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级“一核多元”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组织实践及路径优化
作者： 张小玲 李秀茹摘要 构建村级“一核多元”治理共同体进行乡村治理实践，既是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下基层治理模式的创新探索，也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场景下村庄自治的积极实践。融入议事协商模式的村级治理共同体蕴含着“灵活、协商、开放”的组织特质，通过弹性的治理策略，强化了基层党委政府、村民、村自治组织、其他社会组织等主体在乡村治理场域的互动链接，有助于突破乡村治理瓶颈，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目标追求。实践中发现，受主体参与能力、治理资源、治理技术等因素影响，村级治理共同体容易出现组织“无力”、主体“缺位”、行动“悬浮”等梗阻。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疏通村级治理共同体的议事协商渠道，完善治理共同体“一核多元”组织体系，从价值凝聚、明晰权责、民主协商、有效监督4个维度出发探寻村级“一核多元”治理共同体效能提升的优化路径，以充分实现共同体治理“1+N”的叠加效应。
关键词 村级治理；一核多元；治理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D42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4）19-0244-04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4.19.050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The Construction Logic， Organizational Practice， and Path Optimization of Village Level “One Core and Multiple” Governance Community—Analysis of Y Village Governance Practice in Chongqing
ZHANG Xiao-ling1， LI Xiu-ru2
（1. School of Marxism，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ongqing 401331;2. School of Law and Economics，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ongqing 401331）
Abstract Building a village level“one core and diversified”governance community for rural governance practice is not only an innovative explor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ance models under the new era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but also an active practice of village autonomy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The village level governance community integrated with the deliberative and consultative model embodies the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flexibility， consultation， and openness”. Through flexible governance strategies， it strengthens the interactive links between grassroots party committees， governments， villagers， village autonomous organizations， and other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the field of rural governance， helping to break through the bottleneck of rural governance and achieve the goal of effective rural governance.In practice， it has been found that village level governance communities are prone to obstacles such as organizational incompetence， absence of stakeholders， and suspended actions due to factors such as subject participation ability， governance resources， and governance technology.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unblock the channels for deliberation and consultation in the village level governance community， improve the “one core and multiple”organizational system of the governance community， and explore the optimization path for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the village level“one core and multiple” governance community from four dimensions： value cohesion， clear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democratic consultation， and effective supervision， in order to fully achieve the “1+N” superposition effect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Key words Village level governance;One core and multiple;Governance community
基金项目 2022年度重庆市社科规划年度项目（20220131）。
作者简介 张小玲（1981—），女，重庆人，副教授，博士，从事乡村社会治理研究。
收稿日期 2024-05-09
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和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村级治理作为乡村治理的基本单元，面临着人口老龄化、人际关系弱化、利益博弈复杂化、社会风险多样化、治理碎片化、治理成本外化等治理难题，如果不及时消解这些难题将严重阻碍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影响乡村全面振兴。构建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村自治组织、村民、村新型经济组织等共同参与的“一核多元”治理共同体，通过议事协商凝聚多元主体的治理智慧，形成“共建、共享、共治”的治理格局，是提升村级治理效能的有效举措。
1 村级“一核多元”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
1.1 理论渊源
村级“一核多元”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并非“无源之水”，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共同体政治文化和国外社会治理共同体理论为其提供了建构的理论基石。一方面，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的共同体思想是孕育村级“一核多元”治理共同体的文明土壤。《礼记·礼运》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论语·子路》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管子》曰“合则强，孤则弱”，近人梁启超认为中国的政治伦常“以全人类为其对象，故目的在平天下，而国家不过与家族同为组成‘天下’之一阶段”［2］，费孝通亦将中国传统思想概括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3］。传统政治思想蕴含的“天人合一”“立中制节”“家国一体”共同体思想，为在“和而不同”中解决“我们如何在一起”问题，构建“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提供了政治伦理基础和实践维系指引［4］。
同时，国外社会治理共同体理论为村级“一核多元”治理共同体构建提供了方法论的参照。较早时期，西方哲人对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价值进行了理性思考，认为形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在于实现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善”，如柏拉图的“每个共同体成员都要自觉维护共同体的利益”［5］。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共同体理论对共同体形成条件、主体构成、运作形式进行了阐释，为现代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底本”。19世纪80年代，滕尼斯、鲍曼、涂尔干、费舍尔等就治理共同体理论作了进一步的拓展和衍生，大致形成了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本框架。虽然西方哲人的讨论与当下中国村级“一核多元”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在时代、文化、社会等方面有“不可通约”之处，但也为如何建设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如何拓展乡村社会治理的空间、如何激发乡村社会治理主体活力、如何统筹城乡治理资源，提供了多元视域下的理论范式及参照。
1.2 建构特性
村级“一核多元”治理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方式过程中，融合乡村自治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乡村治理组织模式。近年来，学界不乏关于“一核多元”治理共同体的理论探讨和实践论证。理论探讨方面较多体现为对“一核多元”治理共同体的理论逻辑、话语渊源、价值遵循等方面的思考。如范逢春等［6］认为中国传统共同体思想、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西方社会共同体思想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主要理论谱系。实践论证方面较多聚焦于某一地域，在具体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升华。如李风雷等［7］讨论了湖北宜昌许家冲村以党建为核心的“一核多元”与“三治合一”相融合的村级共同治体系。
立足于已有研究及现有村治实践，融入议事协商模式的村级“一核多元”治理共同体蕴含着“灵活、协商、开放”的组织特质，其建构特性可以从“一核”和“多元”2个层面进行理解：所谓“一核”，是指基层党委政府，二者是乡村社会“元治理”之“元”，是国家力量触及乡村社会治理“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推力。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战斗堡垒”，发挥着“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群众组织、社会号召”［8］作用，村民委员会作为国家治理“末梢”，是地方政权和基层民众的有效“接洽人”。所谓“多元”，是指村民、村自治组织、村新型经济组织、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等。村级“一核多元”共同治理组织体系中，基层党委政府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的领导者、引导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村民代表会等自治组织是新时代村级治理的承载者和实施者，是新时代村级治理运行的关键枢纽；村民、村新型经济组织、群团组织、社会组织既是村级治理的参与者，又是协同者，还是决策者，也是利益相关者。
1.3 实践面向
乡村治理共同体倚借科学的组织架构和治理机制，在共同价值目标、行动指向的指引下，凝聚了基层党委政府、村两委、村民、村经济组织等主体的治理资源禀赋，形成了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合力。近年来，重庆市Y村依托议事协商机制创新治理方式，在村级议事协商“一核多元”治理共同体构建方面进行了积极实践和探索。2021年，Y村被民政部确认为全国村级治理创新实验试点单位，形成了一些具有特色的做法，具有一定的启示性。该研究依据前述社会治理共同体理论建构，遵循“理论阐释—实践证成—路径优化”研究理路，立足Y村“一核多元”共同治理具体实践，分析该村“一核多元”议事协商共同治理的发生动因、运作过程、治理效能，解读村级治理中村党委如何突破治理“悬浮”桎梏发挥核心领导功能，村民及其他主体如何打消“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消极心态，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管理，以及治理共同体推动乡村社会“治理有效、充满活力、和谐有序”［9］的实际效应，展现在基层党委政府引领下乡村社会“一核多元”共同治理图景，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村级议事协商“一核多元”治理共同体效能提升的优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