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视域下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解读

威廉·福克纳作为美国南方人，一直在传统与现代主义中纠缠，对于女性他怀有十分复杂的感情。一方面他同情南方女性所受到的清教主义、父权制的束缚，另一方面他又认同女性的从属性地位。他的女性观也体现在其作品《喧哗与骚动》之中。作品描写了代表美国南方贵族家庭的康普生一家在社会变革过程中遭受的由衰败所引起的苦痛，以及为了维护家族最后的荣光所做的奋力抵抗^[1]。作品中的三位女性，即康普生太太、凯蒂及凯蒂的女儿小昆丁（凯蒂的哥哥名为“昆丁”，注意区分）生活在看似幸福的“伊甸园”中，但空间的束缚，令祖孙三代女性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她们或故步自封，或堕落叛逃，亦或叛逆反抗，反映了旧制度崩溃和时代变革下女性主体意识的建立过程。

客体化的他者

凯蒂是《喧哗与骚动》中最重要的女性主人公，却以三兄弟的镜像描述而出现，她是三兄弟尊敬、喜爱或怨恨的对象。福克纳曾宣称出于对美好凯蒂的怜惜而不忍心让语言来亵渎她，他认为理想的女性不能“通过她的头发的颜色、眼睛来描写她”，而应该让每一个男人“通过一个字、一句话，或她的手、她的手腕的形状来唤起对她的遐想”^[2]。也就是说，在福克纳看来，理想的女性是被男人欣赏与凝视的静态的工艺品，女性成为男性审美的客体对象，凯蒂作为主体的地位在男性观察中被碎片化、客体化以及审美化。作为女性的凯蒂的沉默，成了缺乏思想和无法表现欲望的他者，她的身份及价值观都只能通过男性来塑造而变得异化与边缘化。凯蒂的背景化处理方式反映出男性对女性的权利支配性地位，也影射出作为南方旧贵族的福克纳既同情女性又以男性道德规范约束着女性的矛盾心理。

小说中的凯蒂作为三兄弟昆丁、班吉与杰生意识的镜像，存在于三者的叙述之中。班吉年过三十却只有三岁孩子的智商，他没有思辨能力，有的只是时序混乱的意识流般的感觉。读者在班吉混乱的感觉中可以找寻到其对于凯蒂的情感轨迹。他会抱着凯蒂的旧拖鞋，因为拖鞋可以让他得到内心的安慰；他会回忆闻到树香的美好，因为树香带给他关于姐姐的记忆。班吉对于凯蒂的一切印象都停留在儿童时代的回忆中，因为康普生太太并没有能给予他母爱，而姐姐凯蒂担任了母亲的角色，成为他生命的中心与依恋。凯蒂处于班吉精神世界的中心，但是凯蒂的成长开始逐渐破坏幼年建立起的秩序，因此班吉在见证凯蒂由性成熟到彻底堕落过程中感到愤怒与失望，他也曾极力阻挠。班吉作为一个智障、一个并未真正性成熟的男性，他以幼儿的方式迫使凯蒂屈服于男权社会的强压之下。他看似保护姐姐的举动，实则反映了南方社会对于女性贞操偏执般的迷恋。

《喧哗与骚动》中体现出的南方社会对于女性贞操的控制欲望，也在昆丁和杰生的态度中得到了表现。长子昆丁继承了南方贵族家庭中对维多利亚时代两分法的极端认识观——女性或纯真或淫乱。在昆丁眼里“至高无上的并不是她这个人，而是她的贞操，她本人仅仅是贞操的保管者”^[3]。凯蒂由此被抽象成了贞操的象征，但是她通过放纵背叛家族男性的同时，自身也沦为了娼妇。如果说，昆丁体现出了对于女性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的话，那么杰生则是充满了怨恨与愤怒，他说凯蒂“天生是贱坯就永远都是贱坯”^[3]。在杰生看来，女性从属于男人，是家庭中的财产。他愚弄凯蒂，要求凯蒂每次看望私生女小昆丁“一分钟”支付一百美元，这展现的不仅是他的冷酷与嘲弄，还是对于女性的物化与商品化。当小昆丁偷走他的钱时，他抱怨，“居然在一个女的，尤其是一个小丫头片子手里栽了跟斗”，因此他宁愿相信抢走他钱的是个男人。^[3]杰生的表现展现了旧南方父权体系对于女性的压制与异化。

男权压迫下的凯蒂通过放纵自身的肉体与情欲向南方的妇女观提出了挑战，她想依靠行动来构建自己的女性意识，却变成了彻底的堕落，重新依附于男人，成为德国纳粹军官的情妇。女性在福克纳的小说中既是圣女又是荡妇，这体现出了福克纳对于女性身份复杂性的思考，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他在南方传统价值观影响之下，对于女性既爱又恨的复杂心理。

“伊甸园”中的叛逃者

伊甸园是人类理想家园的形象化，那么《喧哗与骚动》中的牧场则是幸福生活的载体。康普生家族作为旧南方有名的家族，其牧场处于杰弗逊镇的中心，亭台步道，花草茂盛，小河环绕，是孩子们享受无忧生活的天堂。康普生家的牧场影射着美国历史，这里既是自足的天堂，也是令人堕落的“伊甸园”。

凯蒂在小说中作为一个影子般的形象，被抽象成了一个兄弟们脑海中的概念，对于班吉是幸福与神话，对昆丁是家族荣誉，对于杰生则是背叛与厄运。幼年的凯蒂不拘于礼法，不惧权威，在祖母去世当天也坚持要爬上树偷看葬礼。凯蒂被泥土所玷污的内裤象征着日后的失贞，而内裤对于树下的男孩们则象征着性启蒙。凯蒂的反叛行为预示着她将打破南方传统的淑女模式，走向一条反叛的道路^[4]。

婚礼成为伊甸园神话的又一象征，昆丁自杀前总是回想着婚礼的场面中响彻的声音，借用的正是约翰·凯波尔的圣歌《神圣的婚礼》中“那声音响彻于伊甸园上空，人间最早一次婚礼，最最原始的祝福”一句^[4]。昆丁将对凯蒂的保护视为天职，而乱伦之恋也是以伊甸园神话为原型。新娘隐喻之外，昆丁还在婚礼前与凯蒂长谈的夜晚中注意到窗外苹果树的香气飘入房中，苹果也是伊甸园中智慧的象征，由此，凯蒂的夏娃隐喻得到了进一步确认。福克纳有意将凯蒂影射为夏娃还表现在凯蒂被丈夫发现未婚先孕后，不仅被逐出了夫家，并且也未能得到娘家的接纳，她成了被彻底边缘化的存在。凯蒂成了福克纳叙事中失落的象征，夏娃的原型神话成了隐藏在小说中的集体无意识。

凯蒂的女儿小昆丁的行为与命运可以说是夏娃童话的再现。她从小缺少母亲的关爱，加上周围人的歧视与冷漠，她的反抗和出逃与母亲一样葬送在南方清教的严酷之中。小昆丁敢于蔑视世俗与权威，渴望自由与梦想，她的反抗虽然比母亲或夏娃更加激烈，但并未能走得更远。伊甸园神话的使用揭示了福克纳潜意识中将走向性成熟的女性看作人类堕落的影射。凯蒂和小昆丁从天使堕落成恶魔的根本原因在于旧的社会价值对妇女权利、欲望的扭曲与摧残。

逃离伊甸园的深层结构是空间移动，移动性则是美国文学叙事的深层结构之一，然而这种空间移动的权利基本仅为男性所掌控。空间对于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的意义体现在空间对女性身份建立具有重要影响，因为人始终是一种空间性存在，并且参与到周围的空间性社会建设。正如福柯所指出的，“空间是任何形式公共生活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行使的基础”^[5]，也即空间的秩序隐含着权利的秩序。康普生太太作为“伊甸园”的管理者具有规范与压迫的权利，因此她常常试图限制和改造凯蒂。凯蒂却对未知的空间表现出强烈的探索欲望，她是四兄妹中唯一敢上树的人，在做游戏时也成为“将军”来掌握权利。虽然凯蒂看似拥有空间移动的自由，但是她的移动其实都是在“伊甸园”中进行的，独立的空间并不存在，因为监视她行动的权利的目光并没有消失。离婚后的凯蒂从“伊甸园”中被彻底放逐，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都没有为身为女性的凯蒂提供权利展开的空间，等她的只有异化的悲剧。小昆丁相对于母亲而言，有更自由的空间移动性，她的成长空间中没有父母的参与，连名字也是借用了大舅昆丁的名字，所以康普生家对小昆丁而言只是纯物理空间，一个异化的家。空间移动并不意味着空间权利本身，空间的扩展也不等同于权利的扩展。对传统空间的叛逃和颠覆并不意味着独立身份的建立，独立的最后可能是孤单的流浪^[6]。

旧价值的牺牲者

康普生太太是南方旧价值清教思想下所塑造出的规范的南方淑女，她时刻为了维护家族荣誉而坚持一定的礼仪，同时对于自己的孩子，她也有着严格的高标准：希望昆丁可以读“哈佛大学”。她固执地迷恋于南方淑女的理想形象中而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她固守于自己的空间，并且压迫孩子成为旧制度下异化的人。被限制在私人空间的康普生太太也十分陶醉于传统社会赋予的角色扮演，将自己打造成了真正的“大家闺秀”。但事实上，她所满足的私人空间也并不明媚向上，而是灰暗凋敝的，被灰暗所包围着的康普生太太连眼眶也是黑的，而她的大部分时间也只是躺在带着樟脑气息的床上，并且关上窗户将自己隐藏在黑暗之中。她甚至很少下楼吃饭，唯一的户外互动的场所便是墓园，除此以外的另一次外出则是由女婿带领外出的。康普生太太甚至连传统价值所认同的女性领地——厨房也不愿走进。她将外在的传统价值规范异化成内在的人的本质之后，结果就是沉溺于自我世界后的精神分裂。她抱怨、哭泣，她变得冷酷、彷徨，在“南方淑女”的扮演中与诡谲的环境融为一体。她遵守门当户对的准则并完成了生育的任务，只是为了获得女性身份的认可，她的冷酷、痛苦以及对于子女的无情，其实也是对社会标准感到不满的宣泄。

父权制下的女性说着男性的话语并逐渐成为压迫其他女性的帮凶，康普生太太也通过限制他人的空间移动从而声明旧价值的权利地位。康普生的家既是理想的“伊甸园”，也是限制每个成员的牢笼，昆丁就曾说：“地牢就是母亲本人。”^[3]康普生太太通过口袋里生锈的钥匙宣布着对家庭成员的统治地位，“生锈”本身也象征着她所代表的南方价值体系的腐朽与脆弱。小说开头部分，她就曾限制班吉与凯蒂的外出，而对于凯蒂女儿小昆丁则看管得更加严格，她每晚都会把小昆丁的房门锁好。康普生太太成为南方旧制度下的牺牲品，作为母亲，她既创造了生命，也毁灭了生命。她所坚持的旧价值不仅锁住了自己，还吞噬了他人。

没落南方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思想对女性的奴役也延续到了凯蒂身上，对女性的物化、对女性贞洁的病态崇拜将女性抽象成了无主体的象征。昆丁、班吉和杰生分别用自己的方式对凯蒂的失贞表达着愤怒。从小就勇敢叛逆的凯蒂并没有屈服于传统道德和来自家庭的压力，她以放纵身体来表达自己的女性主体意识。凯蒂通过放纵身体的激烈反抗最终失败，清教主义与旧的南方传统和家庭中的男权思想造成了凯蒂的失败。凯蒂的放荡堕落既是旧制度下的牺牲，也是女性主体意识外化的表现。

小昆丁是凯蒂生命的延续，同时也是觉醒女性对父权的进一步反抗。由于生长环境的影响，小昆丁缺乏来自母亲的无私的爱与同情。她憎恶班吉，通过偷钱向杰生泄愤。对于母亲的来信，她更关心的也只是钱的来源。福克纳曾说小昆丁是凯蒂的“堕落的翻版”，但是她更自私叛逆，撒谎、逃学，蔑视关爱她的迪尔西。小昆丁在逃出自己卧室时曾说，她自己的房间并不像一个女孩的房间，而更像是权宜之所，这其实也暗示了小昆丁在康普生家中的尴尬位置。她像自己的母亲一样，想通过反抗传统价值找到自己的女性身份，并最终成为迷失的女性，而她的堕落也标志着康普生家族和旧时代的终结。

结语

《喧哗与骚动》中塑造的以凯蒂为主的包括康普生太太与小昆丁在内的女性形象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在福克纳笔下，她们是居住在“伊甸园”的需要借助他人发声的第二性。遵循腐朽清教道德的神经质的康普生太太，堕落与放纵的结合一身的凯蒂，以及叛逆、冷漠、追求自由的小昆丁，祖孙三代女性反映了康普生旧家族、旧制度的破裂与崩塌，也预示着新时代的开启与女性主体思想的建立。

作者单位：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杜芳.《喧哗与骚动》中的女性形象解读[J].文化学刊，2019（8）.

[2]袁秀萍.威廉·福克纳批评与研究[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

[3][美]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M].李文俊，译.北京：现代出版社，2019.

[4]肖龙福，彭建武.华东外语论坛：第8辑[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

[5]郭继德.美国文学研究：2016[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6.

[6]马特.《喧哗与骚动》中女性空间意识与身份想象[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