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创新要素配置与经济韧性

[摘要]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是推动经济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亦是增强经济韧性的内生动力。选取2013—2021年中国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对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可增强经济韧性，且该助力效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对经济韧性的推动作用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在西部地区的赋能效应最强；提升创新要素配置水平是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影响经济韧性的重要路径，且该传导机制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创新要素配置在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增强经济韧性的过程中发挥门槛效应，且该效应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上述结论既能丰富相关领域研究成果，又可为促进中国经济行稳致远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创新要素配置；经济韧性；产业链自主可控

一、 引言

面向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不确定性激增的国际形势[1]，如何破除部分西方国家围堵与遏制局面，加速全球价值链重构，深入挖掘经济增长动力和韧性之源，增强经济韧性，是中国当前亟待思考与解决的问题。鉴于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1。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高达121.0207万亿元，同比增长3%，经济总量突破120万亿元2。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大力开展延链、补链、强链活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增强经济韧性。在此过程中，我国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有效发挥数字赋能作用，提升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并将其作为拉动经济增长、提升经济韧性的重要抓手。详细而言，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作为增强经济韧性的重要路径，能够变革生产要素跨境交易方式，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加深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2]。与此同时，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能够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及创新链深度融合，丰富要素流通渠道，提高创新要素配置水平，有效增强社会经济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响应能力，提高经济韧性[3]。是以，探究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创新要素配置与经济韧性的关系有助于应对外部环境对市场经济的冲击，保障市场稳定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 文献述评

整理既有文献，本文发现学者们主要围绕如下层面展开研究：

第一，价值链参与的影响因素。孙玉红等[4]认为，FTA原产地规则对于中低收入水平国家价值链参与度具有明显促进作用。王佳琳等[5]指出，增值税能够通过调节行业间商品供需关系，抑制行业价值链下游参与度提升以带动行业价值链上游参与度提升。刘琳[6]发现，交通与电力基础设施阻碍程度越高，越会降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概率。可以看出，多数学者围绕行业与企业价值链参与的影响因素展开探究，但没有将其与数字生产要素挂钩，深入剖析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作为解释变量的影响效应，这为本文填补相关领域研究空白提供契机。

第二，创新要素配置的影响效应。李东海[7]将创新要素流动分为创新资本流动与创新人才流动，研究得出创新资本流动对区域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汪克亮等[8]指出，创新要素流动可助力能源效率提升，其中创新资本流动对能源效率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王薇等[9]发现，创新要素配置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与数字经济的中介作用，推进区域共同富裕，其影响效应在落后地区更为显著。据此可知，多数学者已证实创新要素流动与配置可对区域发展、创新链条升级与能源效率产生助推作用。然而，围绕创新要素配置对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的探讨仍有待扩充。

第三，经济韧性的影响因素。经济韧性影响因素相关研究主要可分为如下层面：数字经济衍生要素方面，郭爱君等[10]指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以推动经济集聚、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为路径，促进城市经济韧性提升。还有学者得出数字经济[11]、新型信息基础设施[12]均对经济韧性产生良好助力效能。创新方面，常哲仁等[13]发现，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可促进创新成果产出与人才集聚，从而助力城市经济韧性提升。周恩波等[14]认为，技术创新可对经济韧性发挥正向影响。产业与城市结构方面，张安伟等[15]认为，城市内部多中心空间结构可对城市经济韧性发挥正向影响；城市外部多中心空间结构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具有倒“U”形特征。李志翠等[16]发现，产业多样性可对区域经济韧性产生正向影响。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可知，经济韧性相关研究已有丰富的理论与实证经验，但聚焦全球价值链，剖析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对经济韧性影响效应的相关成果较为匮乏，这为本文进一步展开相关变量间关系的探讨提供全新思路。

综上，学者们分别对价值链参与、创新要素配置以及城市经济韧性展开探讨。鉴于此，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本文尝试从如下方面进行突破：首先，将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创新要素配置与经济韧性纳入同一框架，剖析三者间的内在机理，以填补相关领域空白。其次，探究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对经济韧性影响效应的区域异质性，为各地区政策制定提供有益参考。最后，探究创新要素配置在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经济韧性间的门槛效应，丰富既有研究视角。

三、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和经济韧性

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以降低企业参与国际分工门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为着力点，增强经济韧性。一方面，降低企业参与国际分工门槛。传统全球价值链参与对企业供应网络完整度、知识密集程度以及劳动生产率要求较高，这引致部分中小企业难以逾越国际分工门槛，陷入价值链下游过度竞争、上游攀升困难的现实困境[17]。深化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可通过加强国内与国际要素相互渗透，促进知识与技术溢出，缩短部分中小企业技术前沿距离，提升企业参与产业链上游国际分工的话语权与竞争力，有效解决前述问题。这能够切实提升高技术含量商品供给水平，打破外部技术封锁，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筑构经济韧性软屏障[18]。同时，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主体可依托数字技术拓宽参与主体覆盖范围，打破跨国公司利润垄断局面，促进生产附加值均匀分布，为中小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提供机会，赋能经济韧性提升。另一方面，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通过数字红利吸引各国企业集聚，形成专业化分工网络，这导致拥有相近技术水平的企业间产生竞争效应。为扩大市场份额及维持原有价值链分工地位，企业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与经济效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稳步增长，助力经济韧性增强[19]。与此同时，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可为部分价值链低端位势企业提供学习平台，加强低端位势企业与高端位势企业合作，形成前沿技术产业化全链条，推动产业延伸拓展与渗透融合，驱动产业结构升级。这能够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实现产业链自主可控，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提升经济韧性。

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可在传统产业发展范式下深化本地区产业与企业数字化嵌入水平，推动社会生产端、组织端与消费端产生数字化变革。这能够助力本地区逐浪数字孪生、卫星网络等新兴领域“蓝海”，增强地区就业吸纳能力，丰富灵活就业形式，提升本地区居民收入，增强经济韧性。不仅如此，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具有“生产环节全球解构”“贸易环节全球整合”特征，这就要求参与主体开展跨域专业化分工与合作，并通过“走出去”与“引进来”有机链接各价值链环节。此过程中，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主体能够通过资本投资、知识溢出、技术转移等方式带动周边地区扩大市场规模，加速邻接地区资源流动，增强经济韧性。另外，较高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可能引致本地区人口与资源密集度剧增，资源消耗体量增大。有鉴于此，本地区可向邻接地区转移部分配套产业与过剩资源，激发周边城市经济增长活力，以辐射效应增强周边地区经济韧性。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有助于增强经济韧性。

假设2：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对经济韧性的助力作用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2. 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创新要素配置与经济韧性

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以提高创新要素配置水平为抓手，增强经济韧性。一方面，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通过提高数据创新要素配置水平，增强经济韧性。一般而言，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对数字技术应用具有较高要求[20]，这倒逼各地分层次部署算力与存力，构建新型数据处理中心，加速推进数字新基建部署，为数据创新要素流动夯实基础保障。在此基础上，本土市场可拓宽数据创新要素使用边界，以系统终端数据为依据打破数据垄断，均衡要素市场供求比例，提高数据创新要素配置水平。由此，数据创新要素配置水平提升能够解决信息红利分配不均的问题，提高要素市场运行效率，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进而增强经济韧性。另一方面，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通过提高知识创新要素配置水平，增强经济韧性。企业在参与数字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能够以跨国贸易与合作为抓手，积极寻求与既有资源互补且异质的要素资源，实现知识要素颠覆式重组与创新，破除由知识创新要素不足引致的要素配置滞缓问题[21]，进而提高创新要素配置水平。在此助力下，知识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可为技术进步提供基本支持，提高国内商品附加价值与市场占有率，维持经济稳定性，增强经济韧性。综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能够以提高创新要素配置水平为路径，增强经济韧性。

四、 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1. 模型构建

为深入剖析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对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本文借鉴汪晓文等[22]的做法，构建时间与个体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ERit=β0+β1DPit+β2Controls+δi+γt+εit]  （1）

式（1）中，[ERit]为[i]城市于[t]时期的经济韧性；[DPit]为[i]城市于[t]时期的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度；[Controlsit]代表控制变量集合；[β0]为截距项；[β1]、[β2]分别为对应变量回归系数；[δit]与[γt]分别指代城市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

各城市经济韧性存在较强空间集聚性，且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贯通我国与其他国家生产及贸易网络，驱动跨地区技术转移与分工协同，这使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对经济韧性的作用产生空间溢出效应。是以，在式（1）基础上引入空间层面因素，进一步探究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对经济韧性的空间影响。通常空间计量模型主要有空间杜宾模型、空间滞后模型与空间误差模型，在经过LR、LM、Hausman与Wald检验后，最终选取双重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ERit=β1WijERit+β2DPit+β3WijERit+β4Controlsit+β5WijControlsit+δi+γt+εit]  （2）

式（2）中，[Wij]为0—1空间邻接权重矩阵，当[i]城市与[j]城市在物理空间上为相邻关系时，[Wij]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Controlsit]为控制变量集合，其余变量含义设定同上。

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1）被解释变量

经济韧性（[ER]）。本文参鉴毛丰付等[23]的研究思路，使用城市层面经济核心指标敏感度表示经济韧性，计算公式构建如下：

[ERi=ΔRi/RiΔRN/RN]  （3）

式（3）中，[ERi]指代[i]城市经济韧性；[ΔRi/Ri]为[i]城市GDP总值变化率；[ΔRN/RN]指全国GDP总值变化率。一般而言，经济核心指标敏感度数值越高经济韧性越强。将式（2）所得经济核心指标敏感度数值与1比较，当该值大于1时，说明[i]城市层面经济韧性高于国家层面，抗冲击能力较强；当该值小于1时，表明[i]城市层面经济韧性不足，容易受到外部冲击影响。

（2）解释变量

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DP]）。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需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嵌入全球价值链活动，二是在全球价值链嵌入过程中充分运用数字技术。是以，本文参照既有研究[24]，开展如下计算步骤：

第一，合并中国海关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相关数据。

第二，将企业数字贸易类型划分为实物商品贸易与数字服务贸易，并将产品编码由HS转为BEC，以进一步区分企业进口商品中消费品、资本品与纯中间品投入。

第三，计算[k]商品贸易代理商进口额与总进口额之比[mk]，从而得出[j]企业的实物商品贸易进口额[Moj=ΣkMok1-mk]，数字服务贸易进口额[Mpj=ΣkMpk1-mk]。

第四，测度企业层面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