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治理中的新乡贤：角色期待与实践优化路径

摘要 伴随数字乡村治理的广泛开展，乡村社会对新乡贤的角色期待发生转变。数字乡村治理中，新乡贤被赋予价值共创制度设计的协同者、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推动者和新型乡村利益共同体的链接者等角色期待。从角色实践看，协同治理的作用发挥不足、推动公共服务供给效能不佳、融入数字乡村治理程度不深等问题导致新乡贤在数字乡村治理中产生角色偏差，角色行动遭遇阻力。由此，从增强角色功能耦合、激发角色内生动力和拓展角色培育空间方面提出数字乡村治理中新乡贤的角色实践优化路径。

关键词 数字乡村；乡村治理；新乡贤；角色期待

中图分类号 F 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5）03-0256-03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5.03.051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New Rural Elites in Digital Rural Governance： Role Expectations and Practical Optimization Paths

CHEN Yan

（Beijing Open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With the widesprea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rural governance， the role expectations of new rural elites in rural society have changed. In digital rural governance， new rural elites are expected to play roles such as collaborators in the design of value co creation systems， promoters of precise supply of public services， and linkers of new rural interest commun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ole practice， the insufficient role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poor efficiency in promoting public service supply， and insufficient integration into digital rural governance have led to a deviation in the role of new rural elites in digital rural governance， and their role actions have encountered resistance. Therefore， an attempt is made to propose a practical optimization path for the role of new rural elites in digital rural governance by enhancing the coupling of role functions， stimulating the endogenous motivation of roles， and expanding the space for role cultivation.

Key words Digital countryside;Rural governance;New rural elites;Role expectations

基金项目 2019年北京市哲社一般项目（19JYB014）。

作者简介 陈岩（1977—），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教授，硕士，从事公共服务供给、社区治理研究。

收稿日期 2024-05-14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中强调，“数字乡村建设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数字乡村建设深刻影响着传统乡村治理的方式。在现代数字技术驱动下，数字乡村治理通过改变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关系结构和文化结构等^［1］，重塑乡村社会公共领域，来实现乡村生产数据化、治理透明化、生活智能化和消费便捷化为目标的治理共同体的构建^［2］。数字乡村治理离不开有效的人才支撑与保障。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作为连接乡村与城市、传统和现代的桥梁，新乡贤被定义为有资财、有知识、有道德、有情怀，能够影响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态并愿意作出贡献的贤能人士^［3］，具备带动乡村经济发展、整合乡村社会资源、调解邻里矛盾纠纷、重振乡风文明秩序等优势。特别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地方政府积极扶持和培育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事务，新乡贤在参与乡村治理中表现出重要的内生性作用。伴随数字乡村治理的广泛开展，乡村社会对新乡贤的角色期待也在悄然发生转变，传统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已然无法适应时代赋予新乡贤的新使命，探索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乡贤角色成为加强我国数字乡村治理中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课题。

在社会学研究中，“角色”一词常被理解为“社会角色”，指个人在社会关系中处于特定社会地位并符合社会期望的一套个人行为模式^［4］。根据社会角色理论，角色期待是社会对社会角色行为模式的期待和要求，社会角色扮演的实践过程形成角色实践。角色期待为角色实践提供方向和指引，二者相互影响和补充。基于此，笔者从数字乡村治理中新乡贤的角色期待出发，厘清新乡贤在数字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偏差，旨在进一步提出新乡贤角色的有效实践路径。

1 数字乡村治理中新乡贤的角色期待

数字乡村治理中以新乡贤为代表的传统村治资源被再度激活，新乡贤的角色期待主要呈现为：价值共创制度设计的协同者、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推动者和新型乡村利益共同体的链接者。根据社会角色理论，每个角色并非孤立存在，在数字乡村治理背景下，上述角色处于不同的社会关系层次，履行不同的角色实践，构成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1.1 价值共创制度设计的协同者

数字技术打破了传统乡村治理的一元性，推动乡村由权威治理走向技术治理，进而构建出基于乡村多元主体的整体性治理模式^［5］。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政府、市场、社会三方着眼于化解当前乡村社会各种治理问题、满足村民多元价值诉求，促进乡村治理绩效提升，在此基础上协同挖掘农村价值体系再升级的内生动力^［6］，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乡村治理新格局。数字乡村治理实践刻画出以平等协商、知识共享、资源整合等方式共同创造多元价值的公共服务过程，为此，需要多元主体在数字乡村治理情境中进行服务交换与资源整合以寻求利益均衡点，并构建多元主体互动关系规范及共享制度，运用公共价值标准衡量高质量数字乡村治理的方式与成效^［7］。作为乡村第三方社会治理主体，新乡贤通过道德、法治的协商方式参与到乡村治理中，为乡村发展建言献策和提供智力支持。在数字乡村治理中，新乡贤旨在对接基层政府、村“两委”、乡村社会组织及村民，充分了解乡情民情并运用自身在平台、项目、人脉等资源方面的优势，协同多元主体瞄准数字乡村治理的设计初衷，准确研判乡村治理矛盾，精准洞悉农民真实诉求^［8］。

1.2 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推动者

乡村治理现代化注重治理的精细化。将精细化理念融入数字乡村治理，归根结底是为了向乡村居民提供完善的个性化公共服务^［9］。通过大数据搜集和分析，农民的服务需求将准确传导、反馈至乡村公共权力体系，公共权力部门按照需求精准提供信息服务、政策服务等^［10］。新乡贤继承了传统社会中士绅运用民间内生力量提供公共服务的传统，一方面，凭借自身资本助推政府公共服务项目资源下乡。在数字乡村治理中，如何运用数字技术有效整合提升农村当地已有资源、可供开发资源及未来有潜力资源，创造出数字乡村的独特价值，是新乡贤的本土优势所在，也是他们能够推动公共服务精准供给的关键所在。另一方面，作为农村内生性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乡贤运用自身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承担政府难以承接的风险和成本，以乡土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推动农村公共服务的精准供给^［11］。在数字乡村治理中，新乡贤通过农村自组织的方式，借助数字空间承载的社会交往功能，培育能够为公共服务提供依托的组织实体，进而凝聚村民的集体认同感，增强村民的情感联结和价值归属感，引领村民从分化走向整合。

1.3 新型乡村治理共同体的链接者

数字乡村治理是数字化动态资源与基层治理力量结合的过程，尤其强调发挥多元主体智慧，激发主体动能，塑造新型乡村治理共同体。结合了数字技术的“工具理性”与乡土社会的“价值理性”，新型乡村治理共同体展现出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等现实样态^［12］，而在这些样态中，新乡贤凭借其独有的特征有效链接起共同体的其他成员。数字技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壮大了新型集体经济规模，并通过数字产业化发展在村民间形塑出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利益共同体。新乡贤应着重发挥自身在村庄发展思路、重点项目建设、招商引资、集体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能人效应”，成为乡贤企业与产业项目和农民之间的链接者。要实现数字乡村的有效治理，基于村民间相互信任关系而建立的文化共同体必不可少^［13］。在乡村缺少乡民共识的治理情境下，新乡贤以自身文化优势将村规民约与村民连接起来，借助数字治理空间塑造乡民的道德认同、价值认同、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引导村民凝聚共识^［14］，最终助力夯实村民自治的价值和规范基础。

2 数字乡村治理中新乡贤的角色偏差

在数字乡村治理中，尽管新乡贤被赋予多种角色期待，但从角色实践来看，因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角色主体并未完全达到角色期待目标，由此产生了角色偏差问题。角色偏差的发生，意味着角色功能的弱化，角色行动将遭遇阻力。具体来说，数字乡村治理中新乡贤的角色偏差表现在以下方面。

2.1 新乡贤协同治理的作用发挥不足

数字乡村治理利用数字技术将多元主体汇聚在同一治理空间，更加重视不同治理主体在乡村治理新格局中的角色功能相互配合，规避传统乡村治理的“孤岛效应”。新乡贤在数字乡村治理中应体现为一种社会治理的协同力量，但在治理实践中，新乡贤的协同者角色较为模糊，呈现出自发、无序、随机性特征，在现有数字乡村治理的基层制度体系中对新乡贤的协同任务及如何协同缺少明确定位，导致新乡贤在数字乡村治理实践中往往被虚位搁置，大量的新乡贤处于零散化、无组织化状态。基层往往在寻求资金支持和决策意见时更多地关注新乡贤力量，但在其他方面，新乡贤却参与较少甚至无法参与，由此使得新乡贤在数字乡村治理中常处于“悬浮”状态。究其根本，新乡贤并非传统乡贤的简单回归。数字乡村治理是一个复杂系统，包括乡村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社会组织和新乡贤等广大群众在内的治理主体需要在协同过程中建立科学合理的制度性保障，尤其需要确定新乡贤在数字乡村治理中的职能，规范其行为并明确其与不同主体的权责边界，进而激活新乡贤参与数字乡村治理的社会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