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资本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微”博弈：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韧性建构

摘要 平台企业入驻乡村带来的平台资本是数字经济时代乡村产业振兴的必然要素，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乡村中的领导核心，是整合和利用包括平台资本在内的各种社会资本的中枢系统。平台资本的入场会在村域中产生平台资本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博弈。从博弈论视角观察，从理论层面揭示了平台企业与农村基层党组织产生博弈的原因，提出二者从博弈到协同，应以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为基点，实现从“囚徒困境”到“智猪博弈”的路径变革，确保赋能实现。同时，农村基层党组织应在博弈中实现包括心理韧性、物理韧性、制度韧性在内的组织韧性建构，提升驾驭平台资本的经济发展力，巩固赋能成效，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大有作为。

关键词 博弈论思维；平台企业；党平关系；农村基层党组织

中图分类号 D2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3）13-0233-06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3.13.051

The “Micro Game” of Platform Capital Empowering Rural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The Resilience Construction of Rural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MA Yi-di

（School of Marxism，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2）

Abstract The platform capital brought by the entry of platform enterprises into rural areas is an inevitable factor in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industrie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As the cor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in rural areas， rural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are the central system for integrating and utilizing various social capital， including platform capital.The entry of platform capital will generate a game between platform capital power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vill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ame theory， this paper reveals the reasons for the game between platform enterprises and rural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from the theoretical level， and puts forward that from game to coordination， the two should take vigorously developing the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y as the basic point， realize the path change from “prisoner’s dilemma” to “smart pig game”， and ensure the realization of empowerment.At the same time， rural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should build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including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physical resilience and institutional resilience in the game， improv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bility of controlling platform capital， consolidate the empowerment effect， and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Key words Game theory thinking;Platform enterprises;Party level relations;Rural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1BDJ069）。

作者简介 麻一荻（1999—），女，陕西渭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收稿日期 2023-02-02

2022年4月2日，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印发《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指引（2022年）》［1］充分肯定社会资本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力量，指出应鼓励社会资本特别是引导平台企业等各类主体参与建设数字乡村和智慧农业，助力农业农村全方位搭乘“数字化快车道”，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小农户提供信息服务，借力信息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向乡村延伸覆盖。平台企业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主体和载体，平台资本入驻乡村能够以创新驱动、技术提升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赋能乡村产业振兴事业与数字乡村建设。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在平台资本入驻乡村后，如何平衡平台资本权利与自身政治权利产生的博弈，在“共赢”中确保赋能实现、巩固赋能成效，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必然应对的挑战。

近年来，平台资本研究作为一个新兴领域，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学术界对平台资本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平台资本的发展和运行逻辑、赋能的路径及作用、赋能中的问题和风险及其应对等视角展开，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平台资本的发展和运行逻辑方面，学者们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阐释数字经济时代平台资本主义的产生在于数字与资本的“联姻”，使资本形态向虚拟空间渗透和转换［2］，平台资本权利的运行展现出生产场所离散化、生产过程分包化、生产管理的数控化等新特征［3］，但资本追求扩张与增殖的本质没有变；在平台资本赋能路径及作用方面，学者们从算法赋能、数字赋能、大数据赋能、电子商务赋能等路径展开研究。薛楠等［4］从农业平台生态系统的架构和实现机制出发，指出平台以数据、人才和技术体系作为基石，借助生态平台赋能，使分散的农户集聚在生态平台模式下进行自主经营，帮助农户走上共同富裕发展之路。唐跃桓等［5］学者指出平台资本通过推动村域中电子商务的发展，为农户、企业、合作社等主体增收渠道的拓宽提供了新的路径，强化了信息获取、降低了交易成本，扩大了市场规模并促进了产业发展，降低了贷款难度，促进了农民增收，其中，人力资本的深化是影响增收效果的关键。冯兴元等［6］指出，平台资本稳定发挥作用的关键是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发挥“政治企业家”作用，平台资本将通过助力农村职业教育，为乡村培育更多乡村振兴领头人［7］。在赋能中的问题和风险及其应对方面，樊鹏等［8］指出，平台企业类型的技术巨头拥有的复杂的权力和组织特征，使国家实现自身政治意图的高效行动能力受到极大阻碍。蔡万焕等［9］指出，平台资本的垄断性扩张挑战了传统的政府和市场关系，暴露了政府监管能力的不足，政府应采取配套措施校正平台资本的发展路径，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平台经济的持续繁荣。

目前，研究者已经敏锐地认识到平台资本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乡村产业振兴的必然要素，其赋能乡村振业振兴具有双面性，一方面是将农民组织化，拓宽增收渠道，带领农民致富，另一方面是平台资本权利的运行逻辑入侵政治权利运行逻辑，造成了一系列风险和挑战，而保障平台资本赋能成效的关键在于地方负责人是否拥有驾驭平台资本的能力。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乡村振兴的引领者，作为基层中具有政治、文化、组织要素的核心组织，如何应对平台资本权利与其政治权利产生的博弈，在研究上仍有空缺。实际上，该问题已经成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与挑战。基于此，笔者在“微”博弈论视角下，揭示二者产生博弈的原因，提出平台资本要实现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平台企业与农村基层党组织应实现从“囚徒困境”到“智猪博弈”的路径变革，才能确保赋能成效。同时，农村基层党组织应在博弈中实现包括心理韧性、物理韧性、制度韧性在内的韧性构建，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带领村民致富，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进一步提升驾驭资本的经济发展力。

1 赋能前提：微博弈的产生

平台企业，又称互联网平台型企业，主要分为2个大类，第一类是包括淘宝、京东、中国制造网、美团等在内的电商平台企业；第二类是包括微信、抖音、快手、微博、小红书等在内的社交媒体平台。平台企业不仅具有传统企业通过运用生产要素、建构组织体系、设立制度规章、以盈利为目的向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并自主经营等基本特征，还具有一系列新特性。突出表现在社会角色的双元性［10］，一方面，平台企业作为自负盈亏的经营主体，具有“理性人”属性，通过“平台企业-社会”与社会进行直接联系，另一方面，平台企业具有“社会人”属性，通过“平台企业-平台商业生态圈-社会”与社会进行跨层次联系。社会角色的双元性表明平台企业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不仅要对企业自身进行管理，更要在一定价值理念下制定规则与秩序，维护商业生态系统，为系统中各利益主体提供精准、高效服务，从而在降低各方成本的同时，谋求自身发展。在双重“管理”过程中，平台企业具有了“准公共权力”，即单方面的、强制性的、能够引导公众行为和思想的公共性的权利。

平台企业的“准公权力”，是平台资本主义扬弃传统资本权利的体现。马克思认为，资本权力伴随着资本的诞生而产生，来源于对劳动的支配。资本家通过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占有工人更多的剩余价值，从而使资本权利不断得到强化。因此，资本只有不断增值才能存在，资本权利只有不断扩张才能维持。资本权利天然有剥削欲、扩展欲、致富欲、统治欲［11］。随着人类进入数字化时代，资本主义与数字技术结合采取具有平台范式的商业模式，创造出巨大的价值，平台企业成为企业的发展方向［12］。平台资本主义基于数据征用、精准算法拓展虚拟空间，通过支配和占有数字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实现财富积累指数倍增加。平台资本主义的出现强化了传统资本权力。从剥削欲来看，数字劳动使劳动和休闲之间的界限虚化，剥削不仅存在于劳资关系间，平台使用者也被嵌入剥削关系中，使资本权利进入公共领域［13］；从扩展欲来看，互联网平台在无限扩展的虚拟空间中复刻出人类的社会生活，使资本权力扩展的空间界限、地理局限消失；从致富欲看，平台企业凭借其数据资源、尖端技术、高效管理形成行业壁垒，平台经济的版图已经被头部企业瓜分完成，可以获得高额垄断利润，同时，平台资本渗透各行各业，占领中介环节，提供融资渠道，改变甚至颠覆原有规则，扩展商业版图，进一步提升企业价值；从统治欲看，随着智能终端的普及，平台企业的应用程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人类社会交往的必要工具，在此过程中，平台用户给予平台收集自身隐私的权力，将用户的操作转化为数据积累，在算法的作用下，精妙参与用户自由自觉地活动，实现诱导和规训用户的行为，灌输平台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总之，平台资本权力实质为“半遮半掩的剥削欲”“虚实相生的扩展欲”“欺行霸市的致富欲”“方兴未艾的统治欲”，共同构成了平台资本主义的“准公权力”。

K.Davis曾提出“责任铁律”原则，即企业的权力越大，应该承载与能够承载的责任越大。随着平台企业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各领域中，平台资本权力渗透进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平台企业不仅在其生态系统思维中，技术、行业、世界都没有边界，也颠覆了传统观念中企业与政府有着清晰界限的形象，不仅创造经济效益，也参与到社会治理中，以其“技术”为敲门砖，为政府提供不可替代的治理、管理功能的同时，满足其逐利目的，甚至在目前的社会事务中，政府及众多社会组织也不得不依赖这些数字平台型企业［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