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青年思想的出场逻辑

[摘要]高度重视青年工作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百余年来不断发展壮大的宝贵经验。毛泽东青年思想的出场逻辑，在大跨度视野中深刻揭示了青年成长发展的历史背景、青年理应肩负的光荣使命和青年价值达成的根本路径，从时代逻辑、主体逻辑、实践逻辑三个基本向度全面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关心爱护青年、培养造就青年的优良传统。作为中国共产党青年思想的重要内容，毛泽东青年思想论述了青年工作的一般规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的本质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历久弥新、熠熠生辉，对新时代青年工作具有重要借鉴和指导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青年思想；时代逻辑；主体逻辑；实践逻辑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245（2024）01-0026-06

DOI：10.19499/j.cnki.45-1267/c.2024.01.005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习近平关于历史自信的重要论述研究”（22CDCJ16）、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重大项目攻关创新阶段性成果。

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大视野看，始终将青年工作置于突出位置，是党基于推进社会革命、巩固国家政权及实现长期执政目标等系列考量作出的科学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要求“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1]71。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中国发展要靠广大青年挺膺担当。”[2]注重从党的历史上汲取丰厚滋养、增强工作主动性和预见性，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法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伟大领袖，毛泽东依据时代主题、青年责任和实践要求，创造性地阐发了系列关于做好青年工作的思想观点，夯实了中国共产党青年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历史根基。毛泽东青年思想的出场逻辑深刻揭示了青年成长发展的历史背景、青年理应肩负的光荣使命和青年价值达成的根本路径，从时代逻辑、主体逻辑、实践逻辑三个基本向度全面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关心青年、引领青年、成就青年的优良传统，对于做好新时代青年工作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时代逻辑：揭示青年成长发展的历史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3]237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主题，每个时代的主题又预设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社会实践的根本任务和最终目标。能否精准把握青年发展规律、指引青年成长成才，能否在主观与客观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中以系统科学的思想体系凝聚青年共识进而引领青年共同奋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必然面对且必须回答好的“时代之问”。

以大跨度的历史视角来看，毛泽东青年思想既不是悬置于空中的虚幻楼阁，也非绝缘于历史场景之外的理念演绎，而是马克思主义青年观在中国的民族化、时代化、具体化，是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毛泽东从来不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看待青年问题。就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而言，他一贯主张在具体历史境况之下、在一定的历史范畴之中论述青年问题，恰如他在1942年3月阐释“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时所强调的那样，既要分析明白问题发生的“时间”和“空间”，还要把研究对象视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4]400去看待。这说明，毛泽东是主张在点面结合的辩证统一中把握研究问题的。其中，“点”与特定的时间、空间坐标相对应，“面”是“点”的延续和集结，同时也是更大历史视域中的“点”，这体现了辩证法与历史观的有机衔接。实际上，无论偏重个体考察青年毛泽东本人关于历史问题的一般性认识，还是梳理他对中国革命、建设时期青年工作的总体性阐发，都是遵循着特定的时代逻辑且以时间为基本坐标渐次展开的。

与那种抽象谈论人性或人的本质的论调截然相反，马克思主义将人视作能够进行自我创造的主体性存在，强调在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基础上探讨人的能动作为及价值体现。马克思曾确切地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5]501毛泽东在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批判当时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时也强调：“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6]282以上论述深刻地表明，人不可能在来到世间的那一刻就是坚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者。类似于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实践中实现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那样，青年时期毛泽东的历史观也经历了从唯心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转向的过程。如果以时间为线索考察，可以发现，青年时期是毛泽东历史观发生剧烈变化的关键阶段。一方面，走出韶山来到东山高等小学堂后，毛泽东出于对未知世界的渴求，广泛涉猎了诸多西方的启蒙思想。另一方面，受到了如火如荼的中国革命环境及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影响。应该说，内因与外因彼此交织，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在实践基础上双向互动，最终促成了毛泽东的这一转变。

近代以来，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构成了毛泽东青年思想最基本的出场语境。如前所述，一定的时代背景不仅是外在于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且制约和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主要矛盾、道路选择和发展趋向。犹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揭示的，在资本逐利本性的驱动之下，随着资产阶级的血腥侵略和野蛮扩张，东、西方之间地理上相对隔绝的状态最终被打破，这场赤裸裸的暴力博弈最终造成了“东方从属于西方”[7]，古老的中国也“被裹挟到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命运中”[8]。客观而言，在探索契合自身民族特色、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世界上很少有像中华民族这样经受如此磨难又在危难之际绝处逢生的。1939年5月，毛泽东在面向青年群体的讲演中阐释中国青年运动的方向时专门强调，希望青年“把五十年来的中国革命经验研究一下”[9]569，并指出中国几十年革命之所以未能达到目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敌人的力量，即“帝国主义（这是主要的）和封建主义的力量太强”[9]564。1949年6月，毛泽东再次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节点回顾“求进步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梦”的艰辛历程，并结合自己青年时期的实践经历分析指出“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总是不能实现”，在帝国主义殖民掠夺和封建专制统治的双重压榨下，“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10]。

基于这样的社会现实，毛泽东指出，由于中国“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因而中国所要经过的“历史必由之路”首先是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9]558-559。在此历史进程中，五四运动是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国青年在五四运动中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特别是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全民族抗战由此拉开序幕，中国国内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内部矛盾相对弱化并居于次要地位，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社会矛盾。为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鼓励青年继续与工农紧密结合开展革命斗争，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的撰文中发出了“全国青年们，努力啊！”的号召，并指出“全国的青年和文化界”对于争取抗战胜利“负有大的责任”[9]560。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在总结党领导的青年团工作时高度肯定青年在革命中取得了“很大成绩”，并提出没有青年中国革命就不能胜利[11]276。

综上可知，毛泽东青年思想的历史基因、理论旨趣还是具体指向、实践关怀，均立足于特定历史环境和实践阶段之上。毛泽东青年思想所赖以孕育、生成、发展的时空界域，既建构起了中国共产党青年工作的时代之维，更揭示和联结了青年成长的现实通道，体现了青年成长诉求与时代发展需求的有机融合。

二、主体逻辑：阐明青年理应肩负的光荣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指出：“中国的未来属于青年，中华民族的未来也属于青年。”[12]并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中继续强调：“必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3]28这充分表明，青年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全局工作的重要一环，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希望，预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未来，与中华民族的自信、自立、自强息息相关。青年工作关乎党的事业薪火相继，关乎社会主义国家长治久安，赢得青年，就是赢得未来。

毛泽东青年思想的主体逻辑，主要围绕青年工作的“定性”“定位”“定向”三个层面展开。其中，关于青年思想的“定性”问题是基础，关于青年思想的“定位”问题是前提，关于青年思想的“定向”问题是关键，三者层层递进、步步跃升、逐级衔接，有力论证了青年工作的规律性、革命性、发展性等特征，深刻指明了青年理应肩负和践行的光荣使命，形象诠释了毛泽东青年思想尊重青年、领导青年、成就青年以及立足于青年特征、着眼于青年定位、致力于青年发展的主体逻辑。

第一，毛泽东青年思想的主体“定性”。这里所谓的“定性”，是指毛泽东关于青年自身特征及青年工作规律的总括性认识。青年具有不同于其他年龄阶段的生理特征、心理特质和社会需求。正如毛泽东在1953年6月所强调的，“青年就是青年”“青年人和成年人不同，女青年和男青年也不同”，因此，青年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否则“就会脱离群众”[11]279。当然，强调青年群体及青年工作的特殊性，并不是否认青年与其他社会群体、其他生命阶段的相互关系，也不意味着将青年完全隔离于社会有机系统之外。因为作为社会的存在物，无论哪种社会形态或哪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个人与社会始终是内在统一的。毛泽东主张照顾青年成长的个性特征，既充分信任青年又严格要求青年。毛泽东提出，为了保护青年一代更好成长，“新中国要把方针改一改，要为青少年设想”，“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娱乐、休息、睡眠，这两方面要充分兼顾”。他还以三国时代的周瑜为例，强调给予青年更多关怀和机会，“要充分相信青年人，绝大多数是会胜任的”，“这样做，基本方向是不会错的”[11]277-279。毛泽东既看到青年是在党的领导下大有作为的群体，“青年人不比我们弱”，同时又强调，由于缺乏实践历练，青年的发展成才不会一步到位，“威信是逐渐建立的”，“小伙子刚上台，威信不高，不要着急，不受点批评不挨点骂是不可能的”[11]278-280。总之，毛泽东青年思想的主体“定性”，是构筑于科学规律基础之上的，既强调“厚爱”又不忽视“严管”，既理性审视青年自身不足又呼吁搭建青年发展平台，在青年主体认知上体现了认识论与实践论的高度契合。

第二，毛泽东青年思想的主体“定位”。这里所谈的“定位”，是指毛泽东青年工作的着眼点，或是说毛泽东是从何种意义上、在哪种大局下谋划和推动青年工作的问题。毛泽东不是在单一角度或是以狭隘的眼光就青年工作片面地阐发零散的思想，恰恰相反，他始终站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大局来思考和论述青年工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尽管时代任务有所差别，但毛泽东关于青年工作的“定位”是一以贯之的。譬如，1938年3月，他在《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中赞扬陕北公学同黄埔军校一样表现着一种朝气、代表着一种倾向，鼓励同学们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4]104；1939年5月，他在《抗大三周年纪念》中指出抗大是“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的，认为“抗大今后必能继续有所贡献于国家、民族与社会，因为它还要造就大批年轻有为与进步革命的学生”[4]187。在毛泽东看来，只有完成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这一历史任务，中国才能建立起自由平等的民主共和国。因而，作为中国革命事业的有生力量，中国青年以及青年工作唯有融入这个大局并在大局中找到正确“方位”，青年才能真正实现其自我意义。新中国成立后，青年投身崭新事业的热情空前高涨，毛泽东称赞青年是“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的，他要求各地党组织认真研究青年特点，要“特别发挥青年人的力量”[11]466。

第三，毛泽东青年思想的主体“定向”。这里所说的“定向”，是指毛泽东关于青年工作方向性的本原界定，也是毛泽东青年思想最关键的核心内容。具体而言，毛泽东强调青年工作必须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也构成了毛泽东关于青年工作论述的主旨要义和根本前提。1938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三大队开班典礼上发表讲话指出：“我们在政治上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从政治上说，从精神上说，我们是彼此贯通的，是相识的。”在抗日救国这个“全国的全中华民族的宗旨”之下，抗大“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4]116。次年，毛泽东在谈及模范青年“真正的政治道德”时又强调，青年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来坚持这个政治方向[4]191。历史和实践表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这样的政治方向才是具体的、有价值的和可实现的。就如毛泽东在总结“一二·九”运动的意义、揭示中国共产党与“一二·九”运动的关系时所指出的：“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4]256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后，针对当时国内教育领域的情况及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特别重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仅指示“每省要有一位宣传部长、一位教育厅长亲自抓这项工作”，而且要求“党委应当指导青年的思想，指导教师的思想”[13]。这表明，尽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探索阶段的内容各有侧重、表述也不尽相同，但究其根本，毛泽东青年思想的主体“定向”问题，首要的、前置性的一个条件就是“政治性”，这充分展现了毛泽东作为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智慧和战略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