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背景下教育出版社课后服务研究

摘要：教育出版社作为教育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在课后服务领域也面临着许多机遇与挑战。课后服务是国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布局，是推进义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的重要节点。教育出版单位可以从组织作业设计的研究、开发优质数字资源、开展阅读服务、提供特色课程、疏解家庭教育压力等方面探索课后服务业务，加快教育出版融合转型和高质量发展，为教育出版创造新的发展契机。

关键词：教育出版社  双减  课后服务

近年来，教育部等国家部委陆续出台了关于“双减”背景下的课后服务的文件，其中，2017年3月《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针对“三点半现象”，仍需不断“创新工作机制和方法，积极探索形成各具特色的课后服务工作模式”。2019年，教育部将课后服务列入基础教育六大重点工作之一。2021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支持探索暑假托管服务的通知》和《关于推广部分地方义务教育课后服务有关创新举措和典型经验的通知》等。《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指出：要“合理利用校内外资源……课后服务不能满足部分学生发展兴趣特长等特殊需要的，可适当引进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由教育部门负责组织遴选，供学校选择使用”。对于“双减”对教育出版社造成的影响，教育出版社从教辅策划和出版、读物的市场预测以及教培行业的人才引进等角度有过一些论述，但是鲜有对课后服务这一领域进行探索的研究。本文聚焦“双减”下教育出版社关于开展课后服务业务的思考和实践。

课后服务的发展概况

课后服务的重点是增校内、减校外、重家庭。教育部公布了北京、上海、沈阳、广州、成都、郑州、长治、威海、南通等9个城市全国“双减”改革试点，也公布并推荐了三批共计55个落实“双减”的经典案例。通过对试点城市和经典案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课后服务的重点依次在校内提质、校外减负和关注家庭教育三个方面。目前校外减负工作执行贯彻坚定有力；校内提质处于优化探索阶段，形式多样且路径丰富；家庭教育开始摸索尝试。

盈利空间较小，但具备一定市场活力。根据各省的公开信息，可以对全国课后服务市场规模进行大致的测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以下简称“外研社”）同时还对课后服务的资金来源、课后服务采购方和课后服务的资金用途等较为具体的方面进行了调研和分析。从收费标准、市场规模两个维度来看，广州等城市是按照公益普惠原则进行收费，盈利空间较小，但是具备一定的市场活力。天津已经率先建立了课后服务经费保障机制，通过“财政拨款+服务性收费”相结合的方式，保障参与课后服务教师的合理劳动所得。从英美以及日本、韩国等课后服务发展历程看，资金保障政策会相继出台，以确保课后服务经费充足。截至2017年，日本政府给予课后班项目资助幅度就高达65亿日元，折合7200万美元；对课后儿童俱乐部资金投入则高达581亿日元，折合5.3亿美元。外研社综合分析后认为，课后服务市场可能呈现政府采购比重大、采购量大但是利润空间低的状态，有着“类教材”的特点。

政策制度不断完善。2018年，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加强中小学课后服务的指导意见》，都指出了要建立健全与财政、社保等相关部门的协调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加大对课后服务工作的资源、资金、人员队伍等保障力度，用相应政策保障教师在付出额外劳动的同时能够享受同工同酬的待遇。教育部在2021年8月30日颁布的《关于秋季学期中小学教育教学工作介绍》中也提出：各地各校要把学生参加课后服务的情况纳入义务教育学校质量评价体系。教育部已建立了课后服务直报系统，将定期通报各地工作进展情况。相信相关的制度、资源和监管都会不断完善。

优质社会力量相继加入。试点城市日照教育局与科协合作，开发了“科技馆里的科学课”这一优质资源，组织开展好青少年科学教育活动，打出场馆教育和学校教育的“组合拳”，满足广大青少年对科普内容“量”和“质”需求。广州则与少年宫、科普基地、中山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广州医科大学等多方机构合作。在广州全市参与校内课后服务的非学科类机构278家中，引入非学科类机构的学校有1017所，占比78.23%。可见，学校独立承担课后服务有着较大的困难，试点城市开展的鼓励资质齐全、质量高、信誉度好的机构提供课后服务的方式，会成为其他城市的借鉴。

目前课后服务存在的问题

根据《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所提供的思路，课后服务主要内容涉及两大方面：一方面是指导学生完成作业，对学有困难的学生进行补习辅导与答疑；另一方面是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文体、艺术、劳动、阅读兴趣小组及社团活动。基础教育“双减”工作监测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9月22日，全国有10.8万所义务教育学校（不含寄宿制学校和村小学）已填报课后服务信息，其中96.3%的学校提供了课后服务；有7743.1万名学生参加了课后服务，学生参加率85%，其中有71.2%的学生每周5天全程参加。课后服务已经基本实现了城区全覆盖，完成了从0到1的突破。但是受区域政策、优质课程资源匮乏、师资力量不足等因素影响，各地区课后服务的执行标准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课后服务已进入优化探索阶段，但仍面临着一些问题。

学校相关经费不足，收费政策不明朗。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全国“双减”成效调查报告》显示，12.7%的学校反映，课后服务教师补贴没有任何经费保障，该现象涉及73个县（市区）；19.5%的教师参与课后服务未收到报酬；建立课后服务经费保障机制的学校，每课时课后服务津贴平均为57元，各省均值在24元～86元之间；乡村学校课后服务经费来源于财政补助的比例不足20%。外研社向全国发放的调研问卷结果表明，课后服务的经费主要有财政补贴、服务性收费、代收费三类，人均收费较高的辽宁省，全年服务9个月，收费标准仅为人均1800元/年。在课后服务中，收费政策存在被简单化为禁止收费的现象，地方政府和学校在治理“三点半现象”时不能收费、不敢收费。由于学校和教师被“义务性”地要求提供和履行额外服务，学校和教师在探索提供多样化的社会服务功能方面动力不足。

服务不规范不全面。学校还缺少设备和人力等资源，导致课后服务的质量不稳定。因为资源不足，学校或一些机构提供的课后服务通常是基于标准化的方法或模式，无法兼顾到地区或学校的个性化需求。在课后服务时长方面，学校课后服务通常是放学后的2个小时左右，无法覆盖周末和寒暑假，不能匹配家长的工作时间，也无法满足家长的期望和需求。

缺乏成熟的监管和评估。目前，成熟的监管和评估机制尚未建立。这会导致不同学校的服务质量差异较大，即使是相同的学校，课后服务也可能出现质量不稳定的情况。如果是校外机构提供的课后服务，则会存在服务提供商水平不一的情况，甚至出现安全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不断发展，课后服务也发生了从托管监护、应试辅导到服务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迭代和演变。发展到现阶段，出现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是课后服务尚在探索期。“双减”政策的颁布，使学校、家庭尤其是校外培训机构都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学校在开展课后服务工作方面缺少相应的经验和准备；另一方面是教师现有负担重。很多城市普遍存在教师编制紧张、学生人数多的现象。完成日常教学任务和学校安排的各种工作后，再进行丰富多样的课后服务，对老师来说确实存在较大困难。

教育出版社开展课后服务的优势

与教育信息化企业、地方性企业以及寻求转型的教培公司相比，教育出版社兼具学术和教育的双重特征，具有将优质的出版资源、学术资源和教育资源转化为服务资源的独特优势。

首先，专家资源权威专业。教育出版社背靠高校，汇聚了一批教育领域的资深专家和学科带头人，与课程教学专家、教材编写专家、一线骨干教师和优秀教研员等都有着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教育出版社对各学科课程标准、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评价改革以及落实教育政策等各项要求都非常了解而且能落实到位。

其次，更注重品质和口碑。《关于做好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规定，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财政补贴”等方式对参与课后服务的学校、单位、教师给予适当补助。学校课后服务的公益属性一方面有效抑制了校外机构，另一方面影响了校外机构的积极性。与商业机构相比，教育出版社没有那么强的盈利需求，对课程的研发、课后服务的实施、课后服务的后期完善和优化都会有更多的投入。

最后，自身人员综合素质较高。教育出版社一直从事教材、读物等的编写工作，出版社的人员普遍具有较强的综合素质，在提升学业成绩、培养兴趣技艺、开展职业规划等方面都能够提供较高质量的服务。

为此，教育出版单位应该主动结合自身优势，提高站位、统筹谋划，探索多样、有效的课后服务业务，推动课后服务从“有”转“优”，助力基础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时加快教育出版融合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步伐，为教育出版创造新的发展契机。

教育出版社开展课后服务的路径

教育出版社开展课后服务，应在透彻理解和把握国家相关政策、准确分析自身优势基础上，找准切入点。

积极开展关于作业设计的研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指出，2023年，要聚焦学校减负提质增效，持续提高作业设计水平，更加注重“调结构、提质量”，广泛开展优质作业展示交流活动，统筹用好基础性作业和拓展性作业，积极推进智慧作业。只有在校内做“加法”，变革教育教学方法，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才能重塑学校教育质量服务体系。

外研社作为全国大中小学英语教材的主要出版单位之一，首先通过作业辅导这一最大课后需求切入市场。外研社组织了研讨会、讲座、教师培训等一系列活动，探索如何改编、创编符合学习规律、体现素质教育导向的基础性作业。通过设置分层、弹性和个性化作业，减少机械、无效作业和重复作业，协助学校实现精准教学的目的，减轻学生的作业负担。多种策略综合施行，让学生的课内学习和课外学习能够实现良性互动。

开发优质线上教学资源。教育部相关政策明确指出，各级教育部门“要征集、开发丰富优质的线上教育教学资源”“利用国家和各地教育教学资源平台以及优质学校网络平台”向学生提供“高质量专题教育资源和覆盖各年级各学科的学习资源”。2023年2月教育部还正式推出了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将数字资源静态势能转化为教育改革动态势能，为“双减”落地提供基础资源支撑。这无疑是在释放优质数字教育内容采购的信号。

数字产品具有成本低、易复制等特点，也是课后服务代表性企业的必备产品形式。外研社以外研在线四合一云平台、集成硬件外研U学“智能云盒”为载体，构建了软硬一体的英语教学全流程智慧教室，为使用外研版教材的教师和学生提供教、学、评、研、培整体解决方案。这一方案可以满足日常课内教学和课后延时服务双场景需求。简化版云盒作为家庭学习产品，实现教育服务由学校向家庭端的延伸。

笔者认为，教育出版社以素质教育为导向，加大融合出版转型力度，大胆跨界合作，潜心打造精品化的纸数融合型教育内容，不仅可以在传统赛道继续保持优势，还可以创新服务方式，步入增值提质的发展轨道。

从阅读产品扩展到阅读服务。教育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实施方案》，“鼓励学校开设阅读课，要求义务教育学校将读书行动纳入“双减”工作，严格控制书面作业总量，为学生阅读创造空间，并在学校课后服务中开设阅读活动项目”。

在外研社向全国各地的学校、家长进行的“您期望的学校课后服务类型”调研中，47735份有效调查问卷，中文阅读类拓展服务涉及24607个样本，占比58%；外语阅读类拓展服务涉及16271个样本，占比38%。阅读在课后服务中有着较大的市场需求。外研社出版了书虫、大猫、丽声、多维等多个品牌套系的英语读物，并在十多年前就成立了中国英语阅读研究院，在通过英文阅读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实现育人目标上有着较为丰富的经验。在课后服务方面，外研社从“大阅读”理念出发，不仅组织了阿研姐姐讲故事等一系列送教上门的活动，还在广西地区推出了“助力广西小学生素养提升课后服务方案”。该方案针对小学一至六年级学生，将悠游分级阅读读物改编成包含音乐岛、故事屋和戏剧坊3种形式的课程，向学校提供了从阅读产品到阅读服务的全方位课后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