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山区农户生计风险的成因•对策及机制构建
作者: 周镕基 曾勇 赵靓 耿一昕摘要 南方山区农户存在返贫风险,防止山区农户再次返贫的首要工作是解决农户的生计风险。针对南方山区农户存在的返贫风险,对部分山区进行了走访调研,发现风险的成因主要有农户依赖思想严重、劳动力流失严重、生计策略较落后、区位优势利用效率低下、山区乡村治理成本高且生产主体创新能力不足等。为此,提出以下对策增强农户内生发展能力,发挥好脱贫农户主体性,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构建新集体经济发展模式,以新乡贤带动生态产业振兴。构建相应的目标机制、合作竞争机制、绩效激励机制、效果反馈机制、共享机制,守住山区农户返贫底线。
关键词 山区农户;生计风险;可持续生计保障;机制构建
中图分类号 S-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23)17-0224-03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23.17.049
Causes, Countermeasures and Mechanism Construction of Farmers’ Livelihood Risks in Southern Mountainous Areas
ZHOU Rong-ji, ZENG Yong, ZHAO Liang et al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Hunan 421002)
Abstract Farmers in southern mountainous areas are at risk of returning to poverty, and the primary task to prevent farmers from returning to poverty in mountainous areas is to address the risk of their livelihoods. Aiming at the risk of returning to poverty among farmers in the southern mountainous areas, a survey was conducted in some mountainous areas, and it was found that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risk are: Serious farmers’ dependence ideas, serious labor loss, backward livelihood strategies, low efficiency of location advantages, high cost of rural governance in mountainous areas, and high labor costs, insufficient innovation ability of production entities. To this end, 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bility of farmers, give full play to the subjectivit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farmers, use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uild a new coll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and promote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ecological industry with new rural talents. Construct the corresponding target mechanism,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mechanism, performance incentive mechanism, effect feedback mechanism, and sharing mechanism to keep the bottom line of rural households in mountainous areas returning to poverty.
Key words Mountain farmers;Livelihood risks;Sustainable livelihood security;Mechanism construction
连续19个中央一号文件着重强调“三农”问题,全国经济整体发展中最薄弱的还是在山村、乡镇。农村三产融合程度不高,农村主要劳动者综合素质低下是阻碍乡村发展的主要原因。农村防返贫的主要工作就是保障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南方省市想要发展好乡村经济,最应当关注易返贫的相对贫困山区。脱贫并不是简简单单地增加收入,不然会导致“相对贫困→相对生活水平低下→相对贫困→返贫”的恶性循环。研究南方山区脱贫农户的生计风险,就需要对脱贫农户进行准确的生计可持续评估,达到从源头遏制返贫风险的结果。农户得到生计可持续保障后,能够确保脱贫攻坚成果真实而又稳固,是能够保障乡村振兴战略健康平稳发展,使得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达到良性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带动贫困山区产业多样化发展,更快更好地形成脱贫地区经济良性循环。
农户生计风险。农户的生计风险是体现在其生计区域环境的基础上,对其最基本生活保障存在的各种因素不相适应产生的风险。农户生计风险与环境因素相关,给农民带来最直接风险因素即自然环境因素,当地自然环境状况直接限制当地经济类型及发展趋势,各类自然灾害对农民收入最直接的损害。农户生计风险与社会因素相关,如当地居住人口密集程度、基础设施完善度、人口老龄化程度等;不可忽略农户家庭自身问题,譬如家庭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总体水平、家庭年龄结构等,直接关系到农户生计风险程度。
农户可持续生计。可持续生计是针对“返贫”现象而产生的,即脱贫农户如何才能不返贫,能够真正达到基础生活得到稳定保障的水平。可持续生计是指家庭个体及其家庭所拥有的用来维护最基本生活,以及对家庭长期不断完善发展规划的所有资产。目前主要针对方向就是脱贫农户摆脱贫困的分析,现在国内外大多数学者通过生计资本以及相应的生计策略相互配合,根据国际发展部可持续生计框架,可以评估贫困并分析其原因,然后有针对性地提供脱贫策略,找到改善农户生计的长远策略。
1 文献综述
可持续生计发端于20世纪80—90年代Sen[1]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它是一种能够应对并在各类困难下得到恢复,在目前生活基础上进行长远发展规划,更或是加强其能力和资产,注重保持自然资源可持续高效利用的谋生方式。在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贫穷的本质》中提出贫困者思想以及行为等多方面致贫因素,也是因为贫困现状让贫困者难以做出长期规划,更多贫困者选择最直观的短期利益,难以留存太多长期积蓄,从而陷入贫困循环中[2]。
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具有多方面含义。在生计资本方面,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在需求和收入两方面的恶性循环中,加大物质资本投入,能够解决这个贫困循环;在人力资本方面,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投资,以农业相关价格变动改变农户生计现状;罗森斯坦·罗丹“大推动”理论中有“大规模跃进”投资对农业多余劳动力就业方面有一定的帮助。
国内学者对乡村可持续发展同时也做过很多调查与实践。温铁军教授团队与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同地方政府组建了许多新乡村试验基地,扎根乡村去带领乡村农户发展,为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提供了许多实践经验[3]。胡江霞等[4]通过调查众多贫困农户,提出基于生计风险管理来建构专业化、针对性高素质人才培养体系。
2 南方山区农户生计风险的成因
2.1 山区农户生计环境限制经济发展,农户依赖外力思想严重
由于贫困山区地理位置缘故,贫困山区脱贫农户家庭选址主要根据山区地势布置,贫困山区山村居民相对分散,人口数量较少。同样由于山区地势,导致每户人家土地不能够集中,导致农户难以统一化管理[5]。贫困山区由于地理位置偏僻,以及经济发展脆弱,像公路、基本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不完善。地势险峻,许多贫困山区农户依旧需要通过步行出入。由于贫困山区人口数量较少,且家庭分散度高,导致难以建设客运专线等,一定程度上限制山区农户经济发展。即使许多贫困农户已脱贫,但是对政府的资金补助依赖性太强,许多贫困山区依旧接受政府补贴。农户对知识分子一定程度上信任依赖,目前全国有许多大学生乡建团队,如地方大学生支农团队。村民对知识分子的依赖偏向于大学生提供“义务劳动”性质的体力性帮助,以及其所掌握的新技术等所带来的短暂性直接变现,由于贫困山区脱贫农户老龄化、学历较低等因素,对新型人才所带来的知识以及技术掌握等学习意愿和能力不足。许多地方院校下乡活动形式化、选址固定化,进一步加强脱贫农户对大学生等新型人才信任性依赖,片面性依赖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脱贫农户的惰性,即脱贫农户对外在性因素的依赖性更强。
2.2 山区劳动力流失严重与留守农户综合素质较低下
教育水平落后导致大部分农村劳动力流出,造成农村空心化。多数青少年以及中壮年为谋求更高收益在本省市乡镇工作,或者外流到珠三角等地,农村所留人口大多是15岁以下小孩以及60岁以上老人。就笔者在湖南省衡阳地区贫困山区和乡村调查,发现大多数山区都是老人带着小孩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农村空心化日益严重,就大部分村庄走访发现,湖南贫困山区及乡村女性比重较大,因此湖南许多贫困山区农户主要生产力缺乏。
2.3 相对贫困山区农户发展思想迟滞,生计策略较落后
南方山区现在主要还是劳动力向外输出,即向长三角等地区输入。例如,湖南省贫困山区大部分以森林公园建设为主,在此基础上,大部分相对贫困山区以异地搬迁为主要生计策略,将分散的山区农户集中到划分的位置,以便更好地管理山区农户,一定程度上让山区农户改变分散而造成的贫困现状。虽然政府主导进行的异地搬迁让农户集中,但由于农户坚奉传统发展模式,导致山区经济依旧发展缓慢。例如衡阳部分贫困山区建设森林公园过程中,在森林公园附近提供安置房,将贫困农户集中化管理。异地搬迁稳定后,很多农户依旧外出务工。贫困山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外来资本投入少、人才流失等因素导致依旧以农业主导型生计策略为主,即异地搬迁策略实施后,贫困山区脱贫农户配合“建档立卡”政策,选择农业作为主要生计活动,以外出务工作为主要生计保障措施[6]。
2.4 难以打通山区市场,区位优势低效率利用
山区可开发资源丰富,由于山区农户对外来企业的不信任,导致企业难以在山区长期发展。现在许多相对贫困山区依旧排斥企业入驻,众多村民认为企业对山区的发展具有破坏性,加上农户对企业征地报酬存在不满。企业对山区的开发成本高,发展企业所需劳动力稀少,导致许多企业对山区的注意力不足。南方许多山区本地村民依旧不清楚自己家乡的情况,对当地特色并不了解。南方省市多森林资源,如湖南森林公园数量居全国第一,中国十大森林公园中,湖南占7个,湖南森林乡村就有211个,湖南森林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是湖南贫困乡村发展的重要抓手。许多森林公园在周边地区有一定知名度,由于地势以及交通车班次稀少,导致周边许多村民对景点的了解程度不足,宣传力度不足。网络覆盖率相对较低,且由于山区大多较偏僻,路线信息缺乏以及网络强度导致青少年游客较少。衡阳贫困山区村庄属于分散型村庄,村庄由于地理因素与移民社会等因素导致各村庄合作度不高,村庄间经济合作不足[7]。由于散居式乡村,导致贫困山区无法集中发展区位优势,难以产生生产链规模化发展。
2.5 山区乡村治理成本高,生产主体创新能力不足
山区由于地理位置缘故,耕地与宅基地过于分散,农户难以形成集约化生产,大多情况下都是住宅附近拥有一块小菜地。相比平原地区农村合作社规模化生产经营模式,山区农户想实现生产规模化十分困难,农业生产技术还相对较落后,偏向于传统生产模式。规模化重在高质量发展,并不是山区生产区域数量增长,需要解决山区农业生产短板。山区农户注重本土文化的保存,在技术、生产方式不能够进步的局面下,就只能维持原有生产方式方法,严重阻碍山区发展速度[8]。外来资本和当地政府合作难以让山区农户打破隔阂,先进技术也难以让村民积极去学习,大多数村民保持观望的态度,从而在生产技术方面发展迟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