土性的本质基础之上,融入数字化的治理思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民数字素养提升下的数字乡村建设。

4 农民数字素养提升的现实困境

4.1 数字乡村建设下的“数字鸿沟”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提出“数字鸿沟”是指不同的个人、社会群体在获取及使用数字信息及数字技术等方面存在的差距。“数字鸿沟”的出现使一部分群体可以真正进入数字时代,而另一部分群体由于地理、信息、能力的不足而无法进入数字时代。城乡发展之间存在的“数字鸿沟”亦是如此,城镇地区由于各种资源信息的汇集能够快速跟上数字时代发展的步伐,农村地区则由于资源信息有限而落后于数字时代的发展。在推行数字乡村建设的过程中,仍然会出现农村地区的“数字鸿沟”现象,即部分农民能够使用数字技术及产品服务,能够最大限度地规避其负面影响,但其他农民群体则由于缺乏使用数字技术以及有效规避数字技术副作用的能力,导致数字化无法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反而束缚农民数字素养的提升,从而使其陷入数字泥潭之中。

4.2 乡村专门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薄弱

在稳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整体战略导向下,乡村的数字基础设施水平相较于以往有了很大的提升。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59.2%,较2020年12月提升3.3%,城乡互联网普及率差距进一步缩小至19.1%。由此可见,在数字乡村建设持续推进过程中,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不断提升,其原因在于乡村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健全与完善。但同时仍然存在乡村专门性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例如,各种智能手机、电子数字产品快速涌入乡村,但部分农民对于数字技术、数字产品的要求并不高,多功能的数字产品对他们来说实则面临使用难题,最后高科技的产品变成了无人使用的闲置物品。这违背了数字乡村建设的初衷,不是推行数字乡村建设的真正价值所在。

4.3 乡土性内生文化的阻碍

中国农民聚村而居,在一定程度上与外界保持着相对独立性,一旦受到外来或者陌生力量的冲击,就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与不适应。而当下的数字乡村建设,一定程度上会对传统乡村的社会秩序带来冲击,使村民一时间无法接受这一新事物。受传统保守封闭思维的影响,农民对于数字乡村这一陌生的概念存在恐惧与担忧,缺乏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现代性与乡土性的冲突与碰撞,使得在推行数字乡村建设的过程中,乡土性的内生文化会阻碍农民数字素养的提升,进而阻碍数字赋能乡村建设与发展。

4.4 农民整体文化水平较低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必然前提。要想真正有效推进数字乡村的建设与发展,目前来看还存在较大的困难,其主要原因在于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水平低下。大部分农民科学文化知识储备不足且不具备使用数字化产品的能力,无法及时有效地接收数字网络社会的基本信息。因此,在推行数字乡村建设的过程中,以农民为主的数字弱势群体成为必须重点关注的对象。农民整体文化水平低下,成为阻碍农民数字素养提升的关键因素。

4.5 乡村急缺数字人才,人才培养缺乏系统性

当前,在推行数字乡村建设的大背景下,“数字技术人才下乡”成为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手段之一。但从近几年有关农民数字素养培养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在我国数字化人才稀缺的背景下,数字技术人才下乡进行宣传培养的人数少、规模小,使乡村数字建设发展的数字宣传培养从量上来说还不够;另一方面,近年来开展的数字下乡宣传培养主要是针对农村地区的电商发展以及农业技术等方面知识的普及,而对于农民如何有效使用数字技术、数字产品以及数字安全意识等方面的培训却十分缺乏,使目前乡村数字技术的培养出现了与农村经济发展相关的数字技术培养多、对于农民普遍性和针对性的数字培养较少的情形,且农村数字技术培养缺乏系统性,农民数字素养的真正提升还存在较大发展空间。

5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提升农民数字素养的实施路径

农民数字素养的提升以数字乡村的建设为重要契机,而数字乡村建设的成功与否也是以农民数字素养是否有效提升作为关键衡量指标。因此,一方面需要继续加强数字乡村的建设与发展,具体表现在科学制订发展规划、配套与完善专业基础设施和为乡村数字人才提供保障等方面;另一方面需要继续推进农民数字素养的有效提升,具体表现在培育乡村数字文化、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和激发农民内在数字动能等方面。

5.1 统筹规划制订,弥合城乡“数字鸿沟”

数字乡村的建设需要注意统筹规划的制订、注意顶层制度设计与乡村具体政策落实的有效衔接关系。当前,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8年1月印发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数字乡村战略的实施,需要从整体规划着手,加快农村地区信息化、网络化基础设施的普及,开发出更加适合农村地区的信息技术及产品,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在具体政策的细化与层层推进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结合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确保数字乡村建设政策落实的精准性,实现农民数字素养提升下的数字乡村建设目标;另一方面,数字乡村的建设也需要注意适度问题,针对农民自身实际情况开展数字技术知识的宣传普及,达到农民基本理解与运用数字技术的目的。

5.2 整合优化资源,强化专门基础设施建设

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发展战略正处在稳步推进与落实的过程之中,数字乡村的建设本质上就是“数字技术下乡”的过程。数字技术下乡就是要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农村地区,最大限度地释放农村地区的发展潜力,实现数字技术与乡村发展的有效融合。因此,需要整合优化基础设施资源配置,一方面继续结合新基建,继续加快完善乡村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乡村信息网络的覆盖面;另一方面,要建立起以大数据为基础的“互联网+农业”的深度融合平台,构建乡村特色产业与主要农产品相结合的数据产业体系,为农民提供更多增收渠道。在专门化基础建设方面,需要政府与有关企业针对农村地区、农民群体开发出更具适应性的数字产品,降低电子软件的复杂程度,使农民群体能够“一看就懂,一学就会”,这样才能真正提升农民的数字素养,才能实现数字化与农业、农村与农民的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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