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明话语变迁中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生成

[摘要]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不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也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而奋斗。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中华文明主体性遭遇重大挫折之时应运而生，开启了自主探索社会主义文明的新征程，为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重要基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明确社会主义的文明指向”“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多元文明的横纵拓展”到“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话语流变，其文明内涵与文明意蕴在实践推进中不断扩展与深化。明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脉络，探寻其历史逻辑有利于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宝贵经验、深化拓展文明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跃迁认识，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强国提供科学指引。

[关键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式现代化；历史生成

[中图分类号]D6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245（2025）01-0038-08

DOI：10.19499/j.cnki.45-1267/c.2025.01.0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21VSZ066）；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大变局中的中国道路”（21JHQ024）。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1]“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标识性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的前瞻意义和指导意义，这一文明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创造的立国情之要、应时代之需的民族现代文明。要把稳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正确方向，就不能不探究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生成，把握文明开新与再塑历程，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汲取前进的智慧与力量。以文明话语变迁为视角，坚持以大历史观追根溯源、正本清源，系统梳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脉络，对于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宝贵经验、推进和拓展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明确社会主义的文明指向”

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被迫将自身置于中西视界与框架中加以检证与评判，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谋求文明新生与文明救国成为当时的时代主题。这一时期呈现出复杂多元的思想景观，各路思潮相互激荡，孕育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原初设想。置身于现代化洪流和时代巨变之中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文明”的剖析和对“新文明”的探寻已然突破历史的羁绊，超越了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甚至是全盘西化的错误思潮，既发现了源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合理性及其现代性之殇，又确证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意义，同时把“社会主义的文明”看作“中华新文明”建设的目标指向，在探索建设“文明先进的中国”中试图构造自己的现代文明，深刻地诠释了超越西式现代文明和中华传统文明的文明探寻，为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描绘了未来的文明图景。

（一）在比较中西文明中探寻构造“融会中西文明”的美好构想

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文明凋敝，面对“中华文明究竟往何处去”的问题，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从社会结构与思想文化深处反思传统以寻找文明救国之路，基于“中西方文明固有之弊端”，选择“再造文明”，在中西文明比较中逐步推进对现代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另辟蹊径寻找到了“第三之文明”。一战后，西方现代文明的固有矛盾暴露无疑，物质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割裂、经济的繁荣与精神的贫困、自我的膨胀与他者的漠视、技术的僭越与野蛮的扩张等，不禁引发了中国先进分子的怀疑与反思。李大钊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2]565。瞿秋白认为，东方文明是“东方民族之社会进步的障碍”，西方文明是“人类文化进步之巨魔”[3]。陈独秀强调帝国主义文明“侵略”“野蛮”实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军国主义”“金力主义”给世界造成了深重灾难，到了要抛弃的时候了[4]。对此，他们试图对中西文明取长补短、共同铸成兼具二者特质的新型文明。李大钊以开放的视野和包容的胸襟提出了“调和中西文明”的现代性方案，指出：“现代之文明，协力之文明也。”[5]他预言人类必将“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2]574。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对这种“中华新文明”作了更为清晰的表达，即“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6]。这种新文明不仅包括既有文明所固存的基本特质，还增添既成文明所不具备的新内容，指明了中华文明的出路不在于崇古复古，也不在皈依西化，而是通过中西文明调和使“新文明”兼具民族性与时代性，以期为世界文明作出贡献。但这种“调和中西”的文明建构方式依旧秉持“以外释内”的思维方式，尚未触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本质，并非文明转型的科学准则。

（二）在窥见文明曙光中指明建设“社会主义的文明”的具体方向

十月革命的爆发，为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为寻求“文明救国”之路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带来了人类“新文明之曙光”[2]572，指引了社会主义文明的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文明演进规律的阐述、对资本主义文明资本逻辑绝对权力的揭示以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现载体的指明极大震撼中国共产党人。由此，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文明”的认识更为深入，由“调和中西的现代文明”具象化为“社会主义的文明”，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认识和思索已拥有一种崭新的视角：社会主义文明是中国现代文明发展的唯一道路。李大钊率先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开启了用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华文明以主动而非被动的姿态探索现代化历程，在《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解读》等文章指明了中国所等待的应是第三种文明即社会主义文明的创立。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阐发了创造“第三新文明”的必要性以及基本特征。“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7]毛泽东指出，“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8]，要“另辟新路”以马克思主义建立新文明，包括兴办文化书社、组织“游俄队”赴俄考察等举措，向俄国深入学习。可见，在毛泽东看来，俄国的新社会乃是新文化、新文明的初步架构。瞿秋白认为社会主义文明乃是人类最理想的文明，将“第三新文明”具体明确为“社会主义的文明”，而且是含纳经济、政治、艺术、文化和生态等多元文明要素的新文明。他坚信这种物质、政治、精神和生态四方面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文明可以通过热烈的斗争和光明的劳动得到，并进一步提出这一文明须通过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来实现。届时，人类将进入一个真、善、美完全统一的世界。概言之，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探寻到了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指引的文明发展方向，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场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现代文明，怎么建设现代文明”之问，确立了中国要学习俄国，为民族复兴和文明救国而奋斗的矢志目标，标志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探索之路有了科学的文明指向。

（三）在复归文明主体中勾勒建立“文明先进的中国”的主攻方向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实践探索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与党的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在同各种反动力量的斡旋中不懈追求“文明国家”，力图建立与中国实际、时代要求相符的社会主义文明，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文明观的第一次建构。一方面，党破除中华文明抛弃论，提出中华文明继承论，强调建设创造新文明不能“割断历史”。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对中华文明进行了深刻的解读，倡导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实现文明的深层变迁，提出了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方法承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这一份珍贵的遗产”[9]534，以高度的文化主体性指明辩证扬弃的具体要求，由此为建立一个新文化引领、文明先进的中国厚植历史底蕴。另一方面，党指明了新文明的社会主义方向，描绘了建立“文明先进的中国”的蓝图。毛泽东明确指出新文化“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9]480，开辟了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构造现代文明的新路径。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勾画新中国的蓝图时指出：“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9]663为了实现这一文明愿景，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旨在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新中国，与旧社会、旧中国毅然决裂，包括在政治、经济上革除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的残留，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早在指导湖南农民运动时，毛泽东就提出14条措施要求以新文明改造和建设农村[10]；延安整风运动以新鲜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文风取代党八股。诸如此类，为建立文明先进的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由此观之，建立“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彰显了革命时期渴望打破旧文化桎梏，建设新文化以实现救国愿望的深沉文明追求，乃是立于一定文明实践的文明构想，诠释了中华民族对于构建现代文明的殷切希望。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新文明”尚且只是在“文明救国”语境下所构建的理论阐释，还未经由文明实践实现理论跃迁，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基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反思与社会主义文明的美好构想基础之上所畅想的民族现代文明。在不同思潮互为激荡与现代化洪流裹挟之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文明”的构想已发生了从“调和中西的现代文明”到“社会主义文明”的蜕变，出现了从自发到自为、从拿来到取舍的思维转型，指明了建设社会主义文明这一光明前景，回答了文明救国的内在要求以及实践路径等问题。自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伴随现代化的历史生成出场，绘就了更为壮丽的现代化文明图景。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新兴人民政权的建立、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解决以及国民经济的恢复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了根本的社会条件。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深刻指出，中华民族要“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11]。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成为当时的时代主题。立足于一穷二白的社会现状，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中华文明史上全新的现代化实践篇章，从“改造”和“建设”两端同时发力，回答了新中国如何建设新文明的问题，树立了社会主义文明新风尚。同时，坚定文化主体性，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明，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演进奠定了政治前提、物质基础、文化根基和社会风尚，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雏形由此生发。

（一）确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国体与政体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求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由人民共享文明发展成果。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根本政治制度的政体，包括国家的领导核心、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军事领导机关和多党合作制度。毛泽东在吸纳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基础上，创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12]1475，从三方面阐释人民民主的基本含义。一是实行民主制度，保障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权，保障人民选举权；二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即人民自己的政府；三是用民主的方法让人民自己教育和改造自己，从而脱离内外反动派与旧社会影响，真正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民主。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协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人民政权形式，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召开各级工农代表大会，抗日战争时期有参议会和区乡人民代表大会，新中国成立后由第一届人民政协代行全国人大及其常设机构职权，最终通过宪法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定下来。从“农民协会”到“人民代表大会”的逐步演变诠释了党对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充分自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13]通过变革政治上层建筑，确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政治领域集中表现的社会主义性质国体与政体，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确立奠定了根本政治基础。

（二）明确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经济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百废待兴，粮食、钢铁、机器等物资远远不足，难以满足人民生活和生产需求。针对物质文明匮乏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大力改造旧经济、建设新经济，旨在建成一个具有现代经济的工业化国家。一是对旧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实施互助合作、没收资本等方式有步骤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三大改造，从而在经济方面开始全面向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推进，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二是将工业化作为社会主义新经济的核心支撑。毛泽东对工业化高度重视，多次强调其在现代化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提出了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12]1437的思想，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实施，各项工业化建设也由此展开。党的八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的战略目标，《论十大关系》指明了工业化建设的方向，《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凸显了工业化的重要性。1964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4]的战略目标。这“四个现代化”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新道路，彰显了工业化支撑下的多元现代化要素，指明了文明发展的现代化方向。由此初步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与国民经济体系，工业化基础不再是一穷二白，“两弹一星”等尖端科技领域持续突破，中华大地实现了旧貌换新颜的深刻改变，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