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务工对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

［摘 要］ 以江苏省淮安市进城务工农民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选取进城务工风险感知、风险偏好和宅基地退出意愿这3个潜在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进城务工对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的进城务工风险感知对宅基地退出意愿有负向作用，进城务工过程中越是感觉到风险，农民越容易将宅基地当作“避风港”，从而不愿意退出宅基地；而风险偏好正向影响宅基地退出意愿，即风险偏好程度越高的农民越愿意承担宅基地退出的风险。具体到观察变量上，融入城市困难、社会保障差、社会地位没有提高是进城务工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的负向驱动因素；工作稳定、工作收入高、有城市住房及子女教育是进城务工农民愿意退出宅基地的正向驱动因素，其中工作收入高和有城市住房为关键驱动因素。

［关键词］ 进城务工；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结构方程模型

［中图分类号］ F30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7909（2022）12--4

0 引言

当前，由于城乡资源分配不均衡，很多农民为了追求城市的高收入及未来发展的便利性选择进城务工［1］，农村人口大量集聚在城市。随着流动人口在城市流动时间的增加及与其对应经验的积累，长期居留在务工城市成为流动人口的优先选择［2］。但是，农村人口不断流出导致大量宅基地出现空置甚至废弃的现象，如何促使这部分农民有序退出宅基地成为当前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关于宅基地退出意愿的研究，多数学者采用Logistic二元回归模型，从农民工代际差异［3］、区域发展水平差距［4］、农户类型差异［5］、农户分化［6］及生计差异［7］等角度来分析农户个体特征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且多以留在农村的居民为研究对象。此外，也有少数学者以进城务工农民为调查对象，但并未考虑进城务工风险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孙莉、陈志刚［8］认为，废弃的宅基地多数可能来源于进城务工农民，且进城务工农民大多具有城市定居意愿，其往往更有可能退出宅基地。进城务工确实能增强农民定居城市的意愿，从而促进宅基地退出意愿；但同时，进城务工也会给农民工自身带来风险，如农民进城务工后，城市生活费用提高，但其自身社会地位并没有提升，可能会受到一定的歧视和偏见，很难融入务工城市等。这些风险可能会导致农民不愿意退出宅基地。基于此，笔者引入进城务工风险感知、风险偏好和宅基地退出意愿3个潜变量，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研究进城务工对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并据此提出相关对策，以期为政府有序推进宅基地退出提供参考。

1 理论模型及研究设计

1.1 模型设定

进城务工风险感知、风险偏好和宅基地退出意愿属于不便于直接观察和测量的潜变量，但可以通过建立观察变量去测度。结构方程模型能同时估计潜变量和观察变量，将分析和测量整合，不仅可以估计观察变量的测量误差，而且能分析潜变量的结构关系，有助于进行探索性研究和验证性研究。

结构方程模型包含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测量模型由潜变量和观察变量组成，用以分析潜变量对观察变量的解释程度，能反映观察变量的有效性。结构模型由潜变量组成，主要分析潜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式中：ΛX和ΛY为观察变量X、Y的因素负荷量；δ、ε为观察变量X、Y的测量误差；ξ和η分别为外因潜变量与内因潜变量；B是η的系数矩阵；Γ是ξ的系数矩阵；ζ为残差或干扰变因。此研究的外因潜变量分别是进城务工风险感知和风险偏好，内因潜变量为宅基地退出意愿。

1.2 模型假设

根据进城务工风险感知、风险偏好和宅基地退出意愿这3个潜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见图1），并对这3个潜变量设计调查问卷，以进一步研究进城务工是否会促进农民退出宅基地。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H10：农民的风险偏好与其对进城务工风险的感知不存在相互影响。

H20：农民的风险偏好不会影响其宅基地退出意愿。

H30：农民的进城务工风险感知不会影响其宅基地退出意愿。

1.3 问卷设计与回收

该研究以江苏省淮安市为调查区。一方面，淮安市属于经济发展水平中等的地区，以此为调查区域更具借鉴性和代表性；另一方面，相对欠发达的地区，淮安市农民进城务工的现象更普遍，更适合作为调查区进行研究。

在组织行为研究中，一般使用量表来测量行为变量。笔者设计了一份李克特五级量表形式的问卷，问卷调查期为2020年7—10月，通过访谈形式对进城务工的淮安籍农民进行访问并引导其填写问卷，共收集问卷296份，有效样本292份。问卷中，进城务工风险感知、风险偏好和宅基地退出意愿分别使用3个、3个和4个观察数据，共设置10个题项。根据李克特五级量表，题项的选项均由5个级别构成，选项及取值情况详见表1。根据Stevens［9］在社会科学中应用多元统计描述，每个因子应有15个个案。该研究有10个因子（题项测度），因此发放的有效问卷数应大于150份，显然此研究的样本数量合理。同时，通过SPSS软件进行因子分析得出KMO值为0.781，说明问卷结构效度良好。

从表1可知，进城务工风险感知主要从农民进城务工后的客观物质条件、主观情绪感受等方面进行问题设计；风险偏好问题的设计主要参照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测度问卷，以考察进城务工农民在收益和风险同时存在时持有的态度；宅基地退出意愿主要考察农民在工作稳定、工作收入高、在城市已有住房或为子女提供良好教育等的情况下是否愿意退出宅基地。

2 研究结果分析

2.1 描述性统计

在调查的292人中，58.22%为男性，41.78%为女性；年龄大多在30～49岁；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高中、中专、技校及以下，占比41.44%；有90.75%的人年收入不超过10万元；受访农民大多集中在市区附近的郊区和洪泽区，占比分别为42.47%和45.89%（见表2）。

2.2 模型拟合及驱动作用分析

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中，评估模型内在质量的两项重要指标为组合信度（Construct Reliability，CR）和收敛效度指标中的平均提取方差值（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10］。通过计算可知，进城务工风险感知、风险偏好和宅基地退出意愿的CR值均超过了0.700，分别为0.789、0.747和0.853，表示假设的3个构想的信度水平高，其对应的测量指标存在高度内在关联性，模型内在质量佳；平均提取方差值AVE分别为0.556、0.497和0.596，均大于0.450［11］，说明模型的收敛效度较好，参数估计结果是可接受的。

运用Amos软件分析得出图2。图中b7至b9、c10至c12、d13至d16为观察变量，e1至e11为误差变量。在实际调查中，观察变量不可能百分百解释潜变量，因此存在误差变量。从图2可以看出，潜变量和观察变量的因素荷载量均大于0.50，说明问卷的所有题项（即观察变量）均符合标准，通过检验。

通过路径分析（见图2、表3）来判断各变量对进城务工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的驱动作用。风险偏好对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正向驱动作用，其标准化回归权重值为0.48，表明进城务工农民的风险偏好程度越高，越能促进其退出宅基地的意愿，假设H20不成立。进城务工风险感知对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负向驱动作用，其权重值为负数（-0.02），说明农民进城务工风险感知水平越高，越不愿意退出宅基地。对于进城务工风险感知和风险偏好之间的关系，其相关性估计值为0.24，说明偏好风险的农民也有很强的风险感知水平，假设H10不成立。

具体到10个观察变量上，潜变量进城务工风险感知中，b7、b8、b9的载荷量均为正数，但进城务工风险感知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负向影响，所以融入城市困难、社会保障差、社会地位没有提高对进城务工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是负向驱动作用；风险偏好中，c10、c11和c12的载荷量均为正数，说明敢于承担高风险、高收益投资的农民最有可能退出宅基地，风险偏好对进城务工农民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正向驱动作用；宅基地退出意愿中，d13、d14、d15和d16的载荷量均为正数，说明工作稳定、工作收入高、有城市住房、子女教育会增强农民退出宅基地的意愿，具有正向驱动作用。观察变量中，d14、d15的因素荷载量最大，因此，工作收入高和有城市住房是进城务工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关键驱动因素。

2.3 分类变量驱动作用分析

上述分析表明，风险偏好和进城务工风险感知对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是显著的，但性别、年龄、教育、收入和居住县区等对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的影响还不得而知。为此，笔者对题项d13、d14、d15和d16做进一步分析。根据各题项在不同因素组（性别、年龄、教育、收入和居住县区）的正态性检验结果，分别采用方差分析或者非参数检验进行后续的显著性检验，正态性检验结果通过的采用方差分析，反之则采用非参数检验（见表4）。结果显示，性别和教育对进城务工农民的宅基地退出意愿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以及信息化时代的快速发展，女性独立的思想越发深入人心，不同性别及文化水平的农民都能与时俱进，通过网络及时了解相关政策动态，人与人的想法差距不是很大。年龄负向影响宅基地退出意愿，老人不愿意退出宅基地，这可能与其居住习惯及念乡情结等有关。另外，随着进城务工农民收入的增加，其宅基地退出意愿也会不断增强。这可能是因为收入状况越好，农民在城市的生存发展机会越多，故而退出宅基地并投入城市生活的倾向大［12-13］。农民居住县区也显著影响其退出意愿，越靠近市区，农民越不想退出宅基地。这主要是因为越靠近市区，宅基地价值越大，农民对退出所获取的收益补偿期望值非常高，再加上靠近市区的农民更贴近城市生活，通过退出宅基地迁入城市生活的意愿也会相应变低。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笔者引入进城务工风险感知、风险偏好和宅基地退出意愿3个潜变量，每个潜变量设置三四个观察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并运用SPSS和Amos软件分析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及潜变量与其对应的观察变量之间的关系。经过模型拟合和分析可知，农民的进城务工风险感知对宅基地退出意愿有负向作用，进城务工过程中越是感觉到风险，农民越容易将宅基地当作“避风港”，从而不愿意退出宅基地；而风险偏好正向影响宅基地退出意愿，风险偏好程度越高的农民越愿意承担宅基地退出的风险。具体到观察变量上，融入城市困难、社会保障差、社会地位没有提高是进城务工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的负向驱动因素；工作稳定、工作收入高、有城市住房及子女教育是进城务工农民愿意退出宅基地的正向驱动因素，其中工作收入高和有城市住房为关键驱动因素。

3.2 建议

根据上述结论并参考相关学者的研究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因人施策。对于已经在城市购房的进城务工农民，制定合理的宅基地退出和补偿机制；对于未在城市购房但有进城定居意愿的进城务工农民，为其退出宅基地后提供安置房屋，或者制定相关房屋购买优惠政策，避免农民因怕居无定所而放弃退出宅基地［14］。

第二，完善进城务工农民的就业及其子女教育等管理办法。首先，提高进城务工农民的社会地位，降低其融入城市的门槛。其次，对农民的专业技术能力进行培训，使其胜任高收入工作。再次，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稳定的就业环境。最后，正确对待进城务工农民，消除歧视和偏见，并为进城务工农民的子女提供公平、公正的教育环境。

第三，分地区、分批次引导进城务工农民退出宅基地。一般来说，越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进城务工农民越想通过退出宅基地改变农民身份，以融入城市生活；年龄越大的进城务工农民，念乡情结越重，越不愿意退出宅基地。因此，面对不同地区、不同年龄层次的进城务工农民，必须分批、循序渐进式地引导其退出宅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