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成逻辑的三维审视

[摘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迈向现代化的漫漫征程中创造的全新文明范式，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阶段性成果，其生成具有严密的逻辑体系。从理论逻辑看，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引，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从历史逻辑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党和人民历经革命、建设与改革的百余年实践淬炼创造的文明结晶；从现实逻辑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应然抉择。从理论、历史、现实三个维度深层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逻辑，是深刻理解其对资本主义文明超越性所在的根本前提。

[关键词]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成逻辑；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

[中图分类号]D61；B0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245（2024）06-0021-07

DOI：10.19499/j.cnki.45-1267/c.2024.06.004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不仅凸显出中华民族在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显著成就，更标志着党和人民在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社会经济形态演变、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的过程中创造出一种全新文明范式。并且，人类文明新形态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相互结合的过程中形成的深厚文化底蕴，也持续丰富和拓展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科学内涵和时代意蕴。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2]24。内生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党和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创造的文明硕果，也是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升华，更是针对当代世界与人类文明向何处去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中国回答。因此，需要分别从理论、历史、现实三个维度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逻辑进行科学审视，从而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优越性进行更深层次的解读与思考。

一、理论之维：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文化源泉

（一）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生奠定坚实的理论根基

在人类文明演进层面，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出发，认为人类文明需要先经历以人的依赖性为主的奴隶制文明和封建制文明，再随着生产力不断提高逐渐进入以物的依赖性为主的资本主义文明。当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社会生产力达到一定程度，人类文明最终会向全体社会成员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文明继续演进。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鲜明地揭示了人类历史演变的规律，正确评价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进步性和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文明内部的尖锐矛盾，明确指出随着资本积累规模逐渐扩大，不参加劳动的资本所有者所拥有的财富越来越多，而饱受资本剥削的劳动者却愈发贫穷，为了满足更高层次的生产力的发展需求，资本主义文明必将被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明所代替和超越。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经济基础，推动实现全体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确保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同享有。

在文明的发展动力层面，唯物史观深刻阐明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四个要素所组成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定着人类文明的演变趋势与演进方向，是推动人类历史和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恩格斯著名的“历史合力论”认为，人类历史是由“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产生出一个合力”所促成的结果[3]。根据恩格斯的理解，广大人民群众作为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创造主体，通过自身有意识的实践活动创造历史，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除此之外，科学技术和阶级斗争也同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促进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史观，矢志不渝地践行群众路线，及时把握人民群众的所急、所思、所想，克服了人心向背的问题[4]。

在文明发展的价值追求层面，不同于奉行资本至上理念的西方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理想和最终指向是解放全人类。随着生产力的逐步发展，人类终将迈入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此时劳动已经不再是人类维持基本生活的手段，而是生活的“第一需要”[5]，是令人享受的过程。在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前提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可以拥有更多自由时间根据兴趣爱好去从事不同职业，成为真正意义上自由独立的人。因此，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以共产主义社会为未来发展方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其价值追求也必定是人民至上，始终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生提供丰厚的文化积淀

就本质而言，浸润于中华文明沃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相互贯通融合的成果，其中源远流长、璀璨辉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产生与形成提供思想精华与文化滋养，赋予其深厚的中国精神内核。

在自然观方面，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中华文明向来秉持“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万物一体”的自然观，这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思想内核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坚持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也都强调人类应尊重自然、善待自然。道家代表人物庄子在《庄子·齐物论》中阐述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最先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6]。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曾言：“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他以怜悯之情对待自然界的生命，提倡人类通过遵循自然规律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平等。佛家主张众生平等的思想，认为自然界其他生命都有其生命价值，应当具有与人类同等的生存权利，因此人类必须善待自然界中的所有生物，努力追求自然界与人的和谐圆满。站在时代前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主动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自然观，愿意携手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挑战，呼吁全世界共同建设有益于全人类的清洁美丽世界。

在价值观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崇亲仁善邻、胸怀天下、协和万邦的观念，既表达了古代读书人最高的政治理想，也与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内在契合性。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始终秉持“化干戈为玉帛”“睦邻友邦”“天下大同”等价值理念，即使在国力最鼎盛的时期也并未依靠武力进行侵略扩张，与大多数西方国家通过军事侵略、殖民掠夺、剥削压迫来掠取巨额财富的行径形成鲜明对比。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秉承了中华民族“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等优秀传统文化，在提升本国综合国力的同时携手世界人民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为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力量的过程中塑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和平底色。

综上所述，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其理论主脉便开始与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互相融通，其思想因子逐渐激活中华文明中内在蕴含的优秀文化基因，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造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世界进程中获得新的思想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在与时俱进的过程中彰显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中华五千年文明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创举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能，也赋予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民族特色和中华标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深厚的思想滋养。并且，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融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也吸收中华民族的哲学理念、民族精神和理论智慧，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推动下不断丰富和发展，使自身的理论内核带有中国特色、学术体系带有中国风格、实践行动带有中国气派，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贴合时代背景的思想指导。

二、历史之维：中国共产党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百余年实践历程

（一）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自近代鸦片战争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殖民掠夺，中华民族展开了一系列救亡图存的英勇抗争，如洋务运动、戊戌维新等。虽然洋务派、维新派的努力先后以失败告终，但是他们的尝试使中国接触到新的文明因素，并吸纳其他文明的精华。真正使各种新的文明因素在中华大地不断积聚并促进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现实中孕育的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使当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在五四运动之前，以救国救民、振兴中华为己任的建党先驱李大钊在对东西方文明的比较反思过程中和强烈民族情感的驱动下，提出了曾给世界文明发展带来深远影响的五千年中华文明怎样“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的问题[7]313。值得注意的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有着深刻认识的李大钊通过十月革命的胜利看到了通往“第三种文明”的曙光。李大钊高度评价已经属于社会主义文明的俄罗斯文明，认为“世界中将来能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盖舍俄罗斯人莫属”[7]332，他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了马克思主义旗帜，为中国现代性选择与建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8]。

伴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阶级矛盾的加剧，旧中国的小农经济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军队进行武装斗争，扫清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阻碍。随着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探索不断深入，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经济纲领、政治纲领和文化纲领，深化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政治、经济、文化三者之间辩证关系的认识，描绘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文明形态。在这一历史时期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在不同阶段采取的土地政策以及在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方面的理论等一系列重要成果，既闪烁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真理光芒，也昭示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用具体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产生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而且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积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创造新的文明形态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思想准备。

（二）人类文明新形态萌芽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难题。与当时中国境况相似的是，十月革命爆发之前的俄国也是封建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并未经历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尝试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苏联采取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将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组织和调动起来，加速推进工业化建设，有效应对了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和经济封锁，创造了惊人的发展速度。苏联仅用了12年时间就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完成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跨时代飞跃[9]。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的惊人成就大大激发了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学习热情。事实证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在抗美援朝战争、巩固新生政权、推动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对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不断深入，党中央及时察觉苏联模式的固有弊端，意识到在立足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逐渐形成“以苏为鉴”的思想，在实践中继续深化建设社会主义文明方面的认识。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在不同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卓越成就。在物质文明方面，面对物质生产资料匮乏的现状，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实施“一五计划”和“三大改造”，既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新文明形态的产生指明了社会主义方向，也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在政治文明方面，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有助于汇聚各方的智慧和共识，有效维护了各个民族的政治权益，推动不同民族之间平等相待、交往融合、和谐相处；在精神文明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在批判和肃清封建旧思想、迷信、旧俗的同时积极推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使文学、艺术和戏曲等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瑰宝得以繁荣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推进，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既拉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序幕，也促进了文明新形态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党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的一系列非凡成就，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提供了政治前提、制度保障和文化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