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主体性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辩证关系论析

[摘要]中华文化的主体性问题产生于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文明危机，并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得以澄明。中华文化主体性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双向互动过程实现了中华文明主体性与现代性的辩证统一。这种辩证关系，体现为“内”与“外”的相对关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性蕴藏在中国共产党再造中华文明的探索历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与实践、“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考量之中；体现为“知”与“行”的良性互动：中华文化主体性决定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以伟大民族精神为精神标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为方向，不断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体现为“守”与“变”的有机统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这一文明形态以“两个结合”为方法论依据，激活了“中华文明基因”，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

[关键词]中华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中图分类号]D61；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245（2024）06-0038-06

DOI：10.19499/j.cnki.45-1267/c.2024.06.007

主体性是指主体之所以作为主体的特性[1]，包括独立性、能动性及改造客体的能力，通常是具体个人所具有的社会属性。当主体性的归属对象转向文化时，其内涵则更加丰富，体现为交往与实践中的文化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2]，其根本前提是“文化……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2]。中华文化主体性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双向互动，实现了中华文明主体性与现代性的辩证统一。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必须明确、巩固和增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回答好“建设什么样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怎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问题。

一、“内”与“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性意蕴

中华文化主体性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互为表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外在形态表征，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意涵规定。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传统文明的现代转型成果。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华文明在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同时不断为其增添现代性意涵。从内外关系的视角切入，可以从领导主体、民族主体及价值主体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性意蕴。

（一）领导主体：中国共产党再造中华文明的探索历程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2]。中华民族能够正确处理复杂的民族与社会矛盾，推动中国人民实现文化觉醒、确立文化自主，最终走向文化自信，从光辉灿烂的中华古代文明、蒙尘暗淡的中华近代文明到走向复兴的中华现代文明，从而确立并巩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归根结底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近代以来，面对国家危难和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肩负起领导中国人民再造中华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如何更好地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不断加深。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入“文明蒙尘”的境地，以李大钊、瞿秋白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开始关注“文明”这一概念并思考如何以“文明救国”。李大钊认识到了“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3]311，必须建立“第三新文明”[3]311以挽救中国。这是对中华文明发展图景的初步设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人民革命，以新文明推翻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旧文明。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文明建设的中心任务转变为建设一个“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4]663的新国家。具体而言，就是要在经济上尽快实现工业化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政治上实现民主化，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在文化上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4]708，一方面扫除旧社会的封建余毒，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扫清障碍，另一方面继承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弘扬社会主义文明新风尚。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不断更新认识，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布局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5]，到“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6]，再到将“建设生态文明”[7]纳入我国发展的新要求，中华文明的发展图景不断丰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了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深化了在社会主义文明建设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的认识，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中国共产党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领导核心。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锚定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正确方向，实现了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有机统一。因此，党的百年奋斗历史也是中华文明的主体性意蕴不断丰富的过程。

（二）民族主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与实践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理念与实践的演进理路，体现了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之主体性认识的不断深化。我国是典型的多民族国家，必须处理好作为客观个体的各民族与作为共同整体的中华民族之间的关系。作为中华传统族群理念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融合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与实践不仅符合我国民族结构的客观情况，而且符合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实际需要。从“华夷之辨”的天下观到“中华民族”的观念跃升，“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2]的中华文化认同感不断加强，中华文化主体性不断巩固。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性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式体现出来，具有深厚的政治、社会和历史条件。回顾中华文明的漫长历史，尽管各朝各代的政治制度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以追求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实现“大一统”为目标。比如，秦汉时期以郡县制增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唐朝创设乡绅制以加强基层治理，元朝设置“行省”以增强中央集权，清朝加强对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的管理。“大一统”成为中华民族政治传统的主旋律，不仅指地理意义上的疆域统一，更是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与巩固。在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尽管国家的政治架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妥善处理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我国政治生活的重要命题。在长期的民主政治实践中，我国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治制度，从而激发了各族人民的发展积极性和主动性，民族关系更加亲密，民族地区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同时，我国的民族向心力不断增强，对中华文化的感知力和认同感大幅提升。“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8]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对中华文化认同感的最高形式。经过波澜壮阔的民族大融合，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及生活习俗在碰撞中互鉴、在交往中融合，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多元性特征。面对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挑战，要进一步推动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使得“谁也离不开谁”[9]105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文化层面更加巩固，从而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主体性更加坚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9]285习近平总书记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同构关系：随着各族人民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程度不断提高，中华民族主体性的文化形式得到确立并不断巩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2]这种双向互动推动新的文化使命实现从出场到在场的跨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成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价值主体：“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本意蕴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真正将“人民群众”视为价值主体。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本理念规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价值内核，彰显了其文明主体。

作为传统文明形态的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王朝统治之下，王权政治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旋律。在春秋战国时期，《荀子·哀公》中就有了“水则载舟，水则覆舟”[10]的思考，说明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人民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自董仲舒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11]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其蕴含的民本理念对中华文明的价值取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许多中华传统经典著作中都有体现。比如，《孟子》中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12]262，认为人心向背决定了政权是否具有合法性，只有赢得百姓的支持，才能赢得天下。《论语》中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2]55认为君主要以德治国，要重视道德教化，人民才会支持，国家才能安定。《孟子》中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2]344，认为治国理政要以民为本，君主治理国家首先要考虑人民的得失。这些论述体现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3]369的民本思想，体现了中华传统的文明主体理念。

在价值层面，资本主义文明遵循资本至上的发展逻辑，一切社会生产“目的就是利润”[14]，忽略了人类作为主体“真实的需要”，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15]。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实现了中华传统民本理念与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的统一，具有“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这个“人民”不是一个抽象的范畴，而是由具体个人组成的最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16]551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原则，更体现了人民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的主体性地位。

二、“知”与“行”：文化主体性规定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

在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为生成基础的“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甚嚣尘上，文化霸权主义企图在全球范围内突破民族界限，消解各国的本民族文化认同，“按照自己的面貌”推广其“文明版本”[17]。文化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力量”“一个社会活力的来源”[16]164。面对复杂的文化形势和文明挑战，必须使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更加明确，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引领作用，扩大中华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影响，以此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确保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正确发展方向。

（一）中华文化主体性以中华民族精神为精神标识

中华民族精神根源于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在近代以来中华文明从蒙尘走向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伟大民族精神的内核不断更新，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进程之中，“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18]不断积淀，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精神重塑。

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者和弘扬者，归根结底是因为其宗旨纲领与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有高度的契合性。《大学》中强调“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12]6，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创新观，正是这种进取精神塑造了中华民族敢于革故鼎新、推陈出新的民族性格。中国共产党历来注重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并以理论创新推动实践创新，凭借这种“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2]的守正创新精神，继承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精神。《周易》中认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19]，即君子应当效法天而自强不息，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中朴素的奋斗观。中国古代神话故事诸如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同样体现了中华民族面对困难时刚毅有为、积极进取的态度。“奋斗”是百余年党史始终不变的主题。不论是革命战争年代面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流血牺牲，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面对经济、外交和军事重重封锁的艰苦创业，“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16]490，伟大奋斗精神在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中历久弥新。“六合同风，九州共贯”[20]，团结统一是中华民族的鲜明个性。中国人民吸取经验教训，形成了“团结统一是福，分裂动荡是祸”[2]的共同信念。马克思将无产阶级革命定义为“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1]411。中国共产党将中华民族的团结传统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关无产阶级政党团结统一的思想相结合，并运用于处理民族、宗教、参政党建设等实际问题，伟大团结精神的内涵日益丰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22]，中华民族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从未中断。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23]63，并将之内化为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实现了伟大梦想精神的升华。

中国共产党对伟大民族精神的传承、创新与弘扬，使中华民族在精神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塑造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精神形式，坚定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思想基础。

（二）中华文化主体性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实现了中华文化主体性与现代性的统一。在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主体性在“本土文化对现代化的自主适应”[24]过程中得到保持。这种自主适应，既要继承发展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又要剔除改造其中的落后部分，同时应积极吸收借鉴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从而破除文化的现代性困境。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决定了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