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能促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吗？

[摘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抓手。选取2011—2022年我国30个省域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间接驱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产业集聚对数字经济同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关系存在显著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影响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异质性结果显示，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两业深度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研究结论表明，加快数字经济发展、营造良好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充分发挥数字经济赋能作用是推动两业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协同发展；先进制造业

一、 引言

作为新一轮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的重要产物，数字经济加速起势，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后又一主要经济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纲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十四五”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陆续出台①，形成助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大合力，助力释放数字经济发展巨大潜能。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明确强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使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在诸多利好政策支持下，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对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支撑引领作用逐渐凸显，成为稳增长促转型的核心引擎。一方面，数字经济凭借数字化技术，能够为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提供良好技术支撑；另一方面，数字经济能够推动地区形成数实融合创新应用场景，围绕数字化、绿色化实现全产业链条改造与完善，有利于各类投资基金集聚，进而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实现深度融合发展。那么，数字经济对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是否存在持续性积极作用？这一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数字经济对两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及非线性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与产业集聚是否在二者间发挥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准确、客观揭示这一理论“黑箱”对我国布局数字经济新赛道、推动两业深度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 研究假设

1. 文献回顾

关于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研究，学者们主要从测度水平与影响效应两方面进行分析。关于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张幸等[1]研究发现，我国两业融合发展水平整体表现出提升趋势，且沿海地区两业融合发展水平相对较高，黄河中游、长江中游次之，大西南与大西北融合水平较低。吴继英等[2]聚焦长三角地区，考察发现该地区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水平呈上升态势，但存在区域不均衡现象，依次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此外，部分学者探讨了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影响效应。李娜娜等[3]研究发现，高技术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能有效提升中西部地区经济韧性，而对东部地区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效果较弱。孔庆恺等[4]实证得知，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能有效缓解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错配。陈春明等[5]指出，先进制造业与科技服务业协同集聚对本地区域创新效率提升具有明显促进作用。

纵观学术界研究可知，关于数字经济的研究已取得显著成果，并主要集中在对其影响效应的讨论。宏观上，部分学者立足于各国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文化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攀升[6]，提高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7]。中观上，既有文献指出，数字经济既能够显著提升各省份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8]、区域创新效率水平[9]及增加东部地区就业量与改善中西部地区就业结构[10]，也可推动城市制造业集聚[11]、提升城市经济韧性水平[12]。微观上，数字经济有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13]、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高[14]，是企业转型升级的新引擎。

综上，已有研究分别就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数字经济展开丰富讨论，但尚未有学者关注数字经济对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影响作用。针对于此，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体现在：第一，将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纳入同一框架展开分析，拓展相关领域研究内容。第二，从中介、调节与门槛效应视角进一步对两者关系展开讨论，为探析数字经济对两业深度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提供新的视角。第三，根据数字经济对两业深度融合发展异质性影响，提出相应实现路径与可能突破方向，为加速推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提供理论镜鉴。

2. 研究假设

数字经济作为新型经济形态，有助于推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也能加快两业深度融合发展进程。首先，数字经济能够推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完善[15]，夯实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核心底座。数字经济凭借深度应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推动地区通信网络、数据算力等基础设施体系建设，赋能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其次，数字经济能够高效促进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中资源与业务整合[16]，协同产业链上下游，赋能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全产业链条完善。具体而言，数字经济能有效激发市场中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产业链各环节潜能，为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提供数据、技术支撑，推动全链条全方位数字化转型升级，从而增强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韧性。最后，数字经济有助于优化地区产业结构[17]，促使地区形成合理分工、协同发展的数字产业集群，为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提供优势平台。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地区建立集研发、知识产权、会展、金融等服务于一体的平台，促使产业与市场实现集聚、共同发展，为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提供平台支持。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

发展数字经济是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加快打造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能够促进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赋能两业深度融合发展。数字经济凭借数字技术能对传统产业生产方式、产业组织模式进行全方位改造，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朝技术、知识密集型方向转变，驱使产业结构高级化[18]。并且，数字经济能够推进高端产业产能布局优化及内外产业深度融合，促使各类产业协同发展与优势互补，驱使产业结构高级化。此外，数字经济所引致的偏向型技术进步，有助于加速资本、劳动力、技术等创新要素流向新兴产业，赋能产业结构高级化。

伴随产业结构逐渐向高级化转变，地区产业间关联性、系统性与流通性得以加强，促使生产流程优化、生产效率提升，推动产业链及整个供给体系升级[19]，助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其一，产业结构高级化能带来新经济增长点，促使消费升级与需求多样化，倒逼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通过深度融合不断更新、升级产品和服务，从而满足市场各项需求。其二，产业结构高级化能借助技术渗透、产业联动等方式，打破产业边界，促进产业交叉融合，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实现高效协同发展。其三，产业结构高级化可促进专业化分工细化，推动地区形成产业联盟、数据共享、网络协同等产业协同发展方式，促使产业间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为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注入持续动能。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数字经济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驱动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

产业集聚是产业空间调整并引发相关产业、企业在特定地理范围内集中的空间组织形式[20]，亦是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数字经济能够凭借数字技术打破时空、地域界限，驱动高端产业、数字化产业等聚集，为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产业区位理论指出，产业集聚重在强调专业化集聚可经由知识溢出、劳动力蓄水池、中间投入共享等机制，对集聚区各类经营主体产生明显外部经济效应[21]。一方面，在产业集聚程度较高情形下，数字经济活动表现出日益多元化趋势，促使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与产业的依附效应加强，夯实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基础。并且，产业集聚增强了各产业的市场交往深度、广度，有效实现产业间价值链、供应链、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提高产业链上下游协作水平。此情形下，发展数字经济可进一步提高产业协同发展水平，促进产业数字化、现代化转型，助力两业深度融合发展。另一方面，产业集聚所营造的良好创新创业氛围有助于提高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推动区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赋能两业融合发展。特别是产业集聚较高程度下，地区可利用外部数字产业、高端产业及其先进技术改造区内传统产业，激发本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活力，进而为推动两业深度融合发展持续注入动能。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产业集聚在数字经济对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影响中存在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所产生的规模效应、范围经济效应[22]，能够极大提升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创新水平，带动各生产要素整合与聚集，赋能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本文认为，受“梅特卡夫法则”与“摩尔定律”的支配，数字经济对两业融合发展的影响中存在基于数字经济发展自身的门槛效应。具体而言，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数字基础设施所能产生的红利效应存在周期长、风险高、成本大等特征，这会产生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从而降低服务业与制造业数字投入的积极性。并且，相关政府部门短时间内无法出台各项优惠政策与机制加速数字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难以全面发挥数字经济对现代服务业与生产性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的赋能作用。当数字经济达到一定水平或处于较高水平时，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完善、数字技术水平提升、数字人才充足，这有利于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投入更多时间、精力创新产品与服务，促使行业结构更加优化。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数字经济对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影响表现出边际效应递增趋势。

三、 研究设计

1. 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水平（[Desvcind]）（简称“两业”融合发展）。本文依托王欢芳等[23]研究成果，结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及遵循数据获得性原则，选取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文化体育娱乐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卫生和社会工作、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9个行业表征现代服务业；选取化学纤维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医学制造业、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品、仪器仪表、化学产品等12个行业表示先进制造业。在此基础上，根据相关学者研究做法[24-25]，从规模、结构、效率、发展构建两业深度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进一步地，本文采用熵值法确定评价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的权重，并计算得到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综合评价函数，最终构建耦合度模型测算得到两业深度融合发展的综合指数。

（2）试验变量：数字经济（[Diecy]）。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评估，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但囿于数据获得性问题，学术界尚未就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方法及其指标形成统一标准。鉴于此，立足国家统计局发布内容与《“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26-27]，本文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3个维度搭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在此基础上，借助熵权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并进行加总求和得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

（3）控制变量

为减少因遗漏变量而引致模型分析造成的结果偏误，本文在实证考察中纳入如下控制变量：市场竞争水平（[Macon]），市场竞争可倒逼产业优化内部生产经营流程与管理模式，能有效驱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以推动产业发展走品牌化之路，使用制造业与服务业产值的赫芬达尔指数计算；人力资本水平（[Hum]），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有助于促进行业内部分工体系合理化，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以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表征；知识产权保护程度（[Inpten]），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高能有效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鼓励企业自主开展联合创新行为，赋能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利用技术市场成交额与GDP之比衡量；科技投入（[Teinvt]），增加科技投入有利于强化行业数字技术创新，为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借用各地区科技教育支出与财政总支出之比测度；对外开放程度（[Open]），对外开放利于充分借鉴吸收别国产业融合发展的先进经验，优化我国两业深度融合发展路径，使用进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表征；金融发展水平（[Fin]），良好的金融环境是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的有力条件，借助机构存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反映；规模经济（[Econce]），规模经济效应的发挥可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的对数值刻画；信息化水平（[Infor]），信息化水平提升能够降低行业信息获取成本，改善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中的信息不对称困境，采用各地区互联网网名总数测度。此外，本文还控制了年份（[Year]）与行业变量（[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