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程、使命、样态：三重视域下的“中国式现代化”

[摘要]概念因语境的不同而生成出不同的面相，从而有了差异化的价值旨向与语义内涵。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场由先进政治力量引领的、最广大价值主体参与的并对人类文明产生深远影响的社会革命，兼具了“进程”“使命”“样态”三种面相。基于民族复兴视域下的中国式现代化表征为一种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与“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进行深刻转变的历史进程；基于百年大党视域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凸显现代化是其内生性使命，从而形成独特的价值追求、独到的话语系统、独有的实践方式；基于人类文明视域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则体现为一种超越西方、富有包容力的现代化样态，从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确立。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民族复兴进程；政党使命；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245（2025）01-0009-08

DOI：10.19499/j.cnki.45-1267/c.2025.01.002

“何为中国式现代化”，这是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脉络、历史经验、基本特征等问题的根本性前提。随着中华民族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与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这一论断表明了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方向性质、独特的民族属性、高远的全球意涵。因此，基于民族、政党、世界的三重视域下透视“何为中国式现代化”，既能多维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质内涵与立体面相，又为深化现代化道路的规律性认识提供学理支撑。

一、发展进程：民族复兴视域下的“中国式现代化”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人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为此，“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2]1469。基于此，中国式现代化是带有目标指向（即实现民族复兴、文明再造、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经过长期的艰辛探索，实现了由无序混乱到有序整合、由被动依附到主体自觉、由模糊认识到系统谋划的历史性转变。

（一）由无序混乱到有序整合

“发展经济要有一个稳定的秩序，中国搞经济不能乱。”[3]332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初期之所以带有无序性、迟缓性、间断性的特征，是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下的中国面临主权和政体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表露于以地主阶级崛起为特征的洋务运动，始后西方势力的不断压迫与辛亥革命等后续社会革命对于传统政治体制的致命摧毁，形成了以政权更迭为特征，以“政府权威缺位、有效治理缺失、顶层设计缺乏”为实质的国家治理困境。因此，在当时探索属于自己的现代化之路进程上，无法凝聚有效的社会共识，无法形成强大的改革合力，无法做出具有前瞻性、时效性的决策判断与战略规划。在这种特殊的政治境遇下，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乃是近代中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前提。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构建共同的国家认同意识。“战争（编者注：指甲午战争）的一方日本这时已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而作为另一方的中国，它的政府和人民基本上是各行其是的实体”[4]。甲午战败，唤醒国人“四千余年之大梦”。不少仁人志士开始反思旧有的“夷夏”观念，并踏上构建时代性的民族国家观念之路。从维新先驱突破原有的“天下中心论”，肯定、宣传外来文明的积极之处，一定程度上改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维定势，到梁启超首提“中华民族”之概念，孙中山“五族共和”与“民族主义”思想的不断阐发，再到“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5]与“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6]可以看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民族概念与国家认同意识不断生成，并经抗战的爆发与新中国的成立不断加速传播与普及。在历经百年后，最终上升为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核心的民族认同感。

2.探寻符合国情的政治体制。寻求政治体制的变革肇始于“中体西用”为指导的洋务运动，经过戊戌变法后，进程愈发加速。先有效仿日德的君主立宪制，后有责任内阁制、总统共和制、议会民主制等各色方案在中华大地轮番上阵，但由于方案自身的“水土不服”、领导阶级的阶级属性以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本背景，不会也不可能完成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的逐步壮大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政治体制变革有了新的主导力量与范式指引。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权”“三三制”，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再到以根本制度、重要制度、基本制度为有机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求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独有的制度设计能力和实践把握能力，反映的是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从无序摇摆到蹄疾步稳的良好转变。

3.打造良性互动的社会治理机制。实现稳定有序的社会治理机制是社会形态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其内容包括中央权威的正确彰显、政民关系的稳定良好、社会秩序的有序建构。早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之所以带有很大的迟滞性特征，除了封闭性的小农经济仍占经济形态主导，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角色的缺失以及中央权威的“不在场”。虽不乏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等人进行的“乡村试验”，但收效甚微，没有触动社会治理现状之根本。而后，随着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党建在基层治理的权威统摄与全面嵌合，中央权威得以在全国鲜明彰显。同时，中国共产党深厚的阶级基础，与广大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相互支撑、相互信赖，从而使党群关系、政民关系获得历史性改变，最终造就“社会长期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的两大奇迹。

（二）由被动依附到主体自觉

长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先发优势，一定程度上垄断了“什么是现代化”的“解释权”。广大发展中国家陷入“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话语陷阱，并在思维模式、实践行为、价值取向方面对西方亦步亦趋，造成国家政治、经济、文化较强的对外依赖性。自近代中国被迫开展现代化进程后，政治上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不平等条约、武力侵略、复制代理人等方式竭力使近代中国“臣服于”其确立的不平等世界秩序之内。经济上则是经济形态的落后与现代工业的薄弱。近代以降，沿海地区虽有一定的以轻工业与服务业为内容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但从全国而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仍占主导；同时，中国的工业产品自给率非常低，只有“丝织品、植物油、火柴、卷烟、针织品等可以自给，其余无一可以自给”[7]259。文化上，传统文化受激进主义影响，得不到正确的审视与整理，甚至提出了走“全盘西化之路”的错误主张。

由此观之，在现代化大潮中如何保有、光大自身文明的主体性与文化的独特性，是中国探索自身现代化道路必须回答的“时代之问”。早在1921年，梁漱溟发表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通过分析印度、西方、中国三种文化的异同，承认东西文化间的差异性，并强调：“无论走多久，也不会走到那西方人所到达的地点上去的！”[8]而资本主义文明弊端的日渐显现，更是表明模仿与崇拜西方发展道路不是正确之策，而应结合自身情况勇于创新，打造有别于以往的发展之路。正如李大钊所述：“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9]20世纪30年代后，有关“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的争鸣更是把这一问题思索引向高潮。例如，《申报月刊》于1933年7月所推出的特辑，共刊登10篇短论和16篇专论，专门围绕“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现代化所采取的方式”等问题进行论辩[7]293。同时，以章士钊、杨明斋为代表的有识之士亦在有关报刊上撰明“以工立国”与“以农立国”的利弊得失。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并逐渐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指导思想，中华民族文明的主体性得以科学把握并不断提升。一方面，坚持以继承而非割裂的态度对待自身的历史文化。中华文明具有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其连续性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要走自己的路。若在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抛弃“根脉”，则丧失“精神家园”，质疑甚至否定已有的发展成就与发展道路。另一方面，“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并非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互相成就、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中华文明的灿烂成果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能夯实自身现代化道路的文化底蕴，从更广阔的文化空间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10]，表明了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文明所独有的价值取向、思维观念、精神特质能够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生命力与形成向心力。

（三）由模糊认识到系统谋划

系统构想、阐发现代化建设的建设规划、发展方略对于走好现代化之路至关重要。以洋务运动为主要事件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受限于思维固化与出于维护统治阶级之目的，没有及时跟进世界现状及对现代化进程作出系统谋划。因此，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可在一定程度上视为是“防卫性现代化”[7]220。

在民族危机加深与现代化实践展开的双重背景下，现代化的谋划进程历经“初步设想”到“系统谋划”再到“全面协同”。以维新人士提出的《应诏统筹全局折》便是“初步设想”的主要代表，强调以日本维新为榜样，通过革政制、设新局、兴实业，以达到“革旧图新，以存国祚”之目的。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则使中国的现代化规划迈入“系统谋划阶段”。其中的“实业计划”通过阐述八大方面和六大计划强调发展实业是“中国存亡之关键”，并首次提出包括高原在内的铁路规划。同时，在《建国方略》内系统阐发“军政、训政、宪政”为内容的政治现代化思想以及建设现代化的国民素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纲要》的出台，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工业、农业、交通业的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撰写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在吸收了孙中山“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的思想精华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提出构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并提出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11]。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12]329的社会现实，有必要增强各领域发展的协同性、前瞻性以调动各方力量，实现社会整体面貌的加速跃迁。毛泽东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式上强调：“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2]350而后，“一五”“二五”“三五”计划以及《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等发展规划（计划）的擘画与实施，更是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规划迈入“全面协同阶段”。改革开放后，运用党代会这一“权威之场”聚焦、擘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前景、战略步骤、重点任务更是应有之义。一方面，党代会每五年召开的“时间节点”提供系统总结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经验、主要成就的“场域契机”。及时将现代化实践过程中的新鲜经验提炼为全党共识与理论概括，使全党、全社会紧跟国家建设的发展动向并激发前进动力。另一方面，在党代会上以大会报告的权威文本系统阐述下一阶段的工作重心、发展重点、战略安排，能够凸显现代化建设未来路向的科学性、前瞻性与价值性。以党的十二大为例，作为改革开放后首次召开的党代会，大会郑重发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提出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由一九八〇年的七千一百亿元增加到二〇〇〇年的二万八千亿元左右”[13]，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过程将取得重大进展”[13]，并在经济、政治、文化、外交、党建、法治等不同领域作出系统而又详实的部署。由此观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通过“党代会+五年规划”的形式即党代会明确主要目标、发展阶段、重要原则、实施战略为现代化建设锚定方向，后通过编制五年计划（规划纲要）具体化、量化各领域战略安排，为下一阶段提供经验参考与成效反馈，从而在顶层设计层面实现现代化进程连续性与阶段性的有机统一。恰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14]

二、独特使命：百年大党视域下的“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建立近百年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就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5]822中国共产党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领导核心与政治主体，在汲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团结带领人民实现“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1]。基于此，“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使命，必然与认知主体对使命的价值定义、话语阐释、行为体现紧密关联。而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后探索出一套独特表征“中国式现代化”使命的价值追求、话语系统、实践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