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研究的新进展

[摘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提出引起了学术界的浓厚兴趣与高度关注，迅速成为研究热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基于这一特殊背景，学术界展开热烈讨论，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学术界主要从时间节点、内涵、未来的走向等方面开展研究，呈现了许多新的特点，有助于我们认清“两个大局”的关系，进而找准并全面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时代坐标。

[关键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发展；中国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245（2024）03-0006-06

DOI：10.19499/j.cnki.45-1267/c.2024.03.002

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回国参加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的全体使节时的讲话中提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全面深刻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顺利实现伟大复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具有深刻意义的重要会议，就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作了深层次的阐释，并首次以党中央名义作出了应对变局、开辟新局的顶层设计，针对中国在大变局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供了新的中国方案，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笔者收集整理了2020—2024年来国内学术界的讨论，发现研究的聚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间节点、内涵等有新的阐述；二是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呈现的新特点进行多维考察，提出了新的观点；三是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研究的新趋向进行预判。本文拟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的该领域研究状况进行梳理，以宏观把握当前的学术动态，推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研究的深入发展，找准并全面把握新发展阶段的时代坐标。

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研究的基本概况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在中国知网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主题搜索的学术论文有四百多篇，硕博士论文五十多篇，涉及众多交叉学科等领域。这些论文、研究成果的数量呈增长趋势。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研究主题的专著（编著）有詹世明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非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左凤荣教授主编《世界百年大变局》（湖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出版）等二十多部。这些学术成果大多数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角度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行了阐释。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题有关的研讨会也屡见不鲜，如2023年11月由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大变局下的大国关系与地区格局”的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从各自研究领域对大国关系、大国与地区互动及地区合作前景等话题进行研讨。2023年3月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时代中国开放经济安全”的研讨会上，与会学者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经济安全的内涵外延都有新的扩充，这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安全、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的议题。当前，世界格局发生极大的变化，这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处的外部环境与国际条件发生了变化，也是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进程中所参与、影响的世界历史发生了变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立足新发展阶段在深刻分析了国内外环境后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引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实际上也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历史意义作出新的理解。

综上可以发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学术界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讨论更加热烈，相关主题的研讨会更多，且主办研讨会机构级别更高、规模更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学术界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突出地表现为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研究涉及的主题趋向一致。

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研究的内容聚焦

从已有的研究看，学者们普遍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对当今社会的一种判断，我国环境正面临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中国在应对大变局中应该作出应有的对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研究的内容主要聚焦在以下三点。

（一）深刻理解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百年”及基本内涵

如何科学理解和准确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百年”所涉及的时间范围以及丰富的内涵，是这一领域学术界研究的焦点之一。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论断，实际是对当前世界大势和潮流发展方向的一种判断。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在如何看待世界经济、政治、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等各行各业已发生或正在酝酿的巨变上，学术界初步形成了一些共识。

1.“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百年”已有共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之前，关于“百年”所涉及的时间，学术界讨论较多但是没有统一的提法，主要涉及六种观点，其中比较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观点是认为“百年”是一种泛指，而不是具体的一百年或者一千年，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历史进程[1]。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后，根据新的定位，学术界关于“百年”的时间争论减少，普遍认为不能以具体的时间来看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有的学者认为仅仅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现象来看待这个时间局限了眼光和思维，只有从本质和规律上看问题才能根本上理解这个时间[2]。赵磊认为当前各种大事件、突发事件频发，变的历史周期不是五十年，不是百年，而是五年、三年，甚至是每一年[3]。

目前，学术界关于时间节点的范围讨论变少，学者基本形成共识，且从2023年、2024年的学术界讨论看，学者普遍聚焦的问题不再是“百年”的时间范围而是大变局下的国际国内现状、问题、对策。如金灿荣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六大新趋势》（《人民论坛》2023），重点阐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几个发展趋势；韩喜平、李卉青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弘扬工人阶级斗争精神——重读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23）提倡大变局下要发扬工人的斗争精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召开，为学术界聚焦新的热点讨论、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的基本国情提供了方向。

2.通过多种角度阐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有学者认为全球局势的不稳定冲击着世界政治的百年格局，如熊杰认为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为封闭性的世界政治格局带来冲击[4]。张媛媛通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特征来理解其内涵：世界格局的“东升西降”、力量的“南升北降”、新科技力量的加速发展等[5]。陈宗海从世界格局变化、科学技术革命、人类发展出路等不同角度阐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丰富内涵[6]。吴波等人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变，主要表现为世界权力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7]。刘爱玲从时间、空间和社会范畴解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8]。

可见，学者普遍认为国家间的综合实力较量日趋复杂，一批新兴国家的崛起影响着世界格局的演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阐释角度多样，但是其核心是国际秩序的深度调整、国际力量对比变化以及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

（二）辩证分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机遇与挑战

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众多学者思考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变化，对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作出了辩证分析。

1.“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发展有极大的机遇。有学者结合“两个大局”的辩证关系、中国影响力上升、经济总量大等因素论述机遇。如王晓泉认为进入21世纪，中国在科技、地缘经济和政治影响等方面的优势日益显现，这是中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赢得机遇的重要保障[9]。刘明明认为“许多西方学者肯定了中国道路，认为在大变局中中国引领社会主义的复兴，如果说苏联是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旗手，那么21世纪社会主义的希望无疑在中国”[10]。段光鹏倡议中国要积极把握大变局的宏观态势中蕴含着的大作为发展机遇，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清醒认识我国的历史方位和国际影响[11]。唐爱军认为“我们应当要用好力量转移带来的导向变化的战略机遇期，积极主动构建中国话语和价值观体系”[12]。陈和香客观审视了百年变局下中国的“机”与“危”，从新旧力量深度博弈和正在兴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综合认为这是危机并存的一个过程[13]。

由上观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来大多学者从宏观的角度分析中国发展的机遇，同时着重从国内的制度、物质经济基础雄厚、市场空间、推动高质量发展等优势入手展开研究，得出当前我国发展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因此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把握新的国内国际发展机遇的结论。

2.“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遭遇的风险挑战不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种大态势，机遇与挑战同时存在。辛向阳认为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有新的表现，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14]。杜黎明指出过去百年，世界经历了从战争走向和平，两极争霸到一霸多强的风云变幻[15]。江时学认为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利用其强大的综合国力，制定了许多对己有利、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的国际规则[16]。陈和香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围追堵截将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与发展。[13]

总而言之，大变局下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确定性因素和不稳定性因素增加，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还存在弱项，学者的研究普遍结合国内环境，认为要积极创造条件，做到因势利导，打好化危为机的战略主动仗。

（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的必然应对

未来的国际格局将会加速变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针对中国如何应对大变局提出了中国方案。许多研究者聚焦如何深入分析国际形势变化，科学把握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展开讨论。

1.“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中国选择。许多学者根据国内外形势和供需条件的变化，结合国家战略决策的调整与应对进行了分析。王昌林提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应对东西方相对实力变化的主动调整，这可以进一步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推动世界经济发展[17]。王一鸣分析构建新发展格局，核心是打通循环中的堵点，关键在深化改革以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资源配置[18]。陈宗胜提出中国应当在明确大变局性质和趋势的前提下积极利用机会通过国内外双循环战略应对其可能产生的风险和挑战[19]。

总而言之，学术界研究的“双循环”战略格局是党中央适应高质量发展形势下作出的战略决策，适合中国经济发展实际，推动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双循环”战略拓宽了中国经济成长空间，为中国经济注入了增长动力，契合了我国各经济要素布局回旋空间大的实际，也是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前所未有的机遇。

2.找准角色定位，积极运筹帷幄。中国不可忽略这个“大变局”，应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积极运筹帷幄。学者们通过分析“两个大局”的逻辑关系来助力全面推进对外工作。郝玲玲认为大变局下中国应该要增强综合国力，提升国际竞争力，积极承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责任，处理好中美之间的关系[20]。任羽中指出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对自身突破传统世界格局与秩序的发展道路进行探索，就是对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新世界格局作出的有效尝试和真正贡献[21]。齐卫平等从识变、应变、求变的角度指出变化带来机遇，要在变局中开创未来[22]。左凤荣认为中国准确定位自己一直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为世界的和平发展提供新机遇[23]。解超等提倡通过构建中国特色知识体系来认识、应对、引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4]。保健云从数字治理变革的角度，提供了防范和化解数字风险的中国方案[25]。陈培永等认为面对前所未有的时代之变，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应持谨慎的态度，中国追求和平与发展，但要防止过度乐观而导致对国际严峻形势的误判[26]。张鷟认为中国要理性面对现行全球治理体系，在中美共“进”中实现合作共赢，理性看待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治理机制，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治理机制的创新、改革与完善[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