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扶贫：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的新重点

[摘要]目前，我国已顺利打赢脱贫攻坚战，绝对贫困全面消除，进入全面小康时代，即解决相对贫困的时代。在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的新重点之一是精神扶贫。当下，我国精神贫困的困境主要表现在：脱贫意志薄弱，信心不足;脱贫主体角色模糊，主人翁意识缺乏;脱贫致富主动性较差，“等靠要”思想严重等。因此，需要通过推动扶志与扶智相结合，提升脱贫致富信心和底气;实施科学文化教育，提高自我认知和主体意识;开展脱贫致富技能培训，增强脱贫致富本领。因此，联系具体实际，解决精神扶贫的现有难题，走好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之路，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关键词]精神扶贫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

[中图分类号]F32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245（2022）02-0032-06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奋力拼搏，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并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中指出：“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1]这是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做出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在这一扶贫进程中，不仅涉及经济生活领域的物质难题，也关涉思想文化层面的精神困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提出：“注重扶志扶智，引导贫困群众克服‘等靠要’思想，逐步消除精神贫困。”[2]随着绝对性物质贫困问题的解决，精神贫困变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又一障碍，成为贫困治理的一大难题，在后脱贫时代仍将继续存在。如何解决精神贫困的问题，精准扶贫的基本方略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阐述了“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解决绝对性贫困的重大问题，还着重涉及“精神扶贫”的论断。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大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3]实施志智双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精神贫困的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要坚持扶贫同扶智、扶志相结合，注重激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在活力，注重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4]。这表明，解决精神贫困问题成为新时代推进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课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点推进和关注的问题。鉴于此，本文尝试对这一重要理论问题作浅要研究。

一、精神贫困的基本内涵

“‘精神’是相对于‘物质’而言的意识的范畴，主要包括情感、意志、思维等方面，也包括人的一般心理活动等无意识的方面。”[5]“精神贫困”是一个复杂多义的概念，关于精神贫困的内涵，学界对此众说纷纭：从精神贫困的外在表现看，余德华提出，“精神贫困是因种种发展障碍和制约因素造成的，某一社会群体或个人在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知识水平、价值观念、价值取向和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落后于社会主要物质生产方式，以致影响物质生活资料获取和精神生活需求满足的生存状态，是一个主要反映人的追求、信念的价值理性范畴”[6]。这一观点阐明了精神贫困的维度，与物质生产方式有密切的关系，是思想道德层面落后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进而影响生活水准的一种状态，与人的价值追求有一定的关联。麻朝晖认为，“精神贫困是指人的理想、道德、信仰、价值观、风尚、习惯等精神状态、价值取向、生活观念不能满足现实生活需要，落后于社会主要物质生产方式的状态，是一个意旨人的追求、信念的价值理性范畴”[7]。价值判断与生活观念的变化影响价值选择、生活方式、生活水平的变化。从精神贫困的内在意蕴看，张志胜将精神贫困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思想观念保守、脱贫志气不足和人生目标模糊”[8]。这三个方面严重束缚自身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变化。杭承政等人认为，“精神贫困是指贫困人口志向缺乏、信念消极和行为决策不理性，从而影响其脱贫的行为现象”[9]。志向缺失、意志不坚定也充分表现出精神上的懈怠，产生精神贫困。

当然，以上只是部分学者对于精神贫困的定义浅谈，也没有给出明确的定论，精神贫困的内涵尚存在讨论的空间。当下关于精神贫困的定义散见于从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情绪情感等方面阐述概念。其实，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指出：“通过私有财产及其富有和贫困——或物质的和精神的富有和贫困——的运动，正在生成的社会发现这种形成所需的全部材料。”[10]158-159马克思这里所提到的“精神的富有”与本文所指的“精神富裕”在词义上是基本相同的，可视为关于精神富裕的最早提法。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等人逐步开始探讨精神富有或精神贫困相关的话题，指出了其表现形式及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可见，关于精神贫困问题的探讨由来已久，已成为反贫困实践热议的内容。笔者认为，精神贫困是指一定的群体精神生活水平整体地落后于社会总的精神发展需要和物质生产方式，具有多变性和相对独立性的特征，需要对贫困主体的思想观念、文化素质、精神动力进行一定的教育培训，引导其转变观念，增强内生动力，树立勤奋致富、脱贫光荣的思想理念。最后，通过一定时期的贫困治理，走好贫困治理工作的“最后一公里”，推动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二、后脱贫时代精神贫困的主要表现

随着脱贫攻坚战取得胜利，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后脱贫道路上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逐渐显现，部分贫困群众自我造血能力不足，精神贫困面临现实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脱贫意志薄弱，信心不足

理想信念犹如指引人生发展的“灯塔”，正确的理想信念犹如指路明灯帮助人们实现更有价值的人生，而理想信念缺失就会使人迷失方向，甚至一蹶不振。在扶贫过程中，理想信念不坚定的人外在地表现为意志力薄弱。部分贫困群众信心不足、信念消极，缺乏理性思考和长远打算，这些是阻碍走出贫困、走向富裕的绊脚石。重点表现为有脱贫愿望却缺乏自主的精神，意志力薄弱，如“有些农村群众在精神观念上很贫困，突出表现就是缺乏改变现状的意志和勇气”[11]。没有信心打破生活贫苦的局面，当然也由于居住地理位置相对封闭的客观原因，人口流动不频繁，信息沟通较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教育质量相对较低，思维受困，主观上“听天由命”的思想浮现，“懒”与“穷”滋生，坐等上级救济，主动脱贫意愿不高。从另一个角度说，由于个人能力和知识储备的不同，部分贫困群众进取拼搏意识不足，行为懒散懈怠，缺少个人未来规划，总想在狭小的交际圈内过安稳的生活，信念消极，不主动争取健康美好的生活，失去理想和斗志，也会滋生信心不足。如果简单地把以上这些人纳入低保兜底扶贫范围，很可能陷入所谓的“福利依赖”，没有追求生活水平的目标，最终财政难以为继，社会失去发展活力和内生动力。

贫困主体自我获得感低，志气消沉、信心不足成为制约精准扶贫的障碍。精神贫困群众志气越消沉，越容易陷入自我否定的状态，反之，奋斗志气高涨，不断自我鼓舞，自我获得感和认可度就会提高。曾经一段时期内，由于长期受低水平、低效率经济生产方式的影响，部分贫困群众对新生事物有着本能的恐惧和抗拒，参与积极性不高，价值观念保守，行为方式僵化，对政府的扶贫举措存有疑惑，不敢或不愿尝试，个别存在“争当穷”“习惯穷”“你不帮，我不动”的现象。把成为贫困户当作“荣耀”和“待遇”，以得到贫困户指标为荣，希望搭乘扶贫政策的“便车”。在消沉的心态下，“言必称贫，处处说贫”[12]，固守“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观念，没有通过劳动获得回报的志气和勇气，加之没有一技之长，在生活中处处受到排挤，自我获得感逐渐丧失。这些表现的原因之一就是一些贫困人口想让扶持政策永久持续，一旦失去政策的扶持供给极易返贫。

（二）脱贫主体角色模糊，主人翁意识缺乏

纵观贫困治理进程，部分贫困群众游离于精神懈怠的边缘，不能准确判断因精神落后造成的压力感，认识不到在脱贫过程中自身的重要性和主体的决定性作用，在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心理状态等方面处于困顿之中，陷入日常循规蹈矩的生活模式难以作出实质性的改变。一些相关调研显示，部分处于传统封闭的村落，“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安逸”生活使得他们在家族或一定的生活圈子中拥有“优越感”，寻求到自我满足和自我安慰，一时间难以进行思想的大解放。另一个角度来说，对贫困群众的思想教化也是摆脱精神贫困的关键部分。单纯的“给钱给物”虽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贫困户的燃眉之急，但是要想实现自力更生，还是要靠精神的扶持。精神贫瘠在短期内很难有实质性的变化，“只顾眼前、不顾长远”的片面看法影响了整体扶贫的实质性进展。事实上，由于种种因素，短时间内改变他们的思想也有很大的难度，不管地方扶贫干部还是贫困户对此都有一定的畏难情绪，这是扶贫脱贫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也是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亟须解决的问题。

主体角色明晰表现为主人翁意识的确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淡薄是主人翁意识缺乏的外在表现。一方面，从区域的分布来看，一些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受到交通闭塞影响，在村落内部形成的“小富即安”心理，产生了贫困怪圈，父辈们已经制造出一种依托亲友和邻里为主的“生活富足”场景，这种所谓的“高等级”的生活模式无形地在家族中创造出一种“一切已被安排”的景象。作为长辈，会将世世代代所形成的贫困生活经验传递给下一代，下一代人所接受的贫困思维又会阻碍他们摆脱贫困的进程。如此循环往复，贫困文化严重影响贫困家庭的发展轨迹，使其深陷世代贫困的恶性循环。部分贫困农民群众长期从事甚为熟知的农业生产，排斥新改变与新信息，对未来进步发展漠不关心。久而久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品格因不被重视而自然迷失。另一方面，在扶贫过程中，一些贫困群众对于扶贫的项目接触很少，从项目的前期宣传到后期的实施执行基本没有参与，“贫困群众通常被认为是自由散漫、封闭保守、小农意识浓厚、缺少决策能力”[13]。一些贫困群众成为被动接受的对象，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意识不强。

（三）脱贫致富主动性较差，“等靠要”思想严重

自我能动性缺失和贫困的亚文化状态是制约贫困者思维的两大障碍。一方面，由于贫困群众的文化水平和经济收入较低，属于社会的边缘性群体，缺乏自我能动性和脱贫积极性。如在生活中他们时常怀疑自身的能力，认为即便努力也得不到应有的认同和支持，个性得不到释放，自觉性在脱贫帮扶中影响微弱。这种主动性缺位的现象通过历史传承世代延续，衍生出贫困人口“主体失语”“等靠要”等现象。另一方面，贫困亚文化是阻碍区域经济发展的传统文化形态，会对农民产生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影响。贫困群众所形成的安于现状和追求稳定的心态，影响着贫困农民的主动性，成为贫困地区经济进步的制约因素。部分贫困群众独特的人格特性与思维方式，增进了集体互动，但也容易产生如自负自卑、对机会把握不足、对市场信息捕捉能力不充分等劣势。在此环境下形成的“圈子文化”，会阻碍他们向身边的优秀典型和致富能手学习，失去提升自我的机会。在相关措施的积极宣传和引导之下，部分贫困群众在脱贫过程中的选择缺乏深入的思考和长远的谋划，造成在承担责任时主体性缺场，贫困群众针对自身贫困的自我觉察和自我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脱贫过程中的自主性。

精神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应对贫困的消极思想，在脱贫攻坚工作中，部分贫困群众存在“等靠要”思想，把对贫困生活状况的改善寄希望于政府，认为脱贫与自身无关，是干部和政府的事，要求政府的帮扶和社会的救助要全方位，指望着政府的救济和扶持，导致一些扶贫干部在脱贫攻坚中唱“独角戏”。例如，有的争当贫困户，争吃“低保”饭;有的嫌弃补助数额给的少;有的不愿通过辛勤劳动改善自己的生活;还有人认为，贫穷是命中注定的，努力也无法改变。个别贫困群众享受扶贫政策带来的好处，依赖心理作祟，不愿意尝试和接受新的事物，依赖外力将自己拖出贫困的深渊，甚至还有人甘愿过着“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穷苦清贫生活，对不断变化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发展反应缓慢。

三、后脱贫时代精神扶贫的路径选择

精神贫困的基本内涵和现实困境充分反映了精神扶贫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必须要在理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的成长环境状况基础上，坚持问题意识，把解决思维困境作为实施精神扶贫最重要和最关键的任务，让贫困群众摆脱思想上的束缚和障碍，实现自由且全面的发展，如马克思所提到的：“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0]538很显然，精神贫困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创造更好的物质生活，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都富有才能实现自我全面的发展;反之，思想上的停滞不前则使生活陷入困境。因此，对待精神上的贫困，需要提出合理有效的对策和明确实践路径，全力推动扶志与扶智相结合，提升脱贫致富信心和底气;实施科学文化教育，提高自我认知和主体意识;开展脱贫致富技能培训，增强脱贫致富本领，做到精准施策、综合治理，奋力解决精神贫困问题。