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毛泽东阶级划分理论的形成及历史贡献

[摘要]大革命时期是毛泽东阶级划分理论形成的初期阶段。这一时期毛泽东阶级划分理论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与复杂的党内因素：国共合作实现后，国民党内部逐渐分化，“反共”“分共”时有发生；而共产党内部普遍缺乏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认识，无法分清敌友问题。毛泽东在对中国社会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继承与发扬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阶级划分理论，形成了自己在大革命时期的阶级划分理论。在阶级划分标准上，他认为“经济地位”和“革命态度”是两大基本标准；在“阶级结构”上，他将大革命时期的中国社会划分为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五大阶级。毛泽东的阶级划分理论有着突出的历史贡献：它不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与科学指导，还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关键词]大革命时期；毛泽东；阶级划分理论

[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245（2024）04-0023-06

DOI：10.19499/j.cnki.45-1267/c.2024.04.005

[基金项目]202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新疆项目“新疆有形有感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23XJJA850001）。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通过大量实地调查，在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和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阶级划分理论实现了创新性发展，形成了自己在大革命时期的阶级划分理论。近年来，学者们对毛泽东阶级划分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一是陈晴、程美东、萧诗美等学者从毛泽东传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角度，较为宏观的研究毛泽东的整个阶级划分理论，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步骤。二是林庭芳、卢军等学者侧重于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经典文献出发，细致剖析毛泽东的阶级划分理论。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专门从大革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出发，系统研究毛泽东阶级划分理论的学术成果并不多。

笔者在阅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列宁选集》《毛泽东传》等经典文献和《中国农民（广州）》《湘江评论》等报刊史料的基础上，从大革命时期中国的社会背景与党内状况入手，围绕大革命时期毛泽东阶级划分理论形成的过程、内容展开研究，分析这一理论是怎样继承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阶级划分理论的。本文对该理论的历史贡献进行了全面剖析，旨在深入阐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积极推动效应，并揭示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作为科学理论指导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一、大革命时期毛泽东阶级划分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与过程

（一）历史背景

大革命时期是毛泽东阶级划分理论形成的初期阶段。这一时期毛泽东阶级划分理论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与复杂的党内因素。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将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作为中心任务，8月11日在上海成立公开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用来领导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自1922年1月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始，至1923年2月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止，全国发生罢工100余次，人数达30万以上，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1]。1923年2月7日，京汉全路罢工运动遭到反动军阀的血腥暴力镇压，牺牲44人，受伤300多人，即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工人运动转入低潮[2]。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反动势力的腐败和残暴，意识到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单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是不够的，这就在讨论国共合作问题的西湖会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助推了国共两党合作的进程。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决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国共合作实现后，国民党内部逐渐分化为存在严重对立的两派，“反共”“分共”时有发生，1924年8月1日，叶楚伧等部分国民党右派分子筹划召集会议，次日，喻育之等右派分子闯入上海执行部，殴打“跨党党员”邵力子[3]。

在复杂严峻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层后，毛泽东发现党内存在诸多问题：其一，党内部分党员缺乏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认识，无法分清敌友问题。部分党员搞不清国民党是敌还是友，主张工人阶级只能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革命。部分党员搞不清国民党的内部分化问题，对于两派之间严重对立的关系缺乏认识，也认识不到国民党右派的“分共”“反共”的卑鄙行径，从而主张无原则的同国民党合作。其二，党内存在着“左”倾、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存在忽视农民与农民运动力量的问题，缺乏对于如何寻找同盟军与团结力量的认识。其三，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缺乏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意识，消极的让步、妥协，甚至不惜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与严峻的党内形势，毛泽东认识到只有进行阶级的分析与划分，才能更好地纠正党内存在的错误倾向，解决革命过程中所遇到的农民运动、无产阶级领导权等一系列问题，实现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进中国的民主革命进程。这样，毛泽东在多年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开始调查研究中国的社会状况，并最终形成了自己在大革命时期的阶级划分理论。

（二）形成过程

1.大革命时期毛泽东阶级划分理论的孕育。1914年2月至1918年夏，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期，也是他大革命时期阶级划分理论的孕育时期。这一时期毛泽东所形成的思想方法，调查所得的现实材料等，为其阶级划分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在校期间，大部分时间从事学生工作、社会活动，对于知识青年群体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与了解。同时，“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事，察社会之情状”[4]，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重视实际的教风，使得毛泽东求学期间就形成了重视社会实际、实事求是的理念，这也为日后形成的调查研究作风以及对社会各阶级开展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在校期间还进行过多次“游学”，游历了多个城市与乡镇，广泛接触了农民、财主、县长、船工等各种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社会调查，对于社会革命的形势形成了一手的经验与体会，写成大量的调查笔记，为他在大革命时期进行阶级分析、阶级划分提供了大量的现实材料。

2.大革命时期毛泽东阶级划分理论的萌芽和初步形成。从第一次“北京之行”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下简称为《分析》）发表前，是大革命时期毛泽东阶级划分理论的萌芽并初步形成阶段。

第一次“北京之行”期间，毛泽东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毛泽东利用工作之便，阅读各类新出版的书刊，结识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知名学者和有志青年，同时也倾听了李大钊《庶民的胜利》的演说，阅读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开始了解和认识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1936年同斯诺谈话中提到“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5]148。1919年12月18日—1920年4与11日，毛泽东开始第二次“北京之行”。在这期间，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阶级争斗》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进一步认识俄国情况、共产主义等。两次“北京之行”使毛泽东开始认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并初步确立起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根据毛泽东提议，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在1919年7月14日创办《湘江评论》杂志，毛泽东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在负责《湘江评论》杂志时期，毛泽东的思想探索进入高度活跃状态，曾一个多月为《湘江评论》撰写了40篇文章。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了题为《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对贵族资本家和平民的阶级差异进行了分析，并提到贫富阶级、强弱阶级等[6]，透露着阶级划分理论的萌芽。“到了1920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5]147，毛泽东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中正式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并开始注重用唯物史观来分析中国问题。在1921年给蔡和森的信中，提到“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7]349。

毛泽东以拥有土地的数量为划分标准，将中国农民划分为“土财主”“中等农民”“下级的农民”“贫穷的农民”。[7]436-437对中国农民内部的阶级划分，标志着毛泽东开始将阶级划分的注意力逐渐集中到中国社会，反映着大革命时期毛泽东阶级划分理论的开始形成。

3.大革命时期毛泽东阶级划分理论走向成熟并不断发展。1925年12月，毛泽东在《革命》第四期上发表《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1926年2月，《中国农民》第二期全文转载了该文。该文是毛泽东第一次真正的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第一次对中国社会的各阶级进行系统划分。毛泽东在文中提出经济地位、革命态度等阶级划分标准，将中国社会划分为各阶级类型，并对每一阶级的状况进行具体的阐述，初步建构起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随后，毛泽东将《分析》中所使用的阶级划分理论具体应用于中国农村的实际，对中国农民中的各阶级进行探讨。1926年1月1日，毛泽东发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以下简称《分析及态度》）。

1927年，毛泽东在戴述人等的陪同下，对湘潭等五县进行了实地考察，亲眼看到湖南农民运动的实况，加深了对于农民运动的认识，从而形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在考察过程中，对于农村中的各阶级加深了认识，对于各阶级的生活状况、经济地位乃至革命态度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大革命时期的阶级划分理论，推动其阶级划分理论进一步发展。

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阶级划分理论的内容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阶级划分理论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阶级划分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阶级划分理论

1.关于阶级划分标准。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经济基础，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根本方法论考察阶级的形成与划分，认为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阶级的划分就不可避免[8]。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9]31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阶级的划分是从唯物史观出发，坚持将“生产资料支配权和剩余劳动支配权”的经济标准作为阶级划分的核心因素，占有生产资料和雇佣劳动的即为资本家阶级，而没有生产资料不得不出卖劳动的则为工人阶级。马克思提到，法国农村数百万小农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9]566-567。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认为经济因素是阶级划分的基础标准，对阶级划分起着决定性作用，但并没有否定其他因素在阶级划分中的作用，如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

列宁高度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划分理论，提出以“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为核心，“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以及“分配方式”为补充的阶级划分标准。“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在法律上有明文规定）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10]11。

2.关于阶级结构。马克思、恩格斯从宏观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进行分析，从微观角度对法、德等国家的阶级结构进行探讨。例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日益简化为两大阶级，大资本家阶级（资产者阶级、资产阶级）和完全没有财产的阶级（无产者阶级、无产阶级）[11]。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提到，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是构成现代社会骨架的三大阶级[12]。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将德意志民族划分为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9]233。

列宁从其阶级划分标准出发，提出一系列创新性的阶级结构理论。1917年列宁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反驳《新生活报》的第一条理由时，提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半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即列宁较为宏观的阶级结构理论[13]289。列宁在文章的后半部分，将目光集中于俄国的具体实际，提出俄国阶级结构是由“资产阶级和地主，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即小业主，首先是农民”所组成[13]315。后来，列宁进一步聚焦到俄国的农村，在1919年6月《伟大的创举》中将几千万的农民，主要划分为三大类：半无产者（贫苦农民）、中农、富农（农村资产阶级）[10]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