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小说的阅读门径和时代价值

文学是社会变迁的镜像折射，最能传递和反映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五四”前后，冰心、叶圣陶等作家从知识分子启蒙立场出发，创作出了一系列普遍反映社会或人生问题的小说，文学史上称之为问题小说。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赵树理在下乡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每当遇到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够解决的问题，常将其记录下来并转化为写作主题，他自称这类小说为问题小说。其实，问题小说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恰如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所谓：“任何具有社会价值和社会反响的文学作品，都或深或浅地提出一些社会问题”，“广义地说，思想性和社会针对性强的小说，都可以归入‘问题小说’”。

王昕朋近年创作的《漂二代》《北京户口》等小说，则毫无疑问地可称之为问题小说。这些作品以北漂打工者及其子女这一特殊群体为表现对象，以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户籍制度及其背后隐藏的社会福利保障为纽带，详细描绘了当代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对农民劳动力的吸纳和对农民城市化诉求的难题，深刻揭示了“漂二代”内心深处的爱与恨、苦与乐、喜与悲等复杂情感，并试图用文学审美救赎的方式探讨问题解决之道。本文尝试从问题小说的理论视域出发，探讨《漂二代》《北京户口》等作品的阅读方法及其时代价值。

“声音”创作观牵引下，社会现实问题的艺术转化

驱动作家从事创作的深层动机复杂多样，但任何一个胸怀社会民生疾苦、有责任使命担当的作家，都不会做时代的袖手旁观者，而会以“在场者”的姿态切入当下，为时代鼓与呼。王昕朋在《声音——我的文学观》中说：“我认为，文字有声音，文学也有声音，哭的声音，笑的声音，愤怒的声音，呐喊的声音……”

2008年，王昕朋参加国务院研究室“和谐社区建设”课题研究，先后到北京、上海、广东、河南等地走访了几十个社区。社区工作人员毫不例外地提到了社区中的“漂二代”问题，表达了对这个群体的热切关注和关心。此后，他非常关注这个群体，在一些洗车铺、饭店、理发店，甚至在马路上、车站乞讨的人中，时常可见这些孩子的影子。萦绕在他心底的是，这些孩子来自哪里，有何想法，他们是否拥有明天和未来？几经周折，王昕朋终于遇到一个男孩子。有天晚上，他和这个男孩及其朋友们坐在马路牙子上喝啤酒，听他们讲述各自的人生故事。于是，他了解了他们，理解了他们，同时也被深深地触动。他在《感情是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元素》中坦言：“在底层人群的生活样态倾注了大部分的精力和笔力，这也许与我关注各种生存状态中的平民意识，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流露的平民感情息息相关。”

王昕朋小说创作植根于对现实生活的介入和干预，而谈论问题小说必然离不开现代性的发轫及敞开这个宏阔的视域。由“五四”开启的中国现代性是一个复杂曲折的进程，李泽厚将之概括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文化语境，因救亡图存、民族独立的需要，启蒙现代性一度被搁置和延宕，启蒙的任务至今尚未完成。比如，市场经济体制不够完善、城乡二元对立格局尚未打破等，均是其具体显现。这意味着，中国的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现代性”，是一个尚在行进中的现代性，是一个需要继续启蒙的现代性。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了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任务，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这从国家层面续接了启蒙现代性维度。难能可贵的是，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丝毫没有政治说教。他采用的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笔法，没有过多的艺术技巧，也没有华丽花俏的语言。这与赵树理的问题小说创作有着深层耦合。赵树理作为一位“山药蛋派”作家，总能激发起读者的阅读欲望和评论家的讨论热情，甚至被越来越多地置入现代性的讨论之中。从赵二湖回忆父亲的文章中或许能看出一些端倪：“赵树理身上这种‘非文学’的因素比比皆是。他可（以）跟打井队在山里跑几个月。潜心研究水利问题而忘记了写小说”，“到了‘问题小说’的提出，他的文学作品几乎成了解决具体问题的工具，与文学的目的和功能大相径庭了”。这样的以“为农民谋利益”为中心的去功利化写作值得提倡。

研读王昕朋的小说，不必套用通行的审美艺术的现代小说读法，而应从本雅明“作为生产者的作者”的论述角度切入，二者在本质上一脉相承。

城乡二元割裂中“漂二代”身份焦虑的多维呈现

新中国成立后实施的计划经济政策，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制造了城乡之间的差异和壁垒，社会资源优先配置和保障城市，城市统辖并引领农村发展，城乡之间二元割裂的格局日益清晰。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经济得到了盘活、发展红利得到了释放，大量就业机会吸引无数农村剩余劳动力奔赴城市。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达到3758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6.6%。流动人口中，省际流动人口12484万人，省内流动人口25098万人。与2010年相比，流动人口增加15439万人，增长69.7%。从流动方向上看，人口持续向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全国主要城市群集聚。上海、北京等城市10年间人口密度增量均在100人/平方公里以上。常态化的人口迁移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时空方位坐标，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社会交往、思维观念、文化认同等，也对城乡中国内部治理体系构建提出了挑战。英国作家艾伦·德波顿的《身份的焦虑》指出：“新的经济自由使数亿中国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然而，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一个已经困扰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那就是身份的焦虑。”

不同于刘庆邦《家园何处》、陈应松《太平狗》、罗伟章《我们的成长》等记录第一代农民工进城后心酸生存境遇的作品，王昕朋《漂二代》《北京户口》的目光更进一步，关注的是第一代农民工子女，即那些跟随父辈由农村来到北京等大城市打工、创业或生活，却依旧脱不掉农民身份的青少年男女们。这个都市中漂泊的群体，是城市快速发展、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特殊群体。王昕朋参照美国作家索尔·贝娄“挂起来的人”的概念，将之称为漂浮在城市的人——“漂二代”。概括起来讲，“漂二代”的身份焦虑主要呈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家园何在和根在何方的飘零感。“漂二代”幼年即随父母来到城市或本身就在城市出生成长，尽管逢年过节随父母短暂回到老家，但家乡对他们来说仅仅是爷爷奶奶生活的地方、籍贯和户口所在地，这里没有童年、没有玩伴、没有能够勾起回忆的事物，家乡演变成了一个漂浮的能指和空洞的符号。而在城市，他们多数买不起房子，蜗居在或租赁或临时搭建的狭小逼仄的空间中。

其次是户籍制度壁垒制造的身份尴尬。户籍制度是造成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症结所在，表面上看，户口簿仅仅是一张薄纸，但其背后隐藏着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差异。《漂二代》中张杰曾抱怨说，我一听电视里说农民工、外来人口，就赶快关电视，这都什么名词！即便“漂二代”群体中有发展条件比较好的韩可可、肖辉等，但小说中差不多每个“漂二代”都有着不愉快的歧视经历。

包容性发展观引领下，“漂二代”身份焦虑的纾解

早期问题小说的写作大部分“只问病源，不开药方”。赵树理却不然，他坚持把脉问诊，通常把小说当作阐明理想的工具。“一篇作品写出来，成功不成功，除了文学界的反应，赵树理还有自己另外一套评判标准，那就是是否切中了‘问题’的要害，在实际生活中起没起作用。”王昕朋在《感情是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元素》中说：“因而我所关注的底层生活，以及我所持有的平民立场，与其说是在聚焦、关注甚至试图提出问题并最终施以解决，不如理解为我对自身精神焦虑的缓解，是我在生存的平民意识和平民感情的情结摆脱不掉时，援笔而就的价值投向和精神牵引。”这句话颠倒一下次序来理解，似乎更为恰当。他曾以《遇四方面困难？“漂二代”：站直了 别趴下》为题，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探讨“漂二代”的出路问题。同样，他在小说人物身上倾注和投射了“痛苦与不安”的情感，意图揭示“漂二代”的身份焦虑，“引起疗救的注意”，更在于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和路径。

一是个人层面增强主体内生精神的融入自觉。客观来说，“漂一代”的理想是素朴的，进城打工挣钱、返乡盖房娶媳妇；但“漂二代”的理想更加现实，他们向往和渴望融入所在城市，“宁愿在城市漂着，打死也不回农村”是挂在嘴边常说的话。与以往底层书写展示苦难甚或消费苦难不同，王昕朋笔下的小说主人公大都洋溢着主体精神，他们不愿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屈服命运的安排，而是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去抗争、维护自身尊严，拼搏奋斗赢得明天。《漂二代》中的宋肖新，面对黑心房地产商汪光军“假伤门”的打压，高薪招聘天大集团企业代言人的诱惑、羞辱，以及未来婆婆和小姑子冷言恶语的嘲讽，她都没有像李豫生那样迷失自我，被权势和金钱打倒，而是保持了清醒独立的人格，积极追求婚姻幸福和个人梦想。再如肖辉，那个中学时代在床板上黏贴让他又爱又恨的“北京户口”字样纸条的男孩，大学毕业后曾希望找个有车有房、家境殷实的北京女孩，通过婚姻捷径少奋斗一些年。但现实是残酷的，“当初以为娶了个北京媳妇，落上了北京户口，又有了孩子，有了一个完整的家，过上幸福生活了。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他写信勉励弟弟肖祥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

一个人出生的家庭是不能改变的，往往，生长的条件也不能随着个人意志改变，但是，未来是可以改变的……我们数以千万个从农村到城市的农民工的孩子，因为历史的原因，享有不了城市户口。我们没有理由为它而愁苦，而消沉，而埋怨。它所证明的，只是我们的出生，不是我们的未来。只要这样想，就会充满信心，充满欢乐地去生活。

二是社会层面增强市民包容理解的文化自觉。2003年，台湾作家龙应台发表了一篇名为《城市是谁的？》的文章，当时并未引起人们过多的关注。而在今天，我们重拾这个话题，不由得发问：北京是谁的？北京是北京人的北京，还是全国人民的北京？其实，答案不言而喻。一座城市的现代化水平，不仅取决于高楼大厦、车水马龙的物质文明，更取决于海纳百川、包容开放的精神文明。

三是政府层面增强城市开放融合的统筹规划。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北京外来总人口841.8万人，占常住人口总量的38.5%。数量庞大的外来务工人员支撑了北京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北京今天面临的城市移民问题，美英法德等西方发达国家都曾遭遇过，这是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绕不开但必须迈过去的一个坎儿。整体来看，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移民政策从狭隘、保守转向了开放、自由，包容性发展理念为城市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这为北京有效解决“漂二代”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即国家统筹、整体规划、逐步推进，有条件地接纳外来人力和人才资源要素，并给予配套的社会福利保障，逐步破除之前政策中不科学、不合理的部分，缓解人为制造的城乡二元割裂和紧张关系。

统而论之，现代化是一个变动不居、持续敞开的进程。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漂二代”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管理、文化融合、价值观念等多个领域，不可能一蹴而就。王昕朋在《持久方能深远》中直言，当前“‘农民工’的称谓被‘新市民’替代，大城市向他们敞开宽广和无私的胸怀。其中不少‘漂一代’‘漂二代’跻身于各个领域、各个行业，有的事业有成，孩子们也可以同城市的孩子一样享受教育的机会……然而，我发现文化融入还需要漫长的时间，这，就是我仍然在努力用文学反映和表现的推动力”。可以断言，不包含“新市民”的北京是不完整的北京，发展成果不为“新市民”共享的北京是不完美的北京，我们憧憬并期待一个开放包容、多元共生的国际性、现代化大都市早日建成。而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和历史的”文学评论标准来讲，一部优秀的作品不仅要深刻揭示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更要站在时代制高点上预示其未来走向，以便激起底层群众奋斗的热情和拼搏的希望。这恰恰也是《漂二代》《北京户口》等问题小说的阅读门径和时代价值之所在。

作者系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博士后、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