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内部控制与企业投资效率研究

[摘要]可持续发展战略导向下，提升投资效率是企业形成战略竞争优势的关键组成部分。数字化转型作为数字科技与生产发展深度融合的微观转变，对企业内部各环节的系统性重塑赋予了实体企业发展新动力，为提升投资效率带来了新的契机。基于2012—2021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从企业内部控制视角出发，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中，内部控制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数字化转型可通过改善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来提升投资效率。此外，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投资不足企业、中小企业以及民营企业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强，并且数字化转型同样能够抑制企业投资不足、投资过度等行为。研究结论可为我国优化企业投资效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投资效率；内部控制；过度投资；投资不足

一、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1。特别是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过渡，提升质量和效率已经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投资活动作为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高效率的企业投资对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微观层面上，高效的企业投资既是其成长的重要动力，又是企业预期现金流量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企业发展的关键一环[1]。从宏观视角出发，当下，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正处于变轨期，实体投资逐渐成为稳定经济大盘、构建“内循环”甚至“外输出”的经济系统关键动力。在传统经济学框架中，投资的边际价值和成本是决定企业最优投资水平的唯一因素，但近年来研究发现，受到融资约束、信息不对称和代理冲突等因素的制约，企业投资往往难以达到最优水平，盲目投资、资金闲置、风险投机等非效率投资行为严重损害了企业价值，对企业未来发展以及资本市场的持续健康运行产生了恶劣影响。而作为公司的一种有效治理机制——内部控制，其治理作用的充分发挥不仅可以减轻企业和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缓解融资约束，通过产生信号效应，从而提升企业的投资效率，也可以改善企业内部的信息环境，减少委托代理问题，并形成监督效应，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因此，如何优化企业内部控制，从而提升企业投资效率，是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

近年来，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正成为全球经济变革的主导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在此背景下，数实融合作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体现，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当前，数实融合最直观的体现即为实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转型对于提高企业内部控制水平、发挥内控治理功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企业在现有管理结构框架的基础上引入数字技术，对信息结构、管理模式、运营机制等实现数字化赋能、进行系统性重塑，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管理者通过非效率投资来为自己谋取利益的动力和能力，从而使内部控制对企业投资效率的监督效应得以有效实现[2]；其次，数字化转型向市场传递了企业有能力进行高效内部控制的强烈信号，从而加深市场投资者对企业的信任度，这种来自内部控制的信号效应有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通过优化融资结构实现提高投资效率的目标；最后，数字化转型在客观上促使企业打破传统工业化管理时期的路径依赖问题，转变原来的企业管理思维逻辑，推动企业生产管理朝着智能化方向发展、企业营销管理朝着精准化方向发展、企业资源管理朝着高效化方向发展，实现企业投资高效化[3]。基于上述分析，数字化转型能否成为改善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驱动力量，内部控制对企业的治理作用又能否成为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途径？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以2012—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内部控制视角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将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二、 研究假设

1. 企业非效率投资动机分析

企业投资效率是企业在进行投资活动时所取得的效益与投入资源之间的比率，反映了企业在利用有限资源获取最大收益方面的能力[4]。从理论角度来看，企业投资效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5-7]。造成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内部控制质量问题[8]。

从外部环境来看，较差的内部控制是企业信息质量不良和营运质量不高的信号，这将加重市场投资者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的不确定性，从而使投资者的投资信心下降。当企业信息无法支持投资者对收益和风险进行准确权衡时，投资者更倾向于对投资持谨慎态度[9]。因此，由公司的内部控制水平不高而导致的信息不对称，投资人通常会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来补偿潜在的风险，从而增加公司的融资成本。面对高昂的外源融资成本，企业经营主体往往会减少对企业的投入，或者放弃那些现金流不足的企业项目，由此导致公司投资效率低下[10]。

从内部管理来看，内部控制质量低下造成企业信息环境恶劣，催生管理层的自利动机，带来企业内部多样化的委托代理问题，形成非效率投资现象。首先，由于内部控制质量低下带来的信息不对称，会造成企业组织结构混乱、权责分配不合理，这不仅会造成管理者对公司的过度控制，带动管理层构建“商业帝国”的心理趋向，致使企业投资过度，而且也可能催生管理层因为缺乏监督惩罚机制而引起的懈怠心理，致使企业投资不足；其次，如果内控质量不高，就会造成内控和外控的效率不高。按照委托代理理论，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会导致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偏离，从而强化管理者的自利行为。在低效率的监督环境下，管理层在执行决策时会更多考虑自身利益，倾向于实行高风险的低效率投资项目来攫取公司资源进行自我牟利，出现“掏空”企业资产的行为。

在存在摩擦的经济环境中，企业投资效率不仅依赖于外部市场的投资机会差异，还更多受制于内部控制质量。因此，综合来看，内部控制作为企业的一种特殊牵制手段，是提升企业投资效率的关键因素。改进内部控制质量，不仅能够缓解企业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还能够对提高投资效率起到信号作用。此外，提高内部控制的质量还可以改善公司的内部信息环境，减少公司的委托-代理问题，对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起到了制约作用。

2. 数字化转型、内部控制与企业投资效率

作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典型表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近年来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11-15]。数字化转型是指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和信息化工具来重新设计业务流程、提高效率、创造更好的客户体验以及开发新的商业模式[16]。企业数字化转型既是一种将数字科技与生产发展深度融合的微观转变，也是企业从传统生产体系向数字化体系转型的一种创新标志，可以让企业在每一个环节都得到重塑或强化，对内部控制产生积极影响，进而有效提升企业投资效率。

从信息环境来看，数字化技术为数据要素赋能了及时性、透明性和可验证性等特点，如区块链等数字技术，能够对企业交易行为的资金信息提供实时的记录和验证，有效避免信息传递过程中的信息失真情况，进而弱化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提高企业内部信息传递质量[17]。另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在内外部信息搜集、信息处理以及信息传递等能力的提升，不仅有助于提高企业之间的信息质量可比性，同时也能够降低信息搜集者的信息使用成本，促使机构分析师、市场投资者等监督力量更好地分辨企业信息操控行为，对管理层利用非效率投资项目进行自我牟利的动机产生威慑，实现信息环境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

从市场表现来看，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企业内控质量，增强市场投资者对企业的投资信心，从而减少企业对外融资成本，提升企业投资效益。一方面，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内部信息孤岛互联互通奠定了技术性基础，降低了信息双方沟通与协调的成本，实现了内部治理环境的改善，减少了市场投资者对企业的质疑和不确定性。并且基于区块链和物联网的数字技术改进了信息的透明度和可追踪性，企业的经营数据和财务信息以更直观和清晰的方式呈现给投资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信息的可理解性，使投资者更直观地评估企业的风险和收益，降低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向市场传递了企业有能力进行高效内部控制的强烈信号，从而加深市场投资者甚至金融机构对企业的信任度。这种来自内部控制的信号效应有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改善融资结构，达到提升投资效率的目的。

从风险承担来看，数字化转型加强了企业内部控制的透明度和监督能力，能够有效缓解企业投资过度或投资不足问题。具体而言，数字技术赋能的实时监控和反馈机制，使管理层能够深入、全面地了解项目执行情况。并且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对企业信息搜集和信息处理等能力的加强，管理层可以随时量化项目的各种潜在风险，并预测其未来表现。因此，在企业内部控制系统中，加强对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的实时监测，不但可以有效地改进企业管理人员的保守风险意识，避免因恐惧而造成的投资不足，也可以约束管理人员做出的不理智决策，进而防止管理层出于自利动机而出现过度投资的行为。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企业投资效率。

假设2：数字化转型通过改善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来提升投资效率。

三、 研究设计

1. 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企业投资效率

本文参考Richardson[18]的模型对企业投资效率进行测算，模型的回归残差即为投资效率指标，代表实际新增投资与预期投资之间的偏离程度。为便于后文实证分析，本文对残差取绝对值，记为INV。然后进行如下处理：[ABSINV=1-INV]，记为ABSINV，该指标越大投资效率越高。

（2）试验变量：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过程，因而准确度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具有较大难度。从现有文献来看，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了定量测度，主要包括数字化无形资产占比、企业IT员工占比、基于文本分析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综合指数等。由于数字化无形资产占比、企业IT员工占比等单一指标包含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信息相对有限，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企业年报文本分析方法来全面捕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信息，并据此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综合指数。鉴于此，本文借鉴吴非等[19]的方法，采用基于文本分析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综合指数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的代理变量（DIG）。

（3）中介变量：企业内部控制

内部控制质量（DIB）。为能够较好反映企业内部控制发展状况的内部控制指标体系，借鉴叶康涛等[20]的方法，本文选取迪博大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迪博内部控制指数作为企业内部控制的代理变量。

（4）控制变量

在控制变量的选取方面，本文综合企业、行业和地区多个维度，选取如下控制变量：企业年龄（AGE）、企业规模（SIZE）、前十大股东占比（TOP10）、企业资产收益率（ROA）、总资产增长率（GROWTH）、账面市值比（BM）、杠杆率（LEV）、托宾q（TOBOINQ）、资本密集度（FA）、是否为国有企业（STATE）、行业竞争程度（HHI）以及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速（GDP）。

2. 模型设定

（1）基准模型

基准模型形式如下：

[ABSINVit=α0+β1DIGit+γkk=1kcontrolk+ui+δt+εit] （1）

其中，[i]表示企业个体，[t]表示时间；[ABSINVit]为企业[i]在[t]年份的投资效率水平；[DIGit]为企业[i]在[t]年份的数字化转型水平；[controlk]涵盖了企业的全部控制变量；[ui]为个体固定效应，用以控制不随时间变化且不可观测的企业固有特征，[δt]为时间固定效应，用以控制不随企业个体变化且不可观测的宏观经济冲击；[εit]为随机扰动项。

（2）中介效应模型

中介效应模型已被广泛地运用于分析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过程和作用机制[21-22]，本文采用企业内部控制作为中介，以企业内部控制水平指标为代理变量，模型设定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