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党的作风建设重要论述探析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党的作风建设作出了系列重要论述，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从生成逻辑看，包含深刻的实践逻辑、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从理论内涵看，主要涉及系统构成、价值定位、本质问题、“关键少数”四个问题;从实践向度看，重点突出了标本兼治、立破并举、驰而不息的客观要求。

[关键词]党的作风建设重要论述生成逻辑理论内涵实践向度

[中图分类号]D2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245（2022）02-0007-06

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永恒主题，也是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和方法。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历史自觉和主动担当，从党和国家事业政治大局和工作全局出发，立足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就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具有严密的生成逻辑、深刻的理论内涵和鲜明的实践向度。深入把握习近平关于党的作风建设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理论内涵和实践向度，对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习近平关于党的作风建设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

习近平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是他深入思考“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理论成果，是其党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着力破解当前党的作风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弘扬传承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和作风、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风建设理论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自觉生成的。

（一）实践生成逻辑：着力破解党的作风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党的十八大闭幕后，刚担任总书记的习近平就直面党的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坦言，“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1]4。应当说，党的十八大之前，我们党对作风建设一直比较重视，中央多次发文在全党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求真务实之风、艰苦奋斗之风、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加大对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作风突出问题的整顿力度，深入开展专项治理。始终把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作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抓手，以维护群众利益为重点，切实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对于严重违法犯罪、影响恶劣的贪官污吏之流处以极刑，有效发挥了震慑作用。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进步，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始终重视发现、分析和解决重大历史课题，并为之不懈奋斗、奉献和牺牲。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一直紧盯党的作风建设上存在的问题，着力分析问题的根源，致力寻求解决之策。共产党人只有始终以解决问题为己任，敢于啃硬骨头，迎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才能真正彰显共产党人的担当精神。

（二）历史生成逻辑：弘扬传承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和作风

习近平高度重视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弘扬，他指出：“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真理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正确理论，人格力量体现为党的传统作风。”[2]157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我们党形成了十分宝贵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报告中，首次对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出全面总结，“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3]。在三大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还熔铸形成了其他一系列优良传统和作风，如对党忠诚的政治品质、敢于斗争的鲜明政治品格和艰苦奋斗的伟大创业精神，这些也都是我们重要的精神财富。习近平强调：“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都是激励我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的宝贵精神财富。”[4]

习近平还多次提到，全党要深刻吸取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在苏联共产党的早期，列宁坚持反对干部特殊化，以身作则，党的作风总体较好，干部比较廉洁，党群、干群关系比较融洽。后来，苏联共产党开始实行对干部适当照顾的政策并逐渐演变成特殊化的制度，一些官员对上级的指示和政策照本宣科，对群众疾苦麻木不仁，自己却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客观地说，苏共的亡党是内外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但优良作风的丧失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原因。苏共亡党的教训警示我们，一旦马克思主义政党丢掉光荣传统，就会将自身陷于危险的境地。

（三）理论生成逻辑：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作风建设理论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生转化

习近平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不仅是在现实问题的迫切需要、弘扬传统的客观要求等外部因素推动下应运而生的，也是马克思主义作风建设理论的继承发展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道德修养理论的内生转化。

习近平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作风建设理论的继承发展。自无产阶级政党产生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作风问题作了初步阐释。恩格斯是最早使用“作风”一词的人，他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提出要反对赫希伯格、巴枯宁等党内少数人身上存在的“阿谀奉承作风”和“华而不实作风”，这时“作风”主要指的是党员个体存在的问题。十月革命后，列宁多次批评抽象空谈、人浮于事、办事迟缓、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指出官僚主义习气已在苏维埃机关有所泛滥，它对于苏维埃国家和党政机关具有很大危害，是一种新的“脓疮”，此时列宁已把作风问题从个体扩展到群体。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毛泽东、邓小平等党的领导人对作风建设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我党最早提出“党风”概念的同志是毛泽东，1942年他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把作风由党员个人的形象扩展为党组织的整体形象，把作风由一般的工作作风推及思想作风、学风等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著述，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指导思想和思维框架。在此基础上，习近平论述了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本质问题、方法问题等，进一步丰富了党的作风建设理论。

习近平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修养理论对于党的作风建设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它强调崇德尚义，重视德性的修养和人格的提升，提倡人要有高尚道德追求和精神境界。习近平曾指出，诸葛亮、范仲淹、于谦、林则徐等人身上所体现的献身精神、政治抱负、浩然正气、报国情怀等，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要善于汲取以道德修养理论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并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此外，习近平关于党的作风建设重要论述还借鉴吸取了西方政治理论的有益成分，如政治文化理论、政治生态理论等。

二、习近平关于党的作风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内涵

习近平关于党的作风建设重要论述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深化和丰富，从系统构成、价值定位、本质问题、“关键少数”等方面进行了科学阐释和理论总结，使党的作风建设是什么、党的作风建设为什么重要、党的作风建设的本质问题是什么、党的作风建设谁来抓和重点抓谁等理论内涵清晰明了，跃然纸上。

（一）系统构成：剖析党的作风建设的影响要素并揭示其互动机理

伴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系统论成为有较大说服力和影响力的学说，系统观念也演变成为一种重要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习近平在论及深化改革、“十四五”规划、法治建设等工作时强调要坚持系统观念。党的作风建设是一个系统性的“防御工程”，对它的分析当然也要坚持系统观念。习近平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没有局限于党的作风表现的五种主要形态，而是着重从构成要素的角度进行系统分析，涉及思想、权力、方法、纪律、制度、利益、责任因素等。如，在思想因素上，习近平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1]15干部一旦思想上滑坡，就会在人生观、价值观、政绩观等方面出现偏移，导致工作标准的下降、工作作风的松懈。在权力因素上，习近平指出：“有的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贪赃枉法，为自己和小团体谋取私利……”[2]155权力乃天下之公器，少数干部为群众所诟病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公权力的滥用，它主要有四种类型，即公权不用、公权虚用、公权乱用、公权私用。公权不用或虚用主要体现为干部的不担当、不作为，严重的则构成失职渎职，公权乱用或私用同样不足取，它会侵害群众利益和公共利益，造成党群、干群关系的隔阂、对立甚至发生严重冲突。在方法因素上，习近平指出：“要注意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用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方法开展工作，提高群众思想觉悟，让他们心热起来、行动起来。”[5]面对基层的新情况、新问题，一些干部存在“老办法不能用，新办法不会用，软办法不顶用”的情况，少数干部还存在着工作方法简单、粗暴的情况，这些都会激化基层矛盾、恶化干群关系。为群众办实事光有诚心还不够，也要注意方式方法。

对党员干部个体、群体及全党整体而言，上述因素对党的作风建设影响的效果、路径并不完全相同，它们之间还会产生较为复杂的互动作用，具有一定的内在机理。比如，在微观层面，习近平经常从“思想—动机—行为”的角度对个体进行阐释。在中观层面，习近平从“制度—纪律—环境（包括习俗）”的角度对群体进行过剖析。他曾指出习俗对干部的影响，“在市县和基层单位存在的‘四风’问题，有的也与一些不良习俗相关。特别是那张巨大的人情关系网，既有形又无形，把很多干部都网在里面”[6]190。在宏观层面，习近平从“责任—能力—方法”的角度对管党治党问题进行探讨，进一步挖掘隐含其中的行动规律和深层逻辑。

（二）价值定位：党的作风建设关系到党的根基、血脉和力量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党群关系。毛泽东曾把党群关系作过五种比喻，即学生与先生、种子与土地、鱼和水、孺子和牛、主人和公仆的关系，强调群众是共产党人的胜利之本和力量之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仍一如既往地重视巩固和加强党群关系，我党多次开展整党和党内集中教育，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巩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能够得出一个重要结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政治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关键密码和重要传家宝，必须结合新的历史条件长期坚持、全面贯彻、不断深化。同时，也能够发现一个科学规律：只有充分发挥密切联系群众这一最大优势，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我们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提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做人民忠诚的勤务员”等观点，深刻回答了我们党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重要问题。面对部分干部的不担当、不作为和调研中的“走马观花”、巨额的“三公经费”、“会所中的歪风”等群众深恶痛绝的突出问题，习近平强调，“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1]366。

党的作风建设关系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甚至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当前，世界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深度衰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俄乌军事冲突牵动各方，国际形势纷繁复杂，中国正面临着“压力测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继承和发扬“三大优良作风”，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主动接受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积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坚决同一切消极腐败的现象作斗争，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如果我们党在作风建设上失守，就可能重蹈苏共的覆辙，有亡党灭国的危险。

（三）本质问题：作风问题根本上是党性问题，这是改进作风的一个重要着眼点

党性是党员立身修德的根本和干事创业的基本遵循，先进的、纯洁的党性总能给人以温暖和力量。毛泽东对党员的党性问题非常重视，在党的七大召开期间，他为与会代表挥毫题写了“提高党性”的赠词，要求全党同志加强党性锻炼，提高党性修养，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除毛泽东外，当时党内的其他领导人也非常注重研究党性、讲述党性，刘少奇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周恩来写了《我的修养要则》等。这些著述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又为共产党人加强党性锻炼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