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民俗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融合和传承

摘要 民俗的产生和传承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所决定，但又反过来制约着人们的物质生活，它既是发展的结果，也是发展的驱动力，它从社会生活中来，又调节着社会生活，它的基因图谱应该从其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生活中铺开。如今，党和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民俗文化来说，恰逢最适宜最肥沃最文明的土壤和生态。发掘民俗文化中积极的且具有亲和力的遗传因素，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活力，将民俗文化传承的步伐融合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目标。

关键词 传统民俗；基因；乡村振兴；融合和传承

中图分类号 F 590.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3）02-0257-03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3.02.063

The Integr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Folk Customs in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CAO Hong-ling1，2 （1.Anhui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Hefei，Anhui 230036;2.Anhui Vocational College of Police Officers，Hefer，Anhui 230031）

Abstract The gener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folk custom is determined by people’s material life， but in turn it restricts people’s material life. It is not only the result of development， but also the driving force of development. It comes from social life and regulates social life. Its gene map should be spread out from the social life in which it can be generated and developed. Toda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y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coincides with folk culture. And it’s the most fertile and civilized soil and ecology for folk culture. Explore the positive and affinity genetic factors in folk culture， activate the endogenous vitalit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integrate the pace of folk culture inheritance into the overall goal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Traditional folk custom;Gene;Rural revitalization;Integration and inheritance

基金项目 安徽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022AH052936）；曹红玲示范教研室项目。

作者简介 曹红玲（1972—），女，安徽庐江人，教授，博士，从事民俗学、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高校学生事务管理研究。

收稿日期 2022-02-23

在社会生活中，充斥着纷繁复杂的各种民俗事象，它们每每成为种种有意味的形式，让人们感到既亲切熟悉，又诧异莫名。熟悉的是它们往往都是由来已久的物质存在，诧异的是它们对当地民众来说，不仅仅只是物质存在，往往蕴含着丰富而深远的意味，寄托着当地人们趋吉避凶的精神信念。比如栽在院子里的一棵石榴树，不仅是一棵果树，还寓意着“多子多福”，这种“物”和“意”结合的状态不仅让人们感受到民俗的存在，也能感受到人间的温暖和美好。可以说，在民间生活中，民俗是物质和精神的桥梁和中介。只是时移世易，民俗发生发展的土壤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民俗本原入手，分析决定民俗文化事象形成的生理、地理、物理、思维与想象等因素，对传统民俗的基因图谱进行条分缕析，研究传统民俗如何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得以融合和传承，从而实现传统民俗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独特价值。

1 传统民俗的基因图谱

民俗是人们的习俗和文化特征的展示，从茹毛饮血的洪荒时代开始，民俗伴随着人类祖先的谋生而发端和滥觞，在最初的生产中诞生了物质民俗，在精神上对恶劣的生存环境的适应诞生了各种信仰和禁忌民俗。比方就“年”来说，中国传统的年节中存在着的传说、信仰和禁忌，就可以在人们最初的生活方式中找到契合之处。年这项民俗最早起源于“蜡祭”，古代“蜡”与“腊”相通，农历十二月称为腊月，先祖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为了把握最适合耕种的季节，根据寒来暑往、星象循环、农作物生长周期的规律，发现了一年四季交替往复的规律。在《说文解字》中，解释年为“谷熟也”，西周初年出现了一年一度欢庆丰收的活动，这就是年——春节风俗的雏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在精神上有了更多的追求，也拥有了庆祝年节风俗活动的历史条件，到汉代，年俗也从上古时代的“蜡祭”衍化出拜年、守岁、祭祖、贴春联、招财神、放鞭炮等习俗。祖先们在最初的生存生产中的发现、发明虽然出自偶然，显得零碎，但却让民俗获得了产生的本体和寄托，随着语言和思维的产生和发展，这些零碎的经验可以转为概念得以在一定的范围内传播，形成常识，当某种常识经多次反复就会成为约定俗成的经验格式而得以积淀为人们的习惯，民俗也就诞生了。

基因是生物学概念，是构成生物体的密码，是生物遗传的基本单位。寻求民俗文化的基因得从文化说起，对文化的研究视野存在于生物学视野和心理学视野两方面，人们通常从生物学和心理学两方面来寻求文化的自然基础。就民俗事象而言，基因表现为民俗发生和传承的“遗传密码”， 比如我国地域广阔，南北地区地理环境、自然生态差异明显，农耕内容不同，形成了不同质的民俗事象，不仅影响了人的形貌和体质，在审美、气质和性格上也受影响，这种差异早就被一些智者哲人所注意。“南方，谓荆杨之南，其地多阳。阳气疏散，人情宽缓和柔”；“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阴，阴气坚急，故人性刚猛，恒好斗争”［1］。晚清诗人况周颐以诗歌的排偶对称描述此现象为“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为清”，南北差异可以说是民俗文化的生物学基因在民族精神上的印记。另一方面，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人民大多时候面对的都是天灾人祸、饥寒交迫的现实生活，人们艰难求生的同时总是在渴求生活现状的好转，于是，在求子、求福、求雨露的心理基因的指引下，人们虔诚地信奉着各种神灵，恪守着各种禁忌，长此以往，形成了吃苦耐劳、勤勉克制、趋利避害等小生产者的特征和观念，这些特征和观念都积淀和渗透进民俗文化的基因中。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强调的是地理环境对于民俗文化的基础作用，因为自然和地理环境不仅为民俗提供了生成空间和材料，还影响着民俗的特质和传承。从地理环境是否临近海洋可以将文化分为海洋文化和大陆文化，两者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岁时节令、信仰禁忌等各方面都差异明显。黑格尔说“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势使人合，山势使人离”；梁启超说“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陆居者以怀土之故，而种种之系累生焉［1］”。中国自然和自理环境复杂，西部是茫茫沙漠和戈壁，西南崇山峻岭耸立，东部临海，这种相对封闭的地理位置造就了中华文化内敛、包容、稳定的特征。而广阔的内陆腹地气候适宜、物产丰富，又有黄河、长江蜿蜒而过，非常适合农业生产，数千年的以农立国给中国传统民俗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规律生活和“面朝黄土，背朝青天”的劳作方式，辅以家庭畜牧业和家庭手工业，自种自食，自给自足，代代相传，家庭成为最重要的生产单位。虽然发生过种种变迁，在宗法原则指导下以血缘纽带维系的家庭千百年来都是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安土重迁、固守家园的民族性格，如父姓，被视为生命中的重要一环，与荣誉、身份融会一体，不容丝许改变和冒犯。这种以家庭伦理为中心价值的文化制度具有很强的容纳、吸收和同化外来文化的能力，遇到外来文化冲击能拒绝的拒绝，不能拒绝的就同化，不仅让中华文化屹立几千年而不倒，也在中华大地上开出了色彩斑斓的民俗之花。

从民俗产生和演化的轨迹来看，谋生存的需求并不是全部，还有更大的部分是谋发展，人们关于发展的愿景不仅是人们自身进步的因素，也是社会发展包括民俗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推动民俗发展、传承的因素丰富多彩，生活进程、环境变化、人类的思维和想象之间相互作用和影响，共同构成民俗存在和发展的可能范式。鲁思·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一书中如此论述：“诸如所有制的格局；和财产占有相关联的社会等级制；各种物质产品和精巧的技术；性生活以及父母期、后父母期的各个方面；形成社会结构的行会或宗教派别；经济交换，以及上帝和超自然的法令等。其中的每一项范式以及其他更多的范式都是通过文化和礼仪的详细规定才得到贯彻执行的，这种规定完全控制了文化能量，只留下微不足道的剩余能量可以创造文化的其他特质［2］”。这就是说，民俗的产生和传承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所决定，但又反过来制约着人们的物质生活，民俗作为文化现象的一种，遵循着文化发展的最基本规律，主体的文化选择在民俗演化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选择的过程看似偶然，实则透着顽强和威严，一经选择，就会以一种无形的力量调节和制约着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也就是说，民俗文化既是发展的结果，也是发展的驱动力，它从社会生活中来，又调节着社会生活，它的基因图谱应该从其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生活中铺开。

2 乡村振兴战略是传统民俗涅槃重生的土壤和生态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深刻的转型和变革中，民俗也不可避免地处于这场激流中，在生活中，有很多的习俗受到这场激流的冲击，人们的心理受到了极大的撼动，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必须经过转变才能适应全新的社会需求，很多规矩被摈弃，被改造，被扬弃［3］。比如，今天的菜市场，摆摊卖菜的大爷大妈也得接受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心理嬗变、行为转变的过程就是对旧习俗的扬弃、新习俗的重构。

当今，养育中国民俗文化的土壤发生了质的转变，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新鲜事，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历史性的跨越，沧海桑田，斗转星移，人们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生产升级，消费升级，“买什么”悄然改变，“怎么买”深刻变化，最大的变化是从“看得见”向“看不见”的消费转变，消费升级，改变中国，也改变民俗。在当今社会，土壤和生态已变，传统民俗也将发生一些变化，实现自身的价值。

如今，党和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富裕农民，提升农民，让乡村成为国家的“战略后院”。可以说，党的十九大将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国家的重要战略部署之一，对民俗文化来说，恰逢最适宜最肥沃最文明的土壤和生态，是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乡村振兴是艰巨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如果从文化发展运动体系和范围上去认识、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话，乡村振兴不仅包括文化振兴，甚至可以集中表现在文化的发展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过重要指示：要尊重广大农民意愿，激发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4-6］。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重在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因为，民俗文化不仅是发展的结果，也是发展的起因和动力，应该从社会发展的体系和范围上去认识民俗文化的发展和传承。民俗文化在乡村影响很大，民俗的根基在乡村，传统民俗形成的农业自然经济形式和血缘宗法关系当前还大量存在于乡村，而且，民俗具有自我满足和自我完善的历史传统，也是一个自我超越和自我否定的变异系统。民俗中蕴含着乡村发展中最具潜能和亲和力的遗传基因，纵观人类历史，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往往是根本的、深远的。即使暂时经济落后，只要文化中蕴涵着发展潜质的基因，而且对此认识确当，进而决策科学，运行得当，也会迸发出惊人的发展成就。但是，如果整体文化系统中不存在发展潜质的基因，或者说有发展潜质的基因，但是对此认识偏差，忽视发掘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机制的文化资源，就非常可惜了，而“这种具备发展潜能与亲和力的文化传统遗传基因，主要存在于民俗文化传统这一软性资源之中［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