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认知作战的基本原理

借助信息与知识的传播能够塑造与重塑人们对不同事物的认知，这种认知行为不仅可以针对个体，也可以针对群体，甚至可以应用于政治组织间、国家间，还有大众沟通层面。自20世纪90年代，认知干预行动在军事层面的价值被美军情报界揭示并持续强化，有意识、有计划、有系统资源支持的认知作战方式开始被应用于公共外交、政治竞选、国家影响塑造、国际政治行为定义和多种政治行动中。

认知战可以成为当代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成为国际动员的重要内容。在俄乌战争中，西方认知作战模式与力量全面介入支持乌克兰方，俄罗斯则在这方面的表现稍逊一筹。而在巴以冲突中，双方的同情者力量与所形成的认知战，其影响几乎是势均力敌，这也极大地影响了国际社会对双方支持态度的消长变化。认知战模式并非只存在于真实的战争中，任何具有竞争力度和表现需要的行动，比如产品销售、招商引资、区域形象、领导力PK、生源竞争与人才推销，都可以看到认知战的技术应用。

在认知战的要素里面，我们体现、表达、呈现某些信息的时候涉及以谁为主体的问题，是前后台一致还是前后台分别或者是依靠第三人传递；在提供信息与知识的时候，是全面提供还是要点提供或者是控制性提供，是一次提供还是分次提供，是真实提供还是策略性提供甚至是变异提供或者欺诈性提供；在面临挑战与瑕疵的时候，是谦卑道歉还是姿态强硬抑或是谨慎调查；在发表观点或意见时，是选择有力的背书者还是利用群体支持的氛围，是展现不同寻常的变革者形象还是选择平稳踏实的维护者形象，是照本宣科的传达员还是富有魅力的动员者。认知作战并不是上述任何一个单一的选择，而是一个高度考虑情景后所做出的富有弹性的策略选择，很多时候往往出乎常人意料。

认知战也是高度的策略行动，这意味着信息表达的充分与限制、直接与间接、严肃与活泼甚至幽默、全面还是简洁、亲自还是第三者代言、官方或者民间，格式是脱俗、八股还是八卦，它们在不同的场景下有不同的效用。很显然，格式化、刻板化、脸谱化、标签化的做法往往使得努力与目标之间的距离拉得更大。当我们讨论软实力、软性广告、策略表达和植入方法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讨论认知塑造中的策略问题。

认知作战存在伦理困境。尽管一切塑造认知的行动均可能带有认知调控的策略特点，但是在针对公认的敌手时，这样的策略操作会被认为是合理的；而将认知作战原理用于针对平民、普通消费者和常规合作伙伴时，这样的操作就存在道德问题，这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往往很难避免。同样，在商业竞争中，也常会使用认知作战方式。

在面对海量信息、大量数据、智能服务的现在，认知作战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需求，而且认知作战的方法与技术也大量借助于新质技术的支持，无论在微观、中观还是宏观层面，不同形态的大量认知战可以持续产生不同成效。我们需要在这样的认知战环境中掌握分辨技术，加强作战技能，提升战略、战役和战术的管理水平，成为认知作战常规化时代的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