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超越性”

[摘要]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通过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和资本逻辑的双重批判，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新视域，进而开辟出一条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新道路。透过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视域，中国式现代化之于西方现代化的“超越性”有着理论原则、本质导向、文明形态上的内涵意蕴，同时在这一理论视域的指引下，中国式现代化“超越性”的现实路径仍遵循着唯物史观的基本规律。

[关键词]现代性批判；中国式现代化；超越性；内涵意蕴；现实路径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245（2024）04-0017-06

DOI：10.19499/j.cnki.45-1267/c.2024.04.004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擘画的一幅崭新的现代化图景，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1]通过回溯理论渊源发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超越性”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有着理论上的承接、思想上的回应关系，这不仅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本质要求，也是当今时代状况所决定的，马克思对资本原则的批判在当今仍然在场，仍具有其当代意义。因此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视野出发，我们得以一窥中国式现代化的另一番面貌。

一、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内在逻辑

在西方现代化的开拓过程中，理性主体性是其精神上的动力，资本则构成了其世俗基础的核心，两者彼此联盟、互构，共同推动西方模式下的现代化进程。现代性是现代化的现实表现，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反思与批判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上所诞生的当代学说，“现代性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2]。

西方现代性具有自反性，表现在人类通过理性、科技与工业操纵、控制自然从而享受物质丰饶的满足、主体性张扬快感的同时造成的生态环境的破坏与人的全面异化。在马克思以前也有众多反思西方现代性的学说、思潮，然而真正做到“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是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3]的只有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开启了对西方现代性有原则高度批判的先河。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之所以在当今仍然“在场”，就是由于“当代世界的本质——根据依然从属于现代性”，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也依然被统摄在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问题架构和意义领域中[4]。因此，深入把握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内在机理具有重要意义。

（一）逻辑前提：开启现代性批判的基本视域

之所以说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是“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开启了一个新的理论视域即历史唯物主义。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马克思新世界观萌芽的天才大纲，揭示了马克思哲学与以往一切哲学——形而上学的本质不同，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二元对立，道出问题的关键在于“革命的实践”“人类的感性活动”。在马克思看来，以“物质”为本原和第一性的唯物主义与以“精神”为本原和第一性的唯心主义，虽然外表来看两者间似乎构成在同一水平面上的对立关系，然而就其本质来说，它们乃是同一种东西，原因就在于，它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思辨的形而上学。从“我思”出发的理性形而上学，造成了种种二元对立，并寄希望于思想的不断矫正和更新来克服这种对立与矛盾，然而实际上它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幻觉”：思想构成历史的本质，历史运动的真正动力乃在于一个更好的甚至最好的思想，历史运动乃是理性安排的结果[5]。马克思揭示了这种意识形态独立性外观的虚假性，他指出：“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6]172历史唯物主义要求必须立足于人们的物质生活过程本身去研究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所以，理论的任务应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的原理”[7]，而理论本身的对立与分裂应通过克服“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实现。

作为探索社会存在之历史向度和现实根据的新的理论视域——历史唯物主义的开启，马克思自然而然地将研究对象转向了现代社会以资本为原则的生产方式上，从而在不脱离新的理论视域基础上，进一步对现代社会所造成的现代性状况进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分析。

（二）逻辑展开：切入现代性批判的世俗基础

严格来说，批判理性形而上学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体两面、互相制约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代性本身的二重结构，因为在此种结构中资本与现代形而上学内在关连。在这个意义上，正像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制约着对资本批判的原则高度一样，对资本批判的高度同样制约着对现代形而上学批判的原则高度”[8]。质言之，现代社会中资本与现代形而上学的共谋关系要求马克思在开启新的理论视域时，必须同时开启对以资本为原则的现代生产方式的批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之进入经济学领域一事，决不意味着承诺抑或构造一种作为知性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而始终意味着对它的具有原则高度的批判”[8]。

基于此，我们就不能站在现代形而上学即作为某种经济学角度来看待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性分析，而应该始终将其看作对现代形而上学批判的继续，唯有此，马克思对资本原则的批判才始终是具有原则高度的；同时，也应当把握到正是由于马克思对作为现代世界之基本原理和架构的深入探究与考察，它对现代形而上学的批判才是真正深入“历史的本质性”中去的。

“批判”自康德哲学以来，其含义主要指“澄清前提和划定界限”。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正是通过为资本澄清前提和划定界限，从而揭示以资本为原则的生产方式的秘密。“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9]164这表明资本产生的前提离不开劳动力的商品化，然而这一现象并非劳动的自然形式，它是历史形成的结果，即劳动异化。“资本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0]32可以说，资本打破了人对人的依赖关系，进入了一个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相对独立的阶段，并为个人的全面发展阶段提供强大物质基础保障。然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11]它一方面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而另一方面却无法保存这一文明成果，不得不破坏相对过剩的生产力；一方面打破了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人身依附关系，为个人的相对独立提供条件，另一方面却以占有人的剩余劳动为手段来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人本身被片面化与物化，深陷消费主义漩涡更不得自由。这是由于资本的本性就是追求价值的增殖。然而“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9]723，这意味着资本是其自身发展的内在界限，它不是生产力发展的最终形式。一言以蔽之，资本发展的种种悖论表明，它并非永恒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也并非永恒的政治经济制度，在资本逻辑统摄下的社会发展具有其自身发展不可避免的自反性。

（三）逻辑重心：指向未来建构的现代性批判

揭示以资本为原则的生产方式的前提与界限，破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竖立其上的政治经济制度永恒性的意识形态幻觉，是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领域批判工作的重要成果。这一重要成果进一步证实了马克思所发现的社会发展规律，即“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0]40。这一必然何时到来呢？马克思接着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9]3质言之，每一个社会形态内部都蕴含着它萌芽、发展、灭亡的因素，资本主义社会也不例外，资本本身的自反性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建构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在对以资本为原则的现代社会的批判中逐步建构起自己对未来社会的构想。马克思一方面毫不吝啬地赞扬“资本”所带来的积极作用——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和世界历史的形成，另一方面他也极具慧眼地看到了资本这样一种生产关系所带来的异化问题和颠倒状况等“现代性病症”，而真正要消解悖论、祛除病痛就必须消灭这样一种狭隘的生产关系。剩余价值规律揭示了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就越贫穷以及相对过剩人口的真正秘密，于是资本在不遗余力地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创造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同时，资本的诞生带来了世界历史的形成，这有助于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来达到阶级消灭、国家消亡目的，从而建立起一个“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

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价值诉求，这一价值诉求决不是仅停留于道德伦理的意义上，而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

二、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超越性”的内涵意蕴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直指以资本为原则的西方现代化模式，长久以来，西方现代化一直是作为主流模式加以推广到各国、各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当中。然而实践事实证明，这样一种“推广”应用明显会产生水土不服的不良反应，同时，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也早已指出这样一种以资本为主体的现代文明无法逃脱自身的自反性。基于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超越西方现代化，“超越”不是简单地“跨过”，在哲学上可以理解为“扬弃”，这要求我们既要吸收西方现代化的优秀成果，又要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解决西方现代化悖论困境的路径，直面其问题并将其现实地消解。对比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超越性体现为如下三条。

（一）理论原则：坚持“两个结合”

如前所述，西方现代化的理论根据在本质性上体现为理性形而上学，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态度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面向，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理论的态度”，导致现代化进程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全然不顾各国、各民族自身现代化实践的特殊性和具体性，企图以一般抽象的理论来宰制与剪切现代化实践，其结果必然会遭到现实实践的抵抗与反对。马克思通过对现代性观念根据的批判开启了一个新的理论视域。历史唯物主义强调注重人们现实的物质生产实践，关注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具体实际，而不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或“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6]153，从而超越了西方一贯以“我思”为表征的抽象的主体性理论范式，真正同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相照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将这一“实践的态度”进行了符合中国特色的发展与创造，“两个结合”充分展现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指导思想、行动指南的理论原则，而它恰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所强调的“实践的态度”的具体理论创造。“两个结合”指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要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密切结合，然而，要知道“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非僵死的事实汇集，也不能凭借个人的主观意志加以判断，它们在本质根据上乃是取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即在实践展开过程中表现为本质与实存的统一，表现为必然性的东西。质言之，“结合”的对象，它必须体现出在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过程中所具有的必然性和普遍性特征，如此一来，结合才能够达到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结合之后的理论创造才能正确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新时代背景下，坚持“两个结合”的典范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必须一以贯之的行动指南，领会并贯彻其世界观与方法论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工作全过程的应有之义。要以人民至上为出发点，以自信自立为立足点，保持历史耐心，扎实推进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之总和的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发挥守正创新着力点的作用，坚持以问题导向为着眼点，探索符合中国特点的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运用系统观念统筹解决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问题，实现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二）本质导向：坚持人民至上

西方现代化的本质根据是资本，按马克思话说，资本已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普照的光”，是“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9]707。因此，资本主导下的西方现代化依其最本己的特性它必然是服从于资本增殖的全过程的，而这也正是西方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要求是“人的现代化”，人民至上的理念就是这一根本要求的当代表征。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旗帜鲜明地向世界各国政党宣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导向，他指出：“我们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政党要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顺应人民对文明进步的渴望。”[12]

坚持人民至上，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成果积极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之一就是要解决这一主要矛盾，以新发展理念促成新发展格局，创造新发展空间。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实现经济物质上的高质量发展，还要实现文化文明的繁荣兴盛；不仅要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还要促成人与人之间团结友爱的社会共同体，更要构建人与世界即国家、民族间和平发展的命运共同体，为推动民族的复兴和人类的进步做出新助力、新贡献。坚持人民至上，就是让建设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西方以资本逻辑为导向的现代化，其结果必然会导致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正如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物的世界的增值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6]51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背景下摆脱不了的悖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不是均贫富，而是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以合理的分配制度分好“蛋糕”，既要强调效率又要紧抓公平，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坚持人民至上，就是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力量。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深刻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1]为此，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走到人民群众中去，走到实践的一线去，坚持目标与问题导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倾听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所思所想，集思广益，广纳民智。要充分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为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拓展民主渠道，丰富民主形式；要始终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要鼓励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意识的迸发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实践；要深刻意识到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是全体人民的事业，人民是推进现代化最坚实的根基、最深厚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